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賢佛院被逼遷 住持去年燒手抗議 今每日中聯辦前念經苦修

撰文:陳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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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6月開始,如果經過中聯辦門口,你會看見一名中年漢頂着烈日靜心念經,念的是《不動佛心咒》。中年漢背後,竟放着自製觀音牌位、國軍先烈牌位,以及指控西貢區議會逼遷佛院的橫額,掛在中聯辦門口外的鐵馬上。一頭霧水吧?
這個人叫劉建國,是普賢佛院的負責人。去年6月,地政處收回寶琳南路的舊調景嶺警署,而普賢佛院一直租用舊警署,於是他不惜燒手抗議。一年過去,劉建國左手臂的燒傷大致痊癒,但仍要穿著壓力衣保護。現在,他將佛門清靜地搬到中聯辦門口,風雨不改。

普賢佛院供奉了當年在調景嶺身故的國軍。(曾梓洋攝)

中聯辦門外的佛院

有60年歷史,位於調景嶺的普賢佛院,曾見證國軍遺族在港歷史,也是香港首間開山建廟的藏傳佛教寺院,它分別在1996年和2015年遭遇逼遷。最近一次搬遷,是因為佛院承租的舊調景嶺警署,最終成為西貢區議會的社區重點工程「風物資料館」選址,用以展示將軍澳的歷史與發展變遷。

於是活生生的歷史見證,唯有跑到中聯辦門口。

炎熱的下午,劉建國沒有像一般人一樣,跑到商場避暑,而是繼續苦修。期間兩位警察到場,走過來向他查詢幾句後,便遠遠站在一旁看著。雖然位於舊警署的佛院被地政處關閉多時,他卻一手一腳,將「佛院」搬遷到中聯辦門口。而在此之前,他也曾到過政府總部、旺角菜街、在七一遊行現身,或許你也曾經見過他。

他說,要不是今天有記者採訪,他會坐在門口念經。「陽光太毒熱了,不怕嗎?」記者問。

「這是佛院被收回後,我的苦修方式之一。」劉建國說。

中聯辦多次被指統籌建制派選舉部署,指揮社團配票。(資料圖片)

舊調景嶺最後的見證:供奉國軍遺族亡魂

自從1996年政府清拆舊調景嶺寮屋村後,昔日被流放到調景嶺的國軍遺族,在幾十年間興衰交替,最後因為拆村而走出去,融入香港社會;當年團結一致,胼手胝足開拓調景嶺的景象,已成歷史。

而普賢佛院,是舊調景嶺村的最後見證。

「普賢佛院既是香港為數不多的藏傳佛教寺院,更供奉當年在調景嶺身故的國軍遺族。」宗教意義加上民族先烈,劉建國希望中聯辦正視這段歷史。「當然我明白國共政府立場相左,但是作為一個國家政府,她有責任了解這段香港的獨特歷史,協助保留佛院,不負當年犧牲性命,保護國家民族的先烈。」

他一邊與記者交流的同時,不少中聯辦職員進出,對那些牌位與橫額見怪不怪。

當日不少中聯辦職員與途人行過,但無人願意留步了解。(曾梓洋攝)

國軍遺族曾經的精神寄託

調景嶺普賢佛院於1956年建立,來自蒙古,曾跟隨章嘉活佛學法的吐登利嘛上師,有感國軍被港英政府流放到荒涼的調景嶺,生活不便,便率領弟子進去協助。

吐登利嘛上師原也是受局勢影響,南下香港的藏傳佛教高僧,他曾經在北京、河南、廣州等地修行,抗日戰爭爆發,輾轉來到香港。由於是藏傳佛教,普賢佛院沒有供奉佛像,而是讓信眾參拜30多幅,吐登利嘛上師從北京雍和宮帶出的唐卡,繪有不同佛教神像。

劉建國說,佛院供奉的是綠度母,藏傳佛教中觀音的其中一個化身。而佛院當年每逢觀音誕、佛祖誕,必定大開筵席,讓居民吃上一頓好的,即使後來佛院資金緊絀,上師及其弟子亦會四出籌措。

僅有的「同伴」來自兩個監視著劉建國的警察。(曾梓洋攝)

國軍二代的成長史:調景嶺是故鄉

劉建國是國軍第二代,1958年出生,他記得父親是來自山東濟南的國軍,「共產黨入城前夜,我父親從軍旅偷走,回到濟南家中找祖母道別,祖母邊流著淚,邊著他趕緊離開。」

與家人一別就是一生,這是所有調景嶺國軍的寫照。「調景嶺許多國軍為避禍而隱姓埋名,也無親無故,他們死後,由佛院代為供奉靈位。」

劉建國的母親是藏傳佛教信徒,他兩歲左右便皈依上師,成長年代在佛院幫忙點燈、上香。「當時大人要外出工作,最近的地點已經是九龍城,早出晚歸,所以普賢佛院也權當作社區托兒所,由吐登上師的弟子照顧。」

他說,當年除了普賢佛院,也有不少基督教與天主教團體贈衣施藥,它們都是建設調景嶺社區的一大助力,居民互助,下一代亦承傳這份情懷。「國軍被遺棄到調景嶺,自生自滅,直到第二代,我們之間仍有聯繫,調景嶺是我的故鄉。」

曾沈迷酒色財氣   母親:「你是時候回來了」

去年佛院被收回,劉建國燒手抗議,至今仍要穿著壓力衣。(曾梓洋攝)

劉建國雖然年少時出入佛院,長大後卻不完全受宗教薰陶。他中三因家貧被逼輟學後,打過不少工,以後更成為一個酒色財氣無一不歡的商人,行走中港兩地做生意。「直到1996年,政府清拆舊調景嶺寮屋區,母親跟我說:你是時候回來了。」

家園消失,任何人都不願意見到,他與家人擋不住收地的政府人員和警察,20年前的他選擇從屋頂跳下抗議,誤傷一名警員。「20年後,我不希望重蹈傷害別人的覆轍,選擇自焚手臂抗議。」而就在拆村以後,他留守佛院,藏傳佛教成為他的精神寄托。

1995年,城規會批准佛院在舊警署重建,劉建國說:「拆村後,我放棄了政府提出搬到市區公屋的安置,留在佛院生活。同時着手準備資金,註冊成慈善團體,符合政府批准將舊警署改建成佛院的條件。」

豈料到了1997年3月,地政總署卻發信通知他,駁回重建申請,理由是佛院為新成立的團體,不具備財力應付重建工程,於是,劉建國在同年4月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

去到11月,公署回覆指投訴部份成立,地政總署遂與普賢佛院以短期租約形式租用舊警署,定期續租,這個安排卻埋下去年普賢佛院被逼遷的伏筆。

已被收回的普賢佛院舊址掛滿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2013年政府推出社區重點項目工程,撥款一億予各區區議會,擬定發展項目;西貢區議會相中舊警署,將其活化作「風物資料館」,「區議會方面第一次聯絡我的時候,就聲言協助佛院另外覓地重建。不過區議會沒有直接批出土地的權力,我怕再次被騙,於是提交一份方案,讓佛院與資料館共同使用舊警署,又被區議會拒絕。」

20年前後的因果,促使劉建國堅守佛院,絕不遷出。政府不予續租後,佛院終被地政總署收回。

「是不是我們都必然變成消失的歷史?」劉建國詰問。

現時他靠綜援維生,自言下半生不做其他事,「只為普賢佛院討回公道。」他也坦言,自去年起被逼遷,他只有一個人抗爭,外界不了解佛院的歷史,「我聽過不少意見,說佛院只承租政府土地,不獲續租就應該主動遷出;又有朋友勸我不要太固執,我亦一度自問,是否我真的應該放下?」

「但我更想問自己的是,為什麼調景嶺人如此多災多難?從大陸到香港,從離鄉別井到被政府流放到荒蕪之地,再到佛院逼遷,是不是我們都必然變成消失的歷史?」

陰影之下,佛院還可以搬去哪裡?。(曾梓洋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