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例風波一周年|警署等候6小時見被捕者 義務律師:盡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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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立法會二讀審議《國歌法》,網上有人發動「三罷」抗議,當日中環、銅鑼灣、灣仔及旺角街上各區均發生衝突,至晚上警方公布指,全日拘捕逾360人。

當天下午,彭皓昕收到從義務律師團群組傳來被捕人的求助信息,雖然翌日要參加香港律師會理事改選,但她還是按捺不住,在群組裏留言問了句:「要不要幫忙?」對方回覆「要呀」。她即二話不說從律師樓匆匆趕到北角警署,發現警署內有約150名被捕人士,報案室內有30多名律師。最後她在報案室待了足足6小時,才能見被捕人士一面。

彭皓昕說,自己小時候也曾想過當警察,「覺得着制服好型」。但長大後,她並沒有當上警察,反而站在律師的角度,思考法律與政治的界線愈發模糊的危機,「我們理想中的法治,是人人平等、公權力要受到有效的限制,並要公平公開公正。法律與政治這麼近不是辦法,整個法律制度開始失信,互相的仇恨情緒只有不斷延續 ,好悲哀」。

攝影:黃寶瑩

身在英國 因7.21事件提前返港

現年31歲彭皓昕,是香港執業事務律師。去年6月,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當時她遠在英國,正埋頭準備法律碩士學位的考試。「無能為力」四字,總括了不少海外港人的內心寫照,彭皓昕亦然。縱然她心在香港,但卻身處9,000公里外,那份無力感至今記憶猶新:早上8時起床的例行公事,是打開直播收看香港下午的最新情況,緊貼家鄉最新消息,「直至看到香港凌晨12時,英國下午3、4時,大家散了,我便開始溫書」。

去年6月,香港爆發反修例風波,警民衝突不斷加劇,但彭晧昕當時遠在英國,只能透過網上直播收看香港最新情況。身處異鄉感無能為力,但香港是她的根,她無法置身事外。(黃寶瑩攝)

彭皓昕原本打算畢業後繼續在英國尋覓工作機會,可是7月21日卻發生了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她把心一橫改變計劃,一星期內便返港,「運動已不只是警察與市民的衝突,大家對政府及警察的信任已跌到……」她頓一頓,聲音微微顫抖,「好心痛,好想同香港一齊」。

去年7月21日發生了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後,她感覺事情開始變了調。(資料圖片)

義務律師群組 逢示威日子候命

返港後,她開始接收不同民間團體轉介的被捕人士求助個案,參與協助處理法律程序。義務律師之間有一個「總台」群組,彭皓昕說,每逢示威日子,總台便會另開一個新群組,有一群值日的義務律師候命,「有人若非已連續幾天到場幫忙而太累,只要仍有時間的話,就會加入當日群組,不過往往遇上大型拘捕,總台即時都會問有沒有再多些人(律師)」。

彭皓昕憶述,每逢大型示威的日子,律師在報案室內等待4、5小時或以上,才能見被捕者已是等閒事。(資料圖片/羅國輝攝)

戰線火頭四處叢生,計劃趕不上形勢變化。警方在示威中多次作出大型拘捕,一大批義務律師只好如潮水般湧到警署追趕被捕人潮;到達警署後,迎來的總是漫長的等待。在示威發生得最頻密的8、9月,義務律師們在報案室內等待4、5小時或以上才能見被捕者,絕對是等閒事。彭皓昕憶述,律師總台甚至派遣了1名律師,攜同電腦及小型打印機到警署,專責處理被捕人士名單,「像辦公室一樣,實在太多名字,只好現場印1個副本留記錄」。

9月3日罷工集會的晚上,示威者從黃大仙中心搭乘42C巴士離開,其後多輛衝鋒車包抄巴士並拘捕多人。彭皓昕當時在家看着直播,屋外正下滂沱大雨。她看見有被捕人士將身份證貼在車窗邊,律師便趕緊透過鏡頭記下資料。(資料圖片)

拘捕數目龐大 被捕人士身穿警方提供的球衣

這一年來,彭皓昕處理過數之不盡在反修例運動中被捕的個案,她試過到醫院見被捕人士,度過漫長的9小時,「從12點等到9點,還是見不到當事人」;她也清楚記得,去年8月7日,是她第一日當義務律師,那天正是法律界第二次促請政府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遊行;同一時間,網傳有白衣人在北角施襲,她馬上離開遊行隊伍跑到北角警署,處理1名沒有防毒裝備、在示威現場被捕的20多歲女生的案件。

彭晧昕清楚記得,第一日當義務律師那天,正是法律界第二次促請政府設立獨立調查的遊行;同一時間,網傳有白衣人施襲北角,她馬上從遊行隊伍跑到北角警署。(資料圖片)

剛過去的5月27日,有大批人上街反對《國歌法》,事後警方全日拘捕逾360人。彭皓昕又趕到北角警署,其中一幕叫她尤其深刻,「警署好多人,進去時見到每個被捕者都穿着球衣,我向其中1個男生問了句:『你打完波入嚟?』他沒回答,我照樣記下他資料,拿了他的身份證抄下出生日期,見到是2007年。我以為自己抄錯了換領身份證的日期,再看一次,原來沒看錯,他只得12歲」。

後來她才發現那件球衣的用途,「原來他們不是打完球,那是警察提供的球衣。上面寫了號碼,每一個被捕人士都有號碼,我見過有百多號的人」。

既然香港人的公民意識這麼強,又這麼緊張自己的命運,包括未來的的國安法。作為律師,我們只能在自己的崗位上面盡力而為
律師 彭晧昕

5月27日,立法會二讀審議《國歌法》,網上有人發動「三罷」抗議,中環、銅鑼灣、灣仔及旺角街上的人從四方八面湧來,當日晚上警方公布指,全日拘捕逾360人。(資料圖片)

香港法庭負荷不了如此多案件,彭皓昕也曾試過當義務律師期間,捱到胃炎要入院,但她只輕輕帶過此事,「既然香港人的公民意識這麼強,又這麼緊張自己的命運,包括未來的的國安法。作為律師,我們只能在自己的崗位上面盡力而為」。

彭晧昕說,從畢業後打算留英,當後來當上義務律師,一切來得突然。(黃寶瑩攝)

「作為律師,我相信民主、自由及司法獨立」

眼前的彭皓昕頭髮及肩,言行比同齡人穩重,每個用字都經過謹慎思考才吐出。她生長於中產之家,選擇讀法律的原因不難解釋:「中學時成績可以,不是做醫生就是做律師」。後來她入讀中大法律學院,2014年雨傘運動時,她就在夏慤道上的律師行實習,目睹馬路上坐滿人,又見證過催淚彈清場,這個時代也成就了她,「那時全民都討論公民抗命是什麼,我好感恩可以活在這些環境之中」。

作為律師,我相信民主、自由及司法獨立這些價值,我唯有盡力去做,甚至我們是不是已經不應講『捍衛』法治,而是要像民主一樣,都要爭取回來。
律師 彭晧昕

有不少人說香港法治而死,彭皓昕曾在《明報》撰寫過一篇文摘,題目是「法治已死,我們又可以怎樣?」於她來說,討論香港法治是否已死沒太大意義。(黃寶瑩攝)

然而,近年來有不少人說香港法治已死。作為律師,應如何走下去?彭皓昕未至於如此悲觀,她理解有人對法治制度失去信心的原因,但認為討論香港法治是否已死沒太大意義。她說:「作為律師,我相信民主、自由及司法獨立這些價值,我唯有盡力去做,甚至我們是不是已經不應講『捍衛』法治,而是要像民主一樣,都要爭取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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