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法律學者挺胡志偉「特赦論」正確:大和解是主流方向

撰文:沙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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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日前拋出「特赦論」,建議特首運用權力特赦「七警」及佔中參與者,引起社會熱議,胡志偉最終收回言論並道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有關建議的動機、出發點是好的,儘管今次在各方反對下收場,但值得進一步挖掘和思考,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應以此作為其「和解政治」的重要突破點,又指香港政治的大和解是主流方向,中央亦樂見其成。

田飛龍認為,「特赦論」的出發點是出於好意。(網上圖片)

「特赦論」出發點良好 為彌補社會撕裂找出路

胡志偉日前提出由特首運用《基本法》權力,特赦佔中參與者、七警及退休警司朱經緯等,以修補社會撕裂,惟建制泛民反應一般,民主黨內亦出現意見分歧,最終有關建議見天不足24小時便收回。

身兼港澳辦轄下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胡志偉提出「特赦論」的動機及出發點是好的,以回應林鄭月娥提出和解,也為香港幾年來的社會撕裂尋找解決辦法和出路。他指出,特首選舉期間已有這種呼籲「特赦」的聲音出現,例如建制派呼籲特赦七警以鼓勵警隊士氣,民主派則呼籲特赦佔領參與者,胡的倡議是把兩大陣營的特赦建議聯合起來,希望對雙方訴求都能回應。

胡志偉提出由特首運用權力,特赦佔中參與者及七警。(資料圖片)

特赦屬特首法定特權 非行政干預司法

田飛龍指出,胡志偉提出的「特赦論」,問題在於構思倉促,各派反應上都有些措手不及,無法完全接受或適應,但也大多認為是個好主意。大和解是後佔中時期香港社會逐步形成的一種理性共識,惟如何破題一直較為棘手和敏感,此次胡的倡議儘管準備不足而流產,但其提出的議題與思考方向是正確的,需要政府、建制派及民主派進一步凝聚共識和開展合作。

他強調,特赦權屬於特首的法定特權,如按照法定程序並在主流民意支持下加以合理運用,不僅不會破壞法治及司法,反而可以深化與鞏固法治的社會信任基礎,「特赦與司法是政治和法律辯證互動的關係,我們立足法治但也不要拘泥於法治形式主義,要以維護和增進整體憲制的高度來看待二者間關係。」

田飛龍認為林鄭月娥林鄭對特赦論不會絕然排斥。(資料圖片)

中央治港恩威並施 權威性與和解政治並存

至於北京的思路,田飛龍認為,中央治港需要權威性,也需要和解政治,所謂恩威並施,這是內部存在大和解與大鎮反兩種思路的根本原因。他又指,雖然「特赦論」在各方反對下收場,但胡志偉提出的思考方向值得進一步挖掘,具體方案也可以再討論,形容是良性契機,中央和特區政府應從中看到泛民主派內部的和解之光,鼓勵其繼續審慎思考和尋求與建制派及中央的善意溝通。惟田同時指出,特赦需有底線和原則,而中央的大和解思路總體上側重經濟民生和對青年成長的支持方面,這點與胡志偉的思路有出入。

他續指,目前來看,特赦性和解這一步還不易邁出,因雙方的特赦立場還有差距,跨黨派溝通機制亦還未够完善,泛民主派内部更缺乏實質性共識。林鄭月娥應注意捕捉和凝聚香港社會在這一議題上的未來進展,作為其「和解政治」的重要突破點,如能邁出這一步,未來的重啟政改、23條立法、央港經濟融合及區域一體化均可逐步達成和解與共識,香港可能進入一個關鍵性的「轉型發展期」,央港政治信任及兩制互動融合將實質性開啟一個「一國兩制的2.0時代」,「新特首承前啟後,責任重大,其駕馭複雜形勢的實際能力將經受考驗。」

對於林鄭月娥曾表明,不會以行政或政治手段來干預司法決定,田飛龍認為林鄭的表態主要是表達一个個基本的法治立場,而非對特赦權的絕對排斥,因為特赦權不僅僅是特首的一項法定特權,還是特首綜合治港的一個重要的憲制性責任。尊重法治與司法是特首的職責,合法運用特赦權以增進法治權威及社會信任團結也是其内在職責。「候任特首只是反對特赦權的輕率使用或濫用,反對以破壞法治和司法的方式行使。如對七警及情節相對輕微的佔中參與者,則可考慮運用特赦權力加以寬宥,以兌現其政治和解及修補社會撕裂的政綱主張和施政取向。」

9名佔中參與者早前被落案起訴。(資料圖片)

京港需思考五點 共同尋求政治突破

田飛龍分析,今次胡志偉的倡議無果而終,表明香港社會雖有和解心意,但仍然缺乏和解的溝通機制和基礎共識,這正是香港政治社會重建的現狀和起點。長期來看,香港政治的「大和解」是主流和方向,而中央亦樂見其成,因為歸根結柢「大鎮反」只是手段,只是促成「和解」的前提與條件,而不是一國兩制的初衷與目標。他指出,一國兩制的初衷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國家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這是「本體」;二是香港的繁榮穩定與高度自治,這是特別的制度方法論和輔助性憲制安排,具有「功用」的意涵,因此長期的政治對抗絕非中央所願,也非香港之福,與一國兩制的「本體」及「功用」都存在矛盾衝突。「也因此,中央和香港各界應充分凝聚一國兩制的初衷認知與共識,根據自身角色做出合理努力。」

 

最後,田飛龍指出,特區政府及香港各派別乃至於中央需要繼續思考五點:
一、附條件和有原則的「特赦」應當如何思考、設計及實現跨黨派和事前溝通以及與中央進行溝通,達成一個各方可接受的穩妥方案,然後共同努力推進,尋求突破,需要確定某些底線。
二、特赦之外的和解措施如何思考和設計,泛民主派是否可以考慮簽署一個「反港獨,促民主」宣言書,與港獨分離主義做明確切割,釋放轉向「忠誠反對派」的清晰信號。
三、立法會內部建立「跨黨派飯盒會」,推進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議會內合作,遏制惡意拉布和本土派議員的極端行為,理順行政立法關係。
四、泛民主派對香港與內地的融合性措施(如一地兩檢、粵港澳大灣區等)以及推進國民教育的新計畫持積極理解與合作的立場,拉近與特區政府及中央的心理距離,更加積極正面地理解國家的新發展和進步性。
五、中央在依法治港和依法支持香港落實普選方面持積極開放立場,根據香港政治和解與社會撕裂修補的實際成效靈活回應香港社會之政制發展、經濟轉型與社會重建的實質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