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創科】「研究影響」納入大學撥款計算準則 推動知識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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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私人資金每年花近100億元推動大學研究,八間資助大學近年年產約2.6萬項研究,卻沒有多少讓人見到在現實中能如何應用。本港學界為爭取研究撥款,過度側重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不太重視將科研成果轉移到社會應用。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為改變上述情況,明年初推出以「研究影響」作評審標準的試驗基金,鼓勵學者將創科成果「落地」。未來「研究影響」更將納入經常撥款的審批準則中,但能否改變大學現時的科研狀況,仍待時間驗證。

【施政報告2017.前瞻】創科系列 4之4

陳子翔成功將城大教授的魚胚胎檢測方法,轉化為商業應用,成為港科研代表作。(鄭子峰攝)

校長郭位牽線促成合作

現時提及香港具影響力的大學研究,總會聯想到水中銀(國際)生物科技公司的魚胚胎毒理測試技術。2008年內地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觸動在廣州長大、在城市大學主修製造工程及工程管理、副修市場學的陳子翔的神經,「現有的法規及技術停留於只測試三、五種化學物質。如果只測試五個指標,便決定我手上這杯水是否安全,那便是不合理。」

陳子翔認為環境中有上十萬種有害物質,但檢測仍停留於僅得20%的準確率,會出現漏網之魚。他發現早已有不少藥廠使用魚胚胎去檢測藥物,當他得悉城大也有研究院進行相關研究,遂由校長郭位牽線,邀請城大生物醫學系教授鄭淑嫻及其團隊,將研發成果 「轉基因鯖鱂魚」及「斑馬魚」胚胎毒理測試技術,轉化為商業應用,陳並在2010年創辨了水中銀。

魚胚胎檢測可在一至兩天內,同時檢測多達千種有害物質。(鄭子峰攝)

可檢測多達千種有害物質

鯖鱂魚胚胎用於檢測雌激素內分泌干擾素,將發光蛋白質基因植入轉基因魚體內,轉基因魚胚胎會因應雌激素成分高低,發出不同強度的綠色熒光;斑馬魚與人類致病相關基因擁有高達84%的相似度,用其胚胎測試急性毒理,一旦遇上有害物質,便會出現病變,如頭部或尾部出現腫瘤。目前,這兩項技術可在一至兩天內,同時檢測多達千種有害物質。

「生物測試必然會到來,若不用它們測試,那便是由人每天自己做測試。」陳子翔斬釘截鐵地說,由檢測藥品轉至應用到食品上固然需要不少技術突破,成功後更需要時間讓外界接受,當中涉及面對政府、商界、教育,甚至處理公關,「在商品化的過程,我們需要多長的時間及資源使大眾、商家接受,成了不少公司的樽頸位。」

在商品化的過程,我們需要多長的時間及資源使大眾、商家接受,成了不少公司的樽頸位。
「水中銀」創辦人陳子翔

撥款機制窒礙科研發展

城大學者的研究如果沒有陳子翔靈機一觸,可能仍然停留在九龍塘。除了院校欠缺將科研商品化的操作經驗外,最大問題是現時大學研究撥款機制,未能鼓勵學者將科研成果產品化。創科產業的核心價值鏈主要分為三個階段:上游主攻創科研究,中游主攻知識及科技轉移,下游主攻商品化及市場拓展。政府對創科的投資多屬上游,而受惠的單位以高等院校為主,現時香港公共科研經費,主要來自大學教資會及其轄下的研究資助局。前者按資助學額撥款,規定23%撥款用於研究用途,75%用於教學用途,餘下2%則供專業活動用途;後者透過競逐資助模式發放研究補助金,以研究評審工作(RAE)評核結果分配予各所院校。

在RAE的評審標準中,「研究成果」質素佔八成比重,餘下兩成是來自其他對學術單位的評估。團結香港基金的評論曾指出,於國際學術刊物發表論文成為本港學術界的首要目標,大學為確保得到充裕的研究撥款,把發表論文的壓力下放到學者身上;至於轉移知識去影響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的工作,並不太受重視。

2015/16學年八大學部門研究開支

當一個科研「落地」,可能帶來巨大影響。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研究)兼化學病理學系系主任盧煜明,在1997年與同事在孕婦的血漿中發現存在胎兒的DNA,已預言這發現將影響產前診斷的發展。2002年他和其團隊攻克在孕婦血液中,識別出胎兒DNA的難題,至2007年成功開發出從孕婦血漿檢測到唐氏綜合症標誌物的方法,免卻為分析胎兒是否有「不良遺傳問題」,要孕婦接受具流產風險的創傷性羊水穿刺。這種無創產前檢測已獲逾90個國家採用,僅中國每年就有超過100萬孕婦接受這項測試。

盧煜明團隊的血漿DNA研究,促進健康篩檢發展。(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蓋茨青睞港基因篩檢技術

盧煜明現時在科學園尚有兩間基因研究公司,其中他有份創立的Cirina,今年 5月與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有份投資的美國生命科學公司Grail合併,着手研究肝癌和鼻咽癌檢測。該公司8月中公布,透過驗血漿DNA,在20,174名參與研究的男子中,找出34名一直無徵兆的鼻咽癌患者,讓他們得以及早醫治。另一公司則與中大醫學院臨床腫瘤學系教授莫樹錦合作,檢測肺癌DNA。

明年初首推「研究影響基金」試驗計劃

政府及大學教資會也開始意識到大學研究產品化的影響,教資會將撥出5,000萬元推出「研究影響基金」試驗計劃,預計12月制定資助資格、撥款機制、申請與評審機制等詳情,明年初首次接受申請,藉以鼓勵大學進行更具影響力的研究,以及與學界以外的持份者更多合作。研資局也會將「研究影響」列入其多個資助計劃的評審準則,由2018/19年度起,各項計劃申請人可選擇在研究建議書中,提供科技轉移計劃。更大影響是教資會由2020年起的三年期撥款期,也會將「研究影響」納入研究撥款評審準則,至於所佔比重及標準,有待教資會公布。

「研究影響」應計算哪些項目?一般認為可計算學者持有的知識產權數量,以及與工業界聯繫和有多少研究「落地」,相信這樣可提升在大學做實體研究的學者的地位,擴大「官產學研」,而非只寫文章投稿到學術期刊。不過就算更多學者從事應用研究,如何能夠推動知識轉移,將是當局下一步研究項目。

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認為,大學能承受的風險水平,遠較商業機構低。(鄭子峰攝)

學者憂承擔商業風險

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談及現時的研究撥款評審機制,他說:「老師(大學學者)做評估時只會計算論文數量;但在應用研究方面,由於政府沒有一個好方法去評核,結果使老師寧願花時間做基礎研究,少花時間在技術轉移、應用研究。」他坦言,大學不少人抱着保守心態,以教育為主軸,認為知識轉移是「商界的交易」,要承受許多風險,擔心「大學是公營機構,不會像商業機構般願意冒險,(因科研商品化)隨時面臨失敗,但花的卻是納稅人的錢。」

 

上文節錄自第80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0月3日),原文題為《撥款評審增「研究影響」 推動科研商品化》,現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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