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喺香港講廣東話.五】李婉薇:可否把粵語還給文學?

撰文:趙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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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的歐文傑與新加坡的英培安兩個故事,可見一個地方的政策對該地語言環境的影響,而這些影響也表現於創作者的思考與作品。而身處學院長期從事粵語相關研究的學者,對香港的粵語現況又有何看法?
《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原本是文學研究學者李婉薇的博士論文,於2011年在香港出版,並在去年再版。她沒料到一本學術著作竟然如此受讀者歡迎,原來這幾年確有不少讀者關心粵語乃至粵語書寫的問題。
攝:高仲明
(此為「喺香港講廣東話」系列之五)

她是在北京大學完成這篇博士論文的。當年離港讀書,是因為香港令她感到孤單。她熱愛文學,大學畢業後到報社任職編輯,深夜乘公司接駁車到銅鑼灣再步行至車站乘車回家,經過仍在營業的報檔,一看,只見全是色情雜誌——她理解的,這是深夜了,但白天的報檔,也沒有她很渴望閱讀的深度文學、文化專題刊物。一方面,香港的文化狀況令她感到孤單,另一方面,她確是很喜歡北大中文系一班從事文學研究的教授的學術傳統。她決定到北京作學術研究。

學系裏,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他們的母語,是難以用漢字書寫,書寫傳統也較為薄弱的方言,同學都很好奇她為什麼能夠非常自如地「我手寫我口」——為什麼粵語可以寫下來?她倒是奇怪其他同學的方言為什麼無法書寫?書寫粵語,對香港人來說是習以為常的一件事,幾乎與生俱來就做得到。她第一次覺得,這是一件特別的事,到底粵語為何能夠書寫?而粵語書寫的源頭又在哪裏?

千里迢迢赴京求學,最後論文題目卻是研究粵語,她常常想起離她千里遠的香港。

翻查歷史文獻,她梳理出粵語書寫的源頭是明末的流行讀物「木魚書」,這是廣東一種說唱文藝的風俗,木魚書刊載的多是南音、龍舟等民間說唱;而來到清末民初,粵語書寫則是隨着印刷刊物的盛行,成為革命黨人迅速傳播革命思想的工具,同時,時人為傳播文化思想而提倡母語教學,如康有為的學生陳子褒就把粵語寫入教科書。這個時期留下了不少粵語書寫的作品,如胡適在1935年從廣西北返的船上寫了一首粵語詩《黃花崗》:「黃花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咪話火把唔夠猛,睇佢嚇倒大將軍。」而戴望舒也曾在日治時期於香港寫下「廣東俗語圖解」,引經據典梳理廣東俗語的來源和意義。

她漸漸明白我們現在看似理所當然地以粵語我手寫我口,其實是和粵語書寫及印刷出版的傳統關係密切;同時,粵語書面化的過程為何會被知識份子重視,這又與政治發展——思想傳播的關係非常密切。近年,粵語多次因為不同政治文化議題而受到大眾關注,不少與粵語有關的書籍大賣,全民討論粵語的同時,也有不少人渴望深入了解粵語,就連她的《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她認為是一本又厚又嚴肅的作品都賣至再版,令她始料不及。只是,她以粵語研究者的身份,非常希望粵語書寫可以去政治化。「政治化有時候是我想走出來的,即是會不會有更多藝術本位的思考呢?不是說政治要你諗你就諗,政治唔諗就唔諗,可否把粵語還給文學?」「(粵語書寫)很多不同的發展也似乎跟政治很有關係,會不會和政治結合得太緊,反而發展空間小了、純藝術的考量沒有了?」

(粵語書寫)很多不同的發展也似乎跟政治很有關係,會不會和政治結合得太緊,反而發展空間小了、純藝術的考量沒有了?
李婉薇

她研究文學,最關心的始終是一個時代能否創造出「文學遺產」,即創造出可以一再被讀、經得起分析,或在藝術上有創新成就的作品。

「學者和民眾要有一個距離,這個距離是要恰當的,某程度象牙塔是需要的,但只在象牙塔又不行,但不可以很民粹地大家喜歡這些我就去研究,而忽視了它的學術價值。」「我覺得很幸福的是這本書好像和香港人經過了很多風風雨雨,它在2011年出版後,有好幾波大眾關心粵語的浪潮,而這本書也在其中,這對一個學者來說是很幸運的,不是每一個學術問題都會得到群眾的呼應,他可以是很寂寞地自己做研究而很少人關心、跟群眾的生活沒有關係——其實他也想自己的研究裨益社會,幫助大學思考我們這個地方的文化。」

當初,她因為在香港喜歡文學所帶來的孤單感而離開香港,來到異地,卻用了最多精力去探索、去思考與香港密切相關的問題,回頭反思,她覺得自己好像通過研究粵語來慢慢修補她與香港的關係,令她思考香港的獨特性,更細緻地明白香港的特殊語境。她開始問,自己到底可以為香港做什麼?自己可以為香港或香港人留下什麼?

她慢慢走在人聲喧鬧的街道,一直走到大學校園,回到寧靜的辦公室,在茫茫書海裏,繼續尋找被研究者遺留的粵語書寫資料,認真研究。

上文節錄自第101期《香港01》周報(2018年3月5日)《喺香港講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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