你還記得動植物公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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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城市化的香港,到哪裏能看見動物?被花園道、羅便臣道、己連拿利街及上亞厘畢道環繞着的香港動植物公園,現時共飼養了約250隻雀鳥、73頭哺乳類動物和20頭爬行類動物。

2014年,康文署研究公園優化計劃並展開諮詢,這兩年間,動物團體和獨立人士提交不少報告,卻未見下文。這所城市中心的動物園,你還記得嗎?公園內的動物,是否只等我們到來偶然一顧?

攝影︰李澤彤﹑林振東

動植物公園是殖民者的管治技巧,它的存在是為了滿足城市人的獵奇心態,但人們對被困養的動物只是偶然一顧,令牠們變成了被凝視的他者。

1970年代增建動物園

有關香港動植物公園的歷史,可追溯至19世紀。在1841至1842年期間,公園位於香港總督府官邸,屬港督的私人花園,亦有「兵頭花園」之稱。至1864 年第一期公園才開放給公眾使用,及至1871年,公園全面開放。當時公園主要用作植物研究工作,蒐集各種對香港有經濟價值的植物品種。

公園建於山上,佈局可分上、中、下三層。中層有大噴水池,飼養雀鳥及建有果園。1876年,公園首次增添少量雀鳥及哺乳類動物;至1974至1983年期間,公園增建7個獸籠,用來飼養小熊貓、紅頰黑猿、金毛獅猴、豪豬和樹尾猴等。後來又把增設的大型鳥籠改建為哺乳類三合一籠舍。1975年,公園正式改名為「香港動植物公園」(Hong Kong Zoological & Botanical Gardens),並於1980年代中成為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會員。

1970年代的動植物公園,是不少學生參觀和遊樂的去處。從舊照片可見,當年紅鸛的鳥籠並沒有封頂,陽光可直接照射到籠內。

殖民政府管治技巧

歷史學家丁新豹在其著作《香港歷史散步》中,提到香港動植物公園時寫到:「作為一個殖民地政府,為『宣揚政績、維護國家尊嚴』而興建公園,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大講師陳嘉銘亦指,動物園是一種從上而下的管治力量。「1960、1970年代是香港社會的轉捩點,尤其在六七暴動後,殖民地政府做了很多事以增加香港人的歸屬感。大至公屋計劃、9年免費教育,小如青年節、新潮舞會,以至動物園,都是管治殖民地的技巧。」

不少文本亦指出,動植物公園的概念猶如城市綠洲,讓市民能有休憩空間,以及教育市民了解大自然。「開放給公眾和免費入場也是關鍵。既然大自然已在城市中心,你就不用特地跑去別的地方。於是令人更甘願留在這個地方,安穩規律地住在城市中,配合資本主義的發展繼續生活、上班。」

動物園曾是英國人管治殖民地的政治技巧,但現在這城市還需要動物園嗎?

「現時香港的社會氣氛,即使動物園再增加動物或娛樂性,市民亦未必受落。很矛盾……如果連動物園都沒有了,香港人距離動物就更遠,更難思考動物這回事;但另一邊廂,動物園卻又把圈養動物合理化。」

餵飼需要心思

到訪時剛巧是餵飼動物時段,每個獸籠中都擱着數個膠盤,飼養員提着一桶食物,逐一放進盤內。

曾到印尼野生動物救援中心當義工的Laurence搖頭說,他在印尼照顧猩猩時,要花很多時間和心思餵飼,一個早上就要花4小時分4次餵飼,下午亦然。餵飼時要將水果掛在籠頂外,猩猩需要爬上籠頂,倒掛身體用嘴啜食;他有時將瓜子放在芭蕉樹莖的小洞內,猩猩要想辦法把瓜子挑出來——隨便一說,Laurence已道出多種餵飼小技巧。

「動物在野外,本要花很長時間覓食,也不容易找到食物,略施小技的餵飼方式,可模仿猩猩在野外覓食的情況,讓牠們有事可做。芭蕉葉很好用,只要掉幾塊給猩猩,牠們會將葉撕成幼條,左疊右疊來編織,能玩上數小時。芭蕉葉又不是難找的東西,為什麼動物園不為牠們準備呢?而公園內有很多落葉,掃成一堆加點泥土鋪在籠底,動物走路時就不易令腳跟結繭。」

那麼,他贊成動物園繼續營運嗎?「站在道德層面,最理想的當然是圈養動物行業消失,但現實難以達到,那倒不如認真改善動物福利,至少不要再買動物或野生捕獵。要是繁殖動物,也應先有周詳計劃,例如有否足夠人手照顧,會否和外國動物園作交換。不過,現時我看不到康文署有這樣的計劃,只是先繁殖了再算。」

2011年在公園出生的瀕危婆羅洲猩猩「雲雲」和「華華」,由於年紀尚輕,表現較為活躍。

紅鸛又名紅鶴,Laurence指籠中的兩缸紅色池水或加入了色素,目的是讓紅鸛的粉紅色羽毛更艷麗。

藍色的膠架是紅頰黑猿的玩具,牠們會當它是鞦韆,爬到架上盪來盪去。

立法保障動物心理健康

動物園在可見的將來,似乎仍會繼續營運,關注動物的團體惟有不斷敦促公園盡快改善圈養動物的環境。上月立法會進行了首次「有關動物福利及殘酷對待動物事宜小組委員會 」會議,動物團體「行為增長聯盟」指,正與康文署合作提升飼養婆羅洲猩猩的方法。該團體在會議上提出香港動植物公園內的動物,應享有以下5項達國際標準的動物福利:

• 免於飢渴的自由
• 免於生理不適的自由
• 免於痛苦、傷害及疾病的自由
• 表現正常行為模式的自由
• 免於恐懼和壓力的自由

香港動物園內的動物不愁吃喝,生病也得到治療,但從動物的行為中,卻令人感受到牠們相當苦悶。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Amanda S. Whitfort指,香港現行的保護動物法例,完全忽視了圈養動物的心理健康,法例亦無規管動物園如何飼養動物。她指,香港的動物法在1970年代制定,相比歐美、澳洲和台灣都要落後,當地的動物園均須關顧動物的心理和情緒健康。

「香港法例只關注動物有否被虐待,但牠們的生活是否過得好,卻完全沒有理會。國際間的動物福利科學研究能提供客觀證據,證明各物種有不同需要。但香港的動物法從無正視這些科研成果。如果要令香港動物園及水族館內的動物得到合理生活,香港動物法則極需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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