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二代】因宗教迫害來港滯留四年 無國籍小孩願望做太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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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假難民成為政黨常用語,真難民花上光陰等待審批卻百口莫辯,他們的子女還是有夢、會想未來,他們唯一比父母幸運的是在港可以接受教育,但18歲後可能同樣落入Limbo(被遺忘的地方)——很想離港但不能,無法讀書工作,也備受歧視,只能等。訪問一對南亞來的小兄弟,為九歲哥哥化名Adnan,意思是「定居的人」,願望定居某處的孩子,身份停滯但生命不會因此凝結。

攝影:高仲明

如果可以盡早就讀中文幼稚園,不少難民兒童都會學得一口流利廣東話,不過部分兒童來港時已經要在小二、三插班,要重新學習全新的語言相當困難。

Adnan夢想是做個太空人,所以在香港很努力學習數學和科學,弟弟Malik(化名)比他小四歲,想做足球員,哥哥承諾如果成功製造火箭,就帶全家人上太空,那時弟弟可玩太空球,把足球像流星一樣踢回地球。在長沙灣的那間小學,持臨時身份證明書(行街紙)的他恍如幽靈,大家講旅行時他在聽,聽同學說去日本、俄羅斯,然後帶着這些故事回到粉嶺的家裏,爸爸帶他去大埔海濱公園,去林村許願樹,他和弟弟最愛在草地跑,跑到筋疲力竭。

四年前Adnan跟着父母離開家鄉來到香港,他記得那兒北邊下雪的景致、一大群叔伯表弟,比起來香港是第二個家。「我很掛念家鄉,但不知為什麼我不想回去,只想在香港停留一會,再盡快去其他國家。」距離成年還有九年,Adnan知道爸爸不能工作,但他還是希望爸爸和自己長大後可去工作賺錢,「買一支火箭,火箭很堅固,可以抵擋任何攻擊,我帶家人去黑洞,就算不能回來我也不在乎。」

哥哥Adnan(化名)畫下自己跟弟弟打木板球的模樣,後方是香港的高樓大廈。

還有454個小朋友像Adnan一樣跟隨爸媽到香港,隱約理解到自己不能回家、卻又未能離開的狀況,其中20個聚集在重慶大廈每逢星期六早上的功課輔導班裏。基督教勵行會逢周六早上與慈善團體「HandsOn」合作,組成這個小小補習班,小朋友眨着大眼睛等義工導師Olivier按性格、喜好,一對一配對適合義工,如愛數學的男生配印度青年銀行家,年幼女孩配幼稚園女老師。

計劃推行約六年,班內兒童來自勵行會協助的難民家庭,「現在有30人在候補名單上面,但資源所限只能服務20個小朋友。」 負責社工Jeffrey Andrews(Jeff)說。約30名義工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在港工作的印度、美國或英國人,班上會中文的義工較少,一個印籍女孩打開練習簿逐句寫,說寫其實更像刻,按筆劃刻上一模一樣的字。她讀「冬瓜」的發音很準確,但並不懂字的意思,「Butterfly?(蝴蝶?)Parrot?(鸚鵡?)」她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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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功課他們會跟義工玩猜字遊戲、畫畫,有時發呆發夢,烏干達來的Laura在簿上寫道她要做歌手和舞者;印度的Asha廣東話很流利,在功課輔導班上對一個大哥哥有好感,常會借故喚他,又對印籍義工Divya的膚色身份很好奇,「你看上去很像美國人。但你在德里出生嗎?」 Divya說她是印籍但在香港出生,Asha好奇追問下去:「你會說印度語嗎?」一個人的膚色、語言、出生地和居住城市背後都是故事,在遙遠國度出生卻在香港暫居的孩子好奇、疑惑,但問不出所以然來。

Ali(化名)回憶迫害日子時很平靜,但說起無法承擔兒子的學習費用時他忍不住停頓、流淚。

「殺死我們 他們說可到天堂去」

一個天花板之隔,樓上是難民兒童家長會見社工的房間,Adnan和Malik的爸爸Ali(化名)粗眉大眼,頭髮梳得整齊,穿白色Polo shirt和牛仔褲,訪問初時很緊張,坐在窗沿雙手一直攥緊自己的素黑斜揹袋。比起兒子在樓下做功課的無憂,他顯得無所適從,只因知道自己為什麼要來香港——一個不完全歡迎尋求庇護者申領難民資格的地方。體驗過死亡可以離自己有多近,便會動身跑到有多遠。

四年前Ali一家抵港尋求庇護,原因是宗教迫害,國內比較大勢力的派系對剷除少數宗教教徒毫不留情,Ali一家不能在群眾面前說想說的話,發言的對與錯由對方教派定義,「他們可以做任何事,因為殺死我們這群人對他們來說可以到天堂去,是獎賞,他們下手毫不猶豫。」 Ali說,當地沒有警察或法律能夠保障少數派教徒生命,「不能再這樣下去,我和妻子想兒子在自由中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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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查一些新聞,他的國家的確存在宗教迫害,該國教科書也會將少數宗教形容為低俗和狡詐。Ali一家四口最終來到香港申請難民資格,抵押上身份,不能自由出入境及工作,事前他並不知道等候時間很長,至今香港尚有8,956個尚待審批的酷刑/免遣返聲請人,他們只是其中四個。

4年時間不長不短,但尋求庇護者不能工作也無法進修,斯諾登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希望大眾將心比己:「你能承受多久?」

成人世界的憂心

逃過死的下一步不是重生,Ali和家人走入漫長的過渡期,抵埗頭一年,住的舊屋很多蜘蛛和昆蟲,而且一直漏水。起初教育局安排Adnan讀中文學校,對他們來說中文是意義不明的符號,只好把功課簿拿去村落巴士站,等有人來就問:「這一條題目是什麼意思?」有些人願意幫忙,有些不,並留下不想交流的眼神。「香港人生活也很艱辛。」Ali輕輕帶過備受白眼的事,說:「至少大仔那年學了基本中文讀寫。」

後來Adnan成功轉至英文學校,他們亦開始為小兒子Malik就讀幼稚園而頭痛。全港現時共有455名18歲以下的酷刑/免遣返申請者,本地幼稚園會自行決定是否接收,Ali兩夫婦在大埔找了七、八間幼稚園都拒絕收Malik,「我從表情感受到他們不想收不會說廣東話的小朋友。」一年過後,長沙灣一所中文幼稚園取錄了Malik,他的廣東話現在已很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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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兄弟來了Ali終於笑逐顏開,又急住要向我們展示兒子的學業獎。

Ali和老婆在家鄉都有大學學位,Ali讀工商管理,是一名市場推廣經理,老婆則是學校教師及英文系碩士,他們因為逃走而終止事業,只能更在乎兩個兒子的學習,老婆到處找舊學生拿舊試卷,兩夫婦夜晚一起研究教學方向,他說:「我知道他可以做得更好……」兒子還是一塊尚待開發的海綿。妻子希望貢獻什麼,便加入女性權益組織,而他不能工作,逐漸化為石頭,「來時我42歲,我在這裏失去了四年。」

「只能跟兒子說對不起」

本來預計一個飽經風霜男人的淚水會與死亡威脅相關,但Ali的淚水很平凡,只是有關愧疚。學生資助處基於人道理由會向難民家庭發放書簿、車船及上網津貼,但雜費如校服、皮鞋和襪都是錢,Ali只好向勵行會申請支援。因為不能工作,而國際社會服務社(ISS)的支援除卻直接繳付業主的租金、水電煤費及食物津貼,每人只有少量會見入境處及應付日常活動的交通費,可供他們不離家門半步逐點去儲,但接踵而至的學校野餐、課外活動、夏天冷氣費等等,遠超他們能夠儲起的數目。

Adnan會說一些中文,我們隨即跟他說:「靚仔!」他害害羞羞的點頭示意能聽明白。

「我們不能(合法)工作,如何負擔?有時我問朋友借,有時跟學校直說我們沒有錢。很多時其他同學交了錢,兒子會在全班面前被問,但他根本不明白發生什麼事,我們也不想告訴他們。」他說,然後開始哭,「當我們付不了錢,就只能跟兒子說對不起。」他開始斷斷續續說起父子之間的願望落差,孩子在超級市場想買很多零食,但以前食物券並不可購買朱古力和糖果;班上40個孩子會互相分享,其實是孩童暗地較量,自己去過什麼地方玩和旅行,兒子回來流露好奇目光跟他分享,原來他人能買、能去,而他的世界只有粉嶺的家、長沙灣的學校和重慶大廈。

此時大人小孩各自有心事,Ali擔心孩子長大後如果仍滯留香港,會無錢供他升讀大學;小朋友也會面對社會的批評聲音,「有些人覺得所有尋求庇護者都是假難民,讀到新聞時很尷尬,那些鄰居的眼神……」而還未懂得擔心的Adnan渴望造一支強大的火箭,五歲的Malik則理直氣壯地說:「你知道為什麼我喜歡雪嗎?因為我想讓北極熊揹我回學校。」北極熊和他明明不能溝通,甚至有可能殺死他,他卻如此相信:「我們會成為很好的朋友。」

 

難民小朋友聚在重慶大廈,不同國籍的義工見證他們從男孩長成有鬚根的少年,看著他們開始想明天且學懂憂愁,難民兒童中學畢業後很難升讀大學,也不能工作,他們的明天將會怎樣?詳看下集:【難民二代】在重慶大廈學習的孩子 十八歲後難升大學、不能工作

左邊的Malik要做美國隊長,右邊的Adnan則畫下自己跟弟弟打木板球的模樣。五年之後,他們會仍然身處香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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