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中梵關係】利瑪竇懂 後世之人卻不懂?

撰文:余津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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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教廷與中國政權的交往史,源遠流長,若數當中大事,不得不提清代的「禮儀之爭」。教廷要忠於宗教原則,看似無可厚非,但假如代價是天主教遭禁,便不得不細作權衡。
所謂「鑑古知今」,一句俗套得多少讀史者不欲再提的說話,卻恰恰是這次中梵交涉的寫照。回首這場發生於清代的教儀糾紛,正好能給內心糾結者一點啟示。

耶穌會學者根據利瑪竇等傳教士所述事蹟撰寫的著作,曾是歐洲人了解中國的窗口。(視覺中國)

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李定一所著的《中國近代史》,有這樣的一句說話︰「來中國的外人中,(他是)學問最好,道德最高,影響最大的第一人。」堪此盛讚的,不是領着千軍萬馬而來的將軍,也不是為中國帶來豐厚禮物的外國使者,而是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對大部分港人來說,利瑪竇這個名字,或許會令他們聯想到某間中學,或者香港大學的舍堂,總之大概覺得其人是個具相當地位的教會人物;不過,又有多少人知道,利瑪竇實乃天主教得以入華的頭號功臣?

明代中葉年間,歐洲正值宗教改革,天主教受基督新教衝擊不小,銳意革新,耶穌會便是在這背景下於巴黎成立的男修會。其時西方傳教士東來成風,但都未能進入中國內地,其中耶穌會的遠東教務視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便曾在澳門「望陸興嘆」,說出「岩石啊,岩石!你何時才會開裂」這句名言。

第一個成功進入中國內陸傳教的耶穌會教士是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時為萬曆十年(1582)。翌年,利瑪竇亦抵達廣東肇慶,正式揭開天主教東傳的輝煌一頁。

利瑪竇的傳教策略 走上層路線、本色化

利瑪竇有意將天主福音傳入中國,曾為此潛心學習中文;踏足中國後,利瑪竇又制定了一套傳教策略,簡單來說,這套策略有兩大要旨,首先是走上層路線。利瑪竇認為要將天主教「打入」中國,關鍵在於士大夫與政府的取態,因此利瑪竇十分積極結交名士。利氏喜作儒生打扮,經常周旋於儒林,而他本人確實熟悉中國文化與經典,舉凡天文地理、詩詞歌賦、四書五經,幾乎無一不曉,因此讀書人均喜歡與他交遊,公卿顯宦亦樂意跟他結成知交,當中包括合稱「聖教三柱石」的徐光啟(聖名Paul)、李之藻(聖名Leon)和楊廷筠(聖名Michael)。

不過,利瑪竇深知耶穌會要在中國傳教,不能單靠這班士大夫,還須得到皇帝支持,因此他在萬曆廿八年(1599),以巨賄買通宦官,要求面見明神宗。利瑪竇面聖,當然不會「手空空,無一物」,他除了帶着一部《天主經》和數幅宗教油畫,還獻上各式「西洋奇器」,包括自鳴鐘、琴、鏡、玻璃柱,以及名為《坤輿萬國全圖》的世界地圖。據說明神宗見到這些奇器後大為喜愛,於是容許利瑪竇留在中國,天主教亦得以合法傳播。

除了走上層路線,利瑪竇的又一「上策」,在於本色化。所謂本色化,是一種慣常的宗教傳播策略,也就是將宗教顯得更具當地色彩,減輕當地人的排拒情緒,例如天主教傳入日本後,衍生出「瑪利亞觀音」這個混合了基督宗教和佛教的概念。在中國,儘管天主教是一神信仰,利瑪竇卻容許信徒祭孔與祀祖,認為前者只是中國人尊師重道的表現,後者則是對先人表示懷念的方法,屬社會禮儀,與宗教崇拜無涉。

此外,利瑪竇撰寫的《天主實義》,引用了不少儒家言論,力圖證明基督宗教的「天主」便即是儒家典籍裏的「天」和「上帝」。利瑪竇尊重中國傳統,手段靈活,縱使沒有帶來奇蹟般的傳播效果,但至少沒引起排斥,不少中國人願意受洗入教,為後世的傳教士奠下基石與榜樣。

教廷禁止祭孔祀祖 徒惹康熙反感

然而,利瑪竇死後,耶穌會內部,以至其他修會,均質疑利氏的本色化策略,是否違背了某些重要的宗教原則,這就是有名的天主教禮儀之爭。經過連串討論,教宗克勉十一世(Pope Clement XI)終於在1704年一錘定音,下達決議,禁止中國教徒祭孔祀祖,並派特使鐸羅(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來華,與中國皇帝交涉,期望政府配合,時為清康熙四十三年,距離利瑪竇之死已經90多年。

眾所周知,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明君,絕非封閉狹隘之人,不少西方傳教士均得以在清廷任職,例如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便因通曉天文曆法而在欽天監工作。清初統治者對天主教態度寬容,有統計指,在康熙初年,中國天主教徒已有近30萬之眾。

康熙對各式事情均有涉獵,因此亦了解傳教士之間對於中國教徒應否祭孔祀祖一事的爭議。康熙認為,中國教徒多年來同時禮拜天主兼祭孔祀祖,一直相安無事,現在無端平生爭議,絕對是庸人自擾、多此一舉,因此他傾向保留利瑪竇遺留下來的做法。部分依循利瑪竇遺策的耶穌會士,亦樂見康熙之寬容,認為這樣有利於傳教事業。

然而,鐸羅領導的使節團來到中國後,與允許祭孔祀祖的傳教士及教徒屢起衝突,騷擾京師平靜,令康熙對使節團甚為反感。另一方面,康熙接見反對祭孔祀祖的福建主教顏璫(Charles Maigrot)時,有意考驗其識見,指着御座後牌匾上「敬天法祖」四字,問他如何理解此語,卻發現顏璫只懂「天」字,康熙頓時覺得這班西洋教士荒唐之極,狠批他們「愚不識字」,明明才智不及利瑪竇,卻要改弦易張,「妄論中國之道」。

康熙堅稱中國教徒祭孔祀祖「符合國情」,可是教廷無意退讓,最終在1715年,教宗克勉十一世頒布了著名的《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 ,禁止教徒祭孔祀祖,甚至不准討論此等禮儀問題。教廷禁令一出,有些信教的讀書人因不能祭孔而缺席科舉,也有家庭在祠堂與教堂之間左右為難。天主教以教宗意志為圭臬,他當然有權就教務與教儀制定各式規矩;然而,中國是清室的天下,朝廷以維持中國社會的既有秩序為己責。因此,天主教在外地堅持自己的原則,看似無可厚非,實質上卻埋下了遭禁教的伏線。

利瑪竇以「入鄉隨俗」方式打通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大道,其曾傳教的北京南堂,現竪立了一座大銅像紀念他。(美聯社)

傳教士干涉清廷內政 雍正憤然禁教

康熙之後雍正繼位。雍正登基不久,即同意維修因地震而受損的西直門天主堂,這個舉措一度令教宗以為中國新皇帝會友善對待教會。然而,教宗不過是一廂情願,雍正對天主教的態度,比他的父親還要嚴苛,原因不只在於禮儀問題,更在於傳教士參與了政治鬥爭。

康熙晚年不立皇儲,眾皇子均是名義上的潛在繼承人,其中最具實力繼承皇位的,除了雍正外,便是皇十四子胤禵,而胤禵又與皇九子胤禟結為一黨。胤禟最為後人熟知的,是他非常熱愛西洋文化,耶穌會士穆敬遠(Joannes Mourao)更是他的親信,教導他學習拉丁文。

雍正得位後,立即肅清對自己皇位具威脅的兄弟,當中自然包括胤禟與胤禵;由於有傳教士參與爭奪帝位的糾紛,因此雍正亦非常厭惡天主教,在1724年發布禁教令,國人必須棄教,違者處罰,西方傳教士除了在皇宮任職者外,限半年內離境。自此之後,天主教的傳教工作陷入黑暗時期,直至清廷敗於鴉片戰爭,中外締結連串條約,傳教士重臨,基督宗教才能再次廣為傳播。

對於天主教的傳教工作,明清皇帝的立場非常明確,就是歡迎之至,但前提是傳教士須服膺於中國政府,不可干擾中國的既有社會秩序,更不能妄圖干預高層政治。就此,教宗絕對有理由堅持其教儀、禁止教徒祭孔祀祖,只是他必須權衡輕重,到底是教儀重要,還是傳教重要?利瑪竇的經歷說明,如果教廷選擇客隨主便,獲得皇帝尊重,不會強迫對方修改教儀,只是他們也須尊重清廷對中國事務的決策權——不遵從中國的規則,便要退出中國,終止在華傳教事業。

鐸羅使節團在華時,康熙皇帝曾作了一道重要諭批,提醒使者勿忘主客之別,當中有一警句,至今依然適用,值得為因今次中梵交涉而內心糾結、卻說不清所以然的人細細咀嚼──「爾等西洋之人,如來我中國,即為我人也」。

上文節錄自第9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2月12日)《「西洋之人,如來我中國,即為我人也!」 利瑪竇懂 後世之人卻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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