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憩空間缺乏長遠規劃 外傭活用/霸佔公共空間引地區矛盾

撰文:呂嘉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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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假日,總見不少外傭聚集在公園、天橋或路邊空地。近年,有區議員及傳媒直指外傭霸佔地方,令到居民「無路行」,把情況描述為外傭與本地人之間的矛盾。事實上,香港的外傭數字由2005年的22萬上升至2017年的35萬,但公共空間供應並無大增,大概這才是香港周日的公共空間愈來愈擠逼的原因之一。
有外傭團體指,外傭缺乏搞活動和休憩的空間,因為政府只當他們是純粹來工作,沒正視外傭也有基本生活的需求。當政府預料30年後外傭需求達到60多萬人,我們的城市規劃應作出怎樣的配合?

攝影師:外傭活用空間富創意

外傭最初都在傳統的公共空間例如公園聚會,但隨着外傭人數上升,傳統休憩空間供不應求,他們漸漸開發出一些我們想像不到的空間作休憩用途——行人天橋、天橋底、行人路邊、花槽、地鐵站窗台邊……攝影師Robert Godden曾花一年時間拍攝外傭在港的生活,他發現:「外傭使用公共空間的方法很有創意。隧道和休憩處就成為了拜神、讀可蘭經、唱聖詩的場所;維多利亞公園成為『食物街』。他們又會在金鐘的天橋上人做手工藝品給親戚。他們的興趣多不勝數:學結他、武術、化妝、跳舞……無論他們在追尋興趣、進行宗教活動、提供服務,或只是跟朋友聚會,他們都能具創意及有效地善用可得到的空間和資源。」

(資料圖片/鍾偉德攝)

不過,這些空間有時並不舒適:「他們時常都被逼在不理想的空間渡過空餘時間,飽受天氣及嘈音影響,欠缺私隱和舒適,只能坐在紙皮上。他們有些會到沙灘或行山,但大部分人都只能坐在街邊,在巴士站或繁忙的道路旁,日復日,年復年。」

拓展公共空間秘書長葉紫盈認為,香港人以前對公共空間的意職較現在弱,但外傭卻示範了可以活用閒置空間,例如在商廈底、天橋底聚集,展現出空間可以在不同時間有不同功能的多樣性,也啟發了我們如何探索公共空間。

Lintang 及 Susanna都是印傭。她們曾經每逢周日在維園辦流動圖書館。(Robert Godden提供)

有媒體以「街霸」、「攻陷」形容

香港的公共空間匱乏,外傭在室外地方聚集,同時引發一些地區矛盾或爭議。美孚、中環都曾有區議員指有居民投訴外傭聚集阻塞行人道,有媒體更以「街霸」、「攻陷」、「霸佔」等字眼形容外傭使用公共空間的情況。中西區更有建制派議員建議開放停車場予姐姐們聚會。

外傭大規模聚集,也引起一些衛生和嘈音的關注。不過,國際家務工聯會亞洲區域幹事葉沛渝就指,不少前線康文署及外判清潔員工對外傭有歧視甚至濫權之嫌:「試過有姐姐將垃圾以黑色袋收在大型綠色垃圾車後,被清潔工要求付600元處理垃圾,姐姐不知就裏,就付了錢。又試過辦完活動後,康文署職員要求外傭將大型綠色垃圾車推至當區的垃圾房,但本地人辨活動則沒有這樣的要求。這樣擺明是恰外傭!」

有時外傭也在維園外的行人道聚集。(資料圖片/鍾偉德攝)

團體:應改善公共空間規劃及質素

外傭雖然分佈全港,但他們在假日時都可能會集中前往某些地區聚集,例如中環和維多利亞公園一帶。思匯政策研究所的公共空間高級研究員黎文燕指,政府在規劃休憩空間時,未必有將外傭周日的行為習慣考慮在內,建議未來規劃時,可納入這些因素。葉沛渝也認為,要減少矛盾,政府應根治問題源頭,提供多點公共空間及社區活動空間:「外傭缺乏搞活動和休憩的空間,因為政府只當他們是純粹來工作,沒正視外傭也有基本生活的需求。圖書館只有中英語,沒有其他語言,但外傭也有學習和進修的需要。社區中心長期都爆滿。要用便要抽籤,有些團體派出多個人排隊,增加中籤機會,外傭團體幾乎是完全無可能用。」

過往政府曾推政策鼓勵學校在周日借場予外傭舉辦活動,不過葉沛渝曾嘗試向學校申請借用場地,但遭學校拒絕。她指,一般學校星期日沒有員工上班,如政府想改善問題,便應增加這方面的資助。

外傭在僱主家中難有儲存空間,不少人直接在街上執拾郵包寄家鄉。(資料圖片)

葉紫盈就認為,要改善公共空間供應不能只有數字上的指標,還要看公共空間的質素:「若休憩空間設在可達度低的地方;或面積太細,例如灣仔的口袋公園;或缺乏設施,休憩空間便形同虛設。」現時,一些私人發展項目也有提供公眾休憩空間,但開放時間、准許的活動都由管理公司決定,有些更會將休憩空間設在隱閉處,公眾難以發現,也不是理想的公共空間。黎文燕亦指,有屋苑管理處會禁止外傭使用花園或泳池,變相公共空間雖然在文件上存在,但非實質可用。葉紫盈建議政府在休憩空間的規劃標準加入人性化的指標、放寬公共空間准許用途,並可多考慮同一地段混合用途,例如馬路在周日可設為行人專區,增加公共空間。

現時,香港的外傭均需要跟僱主同住,缺乏私人及聚會空間,又負擔不起整天在商場消費,只能在街上聚會。當政府料30年後外傭需求達到60多萬人,如果公共空間規劃不作改善,問題定當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