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9台港遊行】走過戒嚴歲月 台灣百年教會辦物資站支援港示威

撰文:廖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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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禁、選舉篩選、禁止遊行集會,這些不自由社會的象徵,也曾出現於台灣。40年代到8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戒嚴,打擊和監控一切「叛國、叛黨」的人士,人民沒有結社與談論民主的自由。在白色恐怖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無懼打壓,旗幟鮮明支持民主運動,成為了台灣黑暗時代的一點光。
在台灣戒嚴時代,他們大聲說要民主,台灣人決定台灣的未來;他們庇護被搜捕的民運人士,令教會幹事被囚禁。到了近代,他們鼎力支持太陽花運動,派出醫生援助學生佔領立法院。
今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基督長老教會選擇站於示威者一方,提供物資以及不同的人道援助,更將參與9月29日台灣大遊行,聲援香港示威者。宗教界別介入社運政治常見,但台灣「社運先鋒」長老教會認為,教會不是在參與政治,而是遵從信仰中自由與人權的價值。「長老教會講求社會公義,這是一個普世價值,進步的價值。政府如果是極權、獨裁,我們就會發聲。」長老教會黃春生牧師說,香港示威者正正都在追求這一個價值,因此他們義不容辭來幫助香港。
攝影:廖俊升

教會為港示威者供應人道物資

19世紀末,大清帝國遭外國侵略,被逼簽訂割地條款,當中簽署的《馬關條約》就將台灣土地割讓予日本。日本接管台灣之後,有基督傳教士到台灣傳道,成立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濟南基督長老教會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其中一家,位於台灣台北市立法院旁。教堂和主日學教室都是市定古蹟,以哥德式建築設計,目前還保留日治時期風貌。走入教堂內,地上顯眼處放了一箱箱頭盔,跪凳也擺放了防毒面罩配備的瀘罐,場景令人想起香港示威現場的物資站。濟南基督長老教會黃春生牧師說,這是給香港示威者提供的人道物資。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逾百年歷史,一路支持台灣民主運動發展。今年,他們也有支援香港反修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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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底,濟南基督長老教會便開始為香港示威收集物資,並運送至香港。黃牧師說,物資都是由台灣各地寄來,而物資就是以人道物資為主,包括面具和濾罐、生理鹽水和安全帽。「也有人聯絡我們說提供強力彈弓,還有後來有人說拿那個球棒,我們說不行,我們不提供那個東西,我們是以人道物資為主。」

黃牧師指,當教會得知香港警察發射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時,又想到了催淚氣體的化學物質會對人造成傷害,便決定做物資傳送的工作。「我們是做物資轉運站,因為我們教會離火車站最近,去機場也是最快。」他又說,物資都由不同人士捐贈,其中更有兩件物資由中國人寄來,聲援香港示威者。

黃牧師說,教會支持各地以和平手法爭取公義,會向示威者提供防具,但不包括攻擊武器。他認為,香港示威者的「勇武」是由港警逼出來的。「還記得818遊行,沒有港警的遊行多麼好,沒有催淚彈,自然也沒有勇武派。」

參與929台港大遊行

周日(29日)下午3時,20多個團體一同將合辦一場名為「929 台港大遊行—撐港反極權」的聲援香港示威者大遊行,將假台北立法院外濟南路起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也是遊行參與單位之一。黃牧師說,是次遊行的價值跟教會信仰價值一樣,同樣是支持民主、自由和人權等價值,所以決定參與其中。

港情況如家暴 受示威者「遺書」打動

「長老教會講求社會公義,這是一個普世價值,進步的價值。政府如果是極權、獨裁,我們就會發聲。」黃牧師表示,教會的信仰是愛鄰舍,即使港台有一海之隔,也要伸出援手。他坦言自己對反修例運動感動很深,原因是他曾經幫助過受家暴的人,「聽到中國跟外國說,香港是我們的家務事,我就說如果是家務事,你怎麼可以家暴家人?很簡單的道理。」

反修例運動裡,不少走上街頭的示威者都是年青人,黃牧師對此也表露了憐惜的關懷。他曾跟香港的牧師了解示威情況,「他們就說,青年出去街頭,寫了遺書放在包包裡面,『爸爸媽媽對不起,沒有辦法孝順你們』,他們有可能就會死掉,那時候很害怕才會寫這樣的東西。」

9月29日港台大遊行將於立法院外的濟南路起步。

提供人道支援

教會作出兩類支援,一類是物資的轉運站,另一類是對人的援助,包括庇護。黃牧師說,如果有政治受難者走避至台灣,教會會提供適切的救援,為其安頓一切。「他需要醫療,我們轉介,你需要醫院,我們幫你轉介到醫院去就醫;你需要房屋,就轉介給房屋的部分;你需要教育的,轉給教育;你需要庇護的,就轉給這樣的單位,我們去跟他們簽保證。我們做我們可以做的。」

黃牧師說,早期台灣沒有政治難民法,庇護工作是由教會跟政府作擔保,讓政治受難者得到照顧。他直言台灣也曾有很多人受到政治逼害,而要到日本、美國、歐洲避難,也就是當地的教會庇護他們。基督長老教會亦曾幫助中國難民和維權人士,以及菲律賓移民工,他認為人道援助不應分立場與國族,「醫生會不會分你是敵人或不是敵人?」

黃牧師指,教會一直支持民主價值,即使香港並非台灣事務,也應當支援。

戒嚴時代長老教會對抗政權

台灣在民主來臨之前,曾經歷一段威權時代,教會就在這段時間堅持爭取民主。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管治權,亦開始對台灣實行高壓威權管治。高壓管治與施政不妥等原因,令官民關係惡劣。1947年,當局人員因偵緝私煙殺傷市民,引發大規模軍民衝突,導致了大量民眾死亡。後來此事被稱為「二二八事件」。那時候也有不少教友走上街頭,協助示威者。「我們的信徒很多都是二二八的死難者,甚至白色恐佈的死難者。」黃牧師嘆。

黨禁、有篩選的選舉、禁止集會遊行等不自由社會的象徵,也曾在台灣出現。1949年,國民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於台灣頒下戒嚴令,通過了《懲治叛亂條例》,造成許多冤假錯案。戒嚴時,不少倡議民主或是台獨的人士被鎖進囚牢,或是死於非命,例如是1981年民主倡議者陳文成被發現伏屍台大,死因不明。

黃牧師批評林鄭月娥不聽取民意,才導致今天這個局面。他促使中國政府當局直接面對香港市民。

一直堅持民主 對抗白色恐怖

在戒嚴的日子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沒有怯於白色恐佈,堅持發聲和支援政治受難者,更表態支持台灣獨立建立。1977年,教會總幹事高俊明發表《人權宣言》,表示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住民決定,促請政府「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國民政府認為他們要搞「台獨」,故長期的監控教會。前國策顧問、台獨倡議者蔡有全憶述,在高牧師演講時,禮拜堂被秘密警察包圍,政府更安排擾亂份子到觀眾裡,爭論高牧師的身分,事後亦經常有秘密警察查探監視神學院,有些學生和老師則被懷疑是國民黨的線眼。

即使面對打壓,教會仍不斷進行地下工作。1977年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有多名國民黨以外的人士參選,形成了一股黨外民主風。不過,時任總統蔣經國中止了該次選舉,激發人民上街示威挑戰戒嚴令,示威以雜誌《美麗島》為基地。當年12月10日,也是國際人權日那天,台灣爆發了一場二二八之後最大規模的軍民衝突,史稱為「美麗島事件」。三天後,政府就開始「大搜捕」,以「叛亂」重刑清算示威領袖,行動總召集人施明德也是目標人物。教會總幹事高俊明雖不熟悉施明德,卻願意暗中協助他匿藏起來。直到1980年1月施明德被發現和拘捕,引爆連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成員被捕事件。在美麗島大審中,高俊明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亦有9人因匿藏施明德或知情不報被判監。

1987年國民政府解除戒嚴令,到90年代台灣終於步向民主。如今教會在全國有約20萬信眾,影響力巨大,但這些都是從悲慘的歲月裡累積起來。黃牧師說,如今信眾裡面,大多是早期台灣的社會精英,也是戒嚴時代被政治逼害的人民。「現在民進黨裡面的那些官員,很多都是過去政治的受難者,有很多都是教會的信徒。」黃牧師說,台灣的民主運動跟長老教會息息相關,政府以威權傷害人民,長老教會必會對抗。

參與社會是基於尋求公義 非政治因素

宗教人士參與政治事務,在世界歷史上並非罕見。美國牧師馬丁路德金領導美國黑人平權運動,又成立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推動美國民權發展;亞洲方面,韓國「光州民主運動」中,韓國天主教會也有重要角色。首爾總教區主教金壽煥樞機曾力勸戒嚴司令官停止使用槍械;甚至在軍隊入城屠殺之前,有神父到城外阻止企圖入城的坦克,逼令坦克車無法前進。當年部分神父更加因進行各種調解工作而被拘捕;在反修例運動之初,香港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已就事件進行多次集會;基督徒對著警察徹夜唱了8小時《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企圖感化對方,成為一時佳話,這首聖詩更變成為抗爭歌曲。

有人主張「政教分離」,究竟政治與宗教信仰能否切割?黃牧師澄清,教會發聲和支援社會運動,並非考慮到政治因素,而是當社運背後有信仰中所涵的價值,他們發聲便是遵從耶穌基督行的公義,這次支持香港示威者也是同樣原由。「我們是反極權、反獨裁,如果他們(示威者)有民主人權自由的價值,我們一定支持。」

屹立百年的濟南基督教會。

籲港參考李登輝處理民運的做法

「香港之所以為香港,是因為有民主自由。如果沒有民主自由,香港就不是香港,他跟廣州深圳有什麼不同?」黃牧師認為,香港示威者為了保障自己本有的權益,才走上街頭,而這些價值令國際機構看到香港獨特之處。他指,修例正正影響著日後香港的司法權,「行政、立法、司法,民主社會裡面三權分立,現在你也要拿走了,我們的司法權,香港還成為香港嗎?」教會走過戒嚴歲月,今天黃牧師看見香港人民受壓逼而走上街頭對抗威權,他的感受特別沉重。

香港示威彷如覆水難收,特首林鄭月娥縱使撤回修例,也難以平息民怨。這場反修例風波,讓黃牧師想起了台灣在1990年爆發的「野百合學運」,李登輝用了不足一星期便接見學生代表,答應訴求化解民怨。

「如果林鄭月娥那時候在抗議的時候,她一個禮拜趕快去解決、對話,事情就不會這樣。」黃牧師坦言,香港人應當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就像台灣人一樣。他又說,如今林鄭月娥也不能解決問題,或許習近平要好好學習他們的教友李登輝,到香港直接面對群眾。

野百合學運
即使1987年國民政府解除了戒嚴令,但台灣仍然處於不完全民主的狀態,國會及總統均不是普選產生。1990年3月,數千學生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向國民政府提出「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時任總統李登輝數日內便答應了「召開國是大會討論其餘訴求」的對話前設,會見了53名學生代表。後來民間提出的各項訴求逐步實現,今天台灣的議會議席和總統均由普選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