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關係】主教任命瀕達協議 　香港奏起變調曲

1949年中共建國，1951年梵蒂岡與台灣建交，同年中國趕走梵蒂岡駐華公使，切斷兩國官方聯繫，從此內地天主教系統秉持「自選自聖」原則，官方僅承認「一會一團」——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使教會獨立於教廷「聖統共融」體系之外。主教任免權之歸屬，在此後近七十載一直是兩國外交拉鋸的核心。

眼下這一狀況或將改變。多個西方傳媒早前引述梵蒂岡高層消息稱，中梵新框架協議已就緒，預料梵蒂岡會承認七個由中國政府獨自任命的主教，當中兩個是已被教廷作出最嚴厲懲罰──「絕罰」。今後他們只要得到教宗的大赦，就能成為中梵均承認的合法主教。而在未來內地主教任命事宜上，梵蒂岡將提出人選，但中國政府擁有是否接納教廷提出人選的最終決定權。消息指雙方最快會在今年春天簽署有關協定。若能成事，中梵外交無疑將步入新階段。

陳日君矢言成「最大障礙」

不過，中梵的世紀大和解還未上演，教會內部先瀰漫硝煙。點起戰火的是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1月29日，這位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反共立場鮮明的86歲退休樞機，撰文透露自己剛親赴羅馬向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陳情，對中國兩名地下主教被要求讓位表達憂慮，並轉交了被要求退休的汕頭莊建堅主教的信件。陳日君聲稱，教宗積極回應了他的陳情，還表示不要製造另一個敏真諦（József Mindszenty）事件（敏真諦在匈牙利的共產政權下任主教，因堅決反共而受迫害，後來在教廷要求下離開匈牙利，客死異鄉，教廷另任命獲匈國共產政權認可之人接任其主教之職）。

陳日君還暗示有教廷中人阻止教宗得知中國教會的真相，批評教廷眼下作為是對教會的「負賣」，「和一個獨裁政權能有協議嗎？」他更放言，自己絕不介意成為中梵交流「最大的阻礙」。

翌日，教廷新聞主任伯克（Greg Burke）罕見發表聲明，反駁教宗與教廷官員在中國問題上缺乏溝通的說法，不點名批評陳日君「製造了混亂和爭議」。教廷國務卿帕羅林（Pietro Parolin）在受訪中表示，聖座自1980年代開始與中國代表聯繫，雖幾經波折輾轉，始終尋求戰勝對立、展開對話。他引述前教宗本篤十六世2007年給中國天主教徒的信，指「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強調方濟各上任後的談判遵循了這一路線。

陳日君未就此沉默，反而把矛頭指向帕羅林，直指「這個少信德的人」不懂得中國信徒們在「梵蒂岡準備向中共屈服之際」的苦痛。他又批判教廷高層消息人士「將寸土必爭鳥籠的空間」說法，稱「（中國）地下團體的教友本不在鳥籠裏，現在是你們要逼他們進鳥籠，和已在鳥籠中的合一！？」

內地愛國教會「裂教」爭拗

天主教奉教宗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擁有絕對權威。身為退休樞機的陳日君雖然未直接挑戰這一原則，卻多番指出教宗對許多事未必知情，又狠狠抨擊帕羅林為了「虛榮」而尋求促成中梵建交。他更有悖常規地披露，自己三年前獲教宗私人接見時，曾對教宗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是「裂教」，而教宗當時表示「同意」。

所謂裂教即不願服從教宗或是不願與隸屬教廷的教會成員共融。1950年代初遭中方驅逐的教廷駐華公使，便曾宣稱受官方控制的中國天主教會裂教。香港當年在教廷內部的爭論中亦留下了印記。1959年，包括教廷傳信部長在內的一批天主教資深人士在香港聚會，討論中國自行祝聖主教的合法性。三年之後，時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表示不再使用「裂教」這個字眼形容中國教會的情況。

此後數十年，內地天主教經歷過文革摧殘後，恢復增長。教廷面對着「地上」與「地下」兩個信眾團體，雖然不接受由中國政府以「自治、自養、自傳」方式發展內地教會，但沒有把它徹底排除在天主教的大家庭之外，自1980年代起，雙方在主教任命上更時而以非常鬆散模糊的方式合作。不過，北京並不放棄自行任命主教的做法，教廷則支援着拒絕受官方管控的地下教會，彼此摩擦不斷。

陳日君走上前台向教廷高層叫陣，便是要為數百萬計中國地下教會信眾張聲，尤其是長年冒着受打壓風險傳教的一眾地下主教。2月9日，他出席網台節目解畫，稱自己並非完全反對建交，但質疑以目前的建交條件，梵蒂岡恐怕沒有多少話事權。據他所知，中梵正蘊釀的框架協議分為「民主選舉」、「主教團任命」及「教宗批准」三步。他說，這套方案將使中方名正言順掌握主教任命的決定權，連目前中梵雙方互有妥協任命主教的做法都不如。

香港的中梵橋樑角色逐漸淡化

陳日君的態度在本地受到關注，既因他是受到尊重的宗教領袖，也由於他長年對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及鮮明的政治立場。而在梵蒂岡，他的表態引來反彈，與他的樞機身份不無關係，更重要的是他曾在內地授課傳教，曾是教廷了解內地教會情況的窗口。這亦是香港教區神職人員長年來在中梵關係中所扮演的獨特角色。陳日君的繼任人湯漢樞機去年也曾擔當中梵關係的放風者，與陳日君不同的是，他釋放了中梵就主教任命權達成共識的正面信息。

曾任嶺南大學政治與社會學系副教授的寶血會梁潔芬修女，以論文《脆弱的關係——九七年後中梵港的三邊關係》論述了香港在中梵間扮演過的角色。她指出，香港既是天主教會內華人教友最多的教區，又有地緣政治優勢，因此曾在教廷與中國信眾之間發揮了重要的橋樑作用。

中共執政以來，中梵關係一直處於意識形態分歧與權力衝突中，北京視教廷任命主教的行為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 這種繃緊的雙邊關係，有賴香港教會人士從中斡旋，一度成為更靈活的三邊關係。除了上述1959年在港舉行關於內地裂教問題的討論外。在中梵關係緊張的時刻，亦是因着香港等海外華人教會的存在，內地教會與教廷間的聯繫才不會完全切斷。

梁潔芬提出，過去數十年，香港搭起了數座橋樑，在1980年代初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授命香港教區成立研究及聯絡內地機構前，香港天主教人士已藉探訪旅遊主動與內地教友聯繫，外籍傳教修會、海外專業人士組成的學術交流及服務協會等，也以香港為基地，將觸角伸展到內地。

1980年成立的香港聖神研究中心就是在此背景下誕生，每年發布內地天主教統計資料，中心成員常常往來於中梵港之間，作不同形式與主題的溝通。不過，1990年代後，教廷的重點轉向爭取加入愛國會的地上主教等教職人員，隨着香港回歸和中國內地的逐漸開放，香港的中間人角色逐漸弱化。香港聖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林瑞琪說，現在的中港教會各自獨立，只作友好交流，香港在中梵之間沒有扮演什麼特別的角色。香港教區現任主教楊鳴章近日面對傳媒亦給出了相似說法。

三任主教立場相反

在中梵協議看似勢在必行之際，陳日君堅定地站在了質疑的一方，向天主教最高權力叫板，但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教廷內部的聲音？去年初傳出中梵就主教任命權的談判取得進展時，長年關注梵蒂岡事務的美國記者加埃唐（Victor Gaetan）在學術期刊《外交事務》發表文章，直指陳日君的觀點是「少數派」。

加埃唐指出，梵蒂岡如今已以務實做法處理中國主教任命事宜，獲政府考慮任命的主教人選，多會同時尋求梵蒂岡批准。目前內地地上與地下教會的界限十分模糊，地上地下神父間亦會有合作，全國約110名主教，已有70人左右獲北京和梵蒂岡兩方面任命，梵蒂岡單方面任命的地下主教僅餘約30人。

意大利駐華使館前文化參贊、中國人民大學研究員郗士（Francesco Sisci）質疑目前社會對陳樞機過度關注，「為什麼咱們必須那麼關心一個樞機？如果按民主考慮，我們得聽多數，如果按天主教信仰考慮我們得聽教宗。」

當然，由於缺乏統計，什麼是多數意見，實際上並不易界定。不過，陳日君的兩位繼任者，均與他抱持不同觀點，多少對我們了解教廷對中梵關係的態度具參考作用。湯漢樞機去年撰文指出，中梵關係正常化始終是大方向，若教宗在主教候選人問題上有最終發言權，那麼地方教會「選舉」就只是主教團的「推薦」，與此同時，內地政府只要求人選符合愛國標準而不關切是否愛教，「因此，我認為，這樣的主教任命協議，不會超出雙方目前正在有效實施的做法。」

「健康現實主義」則是香港教區現任主教楊鳴章對自己面對中國政權態度的概括。他說：「如果我不是香港教區主教，只是位神父，可能我會參加很多示威抗議。但身為主教，人們會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我。我要顧及中梵關係……我不想搗亂。如果有保持對話的可能性，我會盡我所能促成其事。」

教廷期待重返中國

不少研究教廷的專家，如前述美國資深記者加埃唐等均指出，梵蒂岡一直夢想着重返中國，讓地下教會走出陰影，並彌合中國天主教徒之間的裂痕。雖然陳日君仍對方濟各不與中國簽訂主教任命權協議抱有希望，但更多迹象卻顯示這似乎勢在必行。教廷方面明言，與中國尋求協議將團結天主教會，體現的是寬恕與慈悲，正如方濟各曾宣稱的，「信徒們必須搭建橋樑，而不是築起牆壁」。正面來看，方濟各想必相信，地下教會與愛國教會融合，將令中國天主教群體的發展空間壯大。

整體而言，中國與梵蒂岡愈走愈近，已是近乎不可逆轉的趨勢，香港的中間人角色隨着年月逐漸褪色便是一大反證。無論結果如何，自梵蒂岡近60年前不再用「裂教」一詞，來形容中國官方認可的教會開始，教廷幾可肯定不會放棄中國信眾，兩國分歧只在於牧者在中國的角色，而當前對中梵關係糾結的，不是牢握主導權的北京，而是在宗教與政治之間掙扎的梵蒂岡。

上文節錄自第9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2月12日）《主教任命協議勢在必行　中梵進展中的香港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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