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選擇性的「有為」 政府，你究竟重視什麼？
日前，立法會議員馮檢基質詢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為何房署轄下屋邨的休憩用地沒有設置供公眾人士使用的飲水機。這看似是小事一樁，但從張炳良的回應可見政府的管治思維與管治作風。
張炳良答道，《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並無就提供飲水機方面提供指引，而飲水機亦不是現有公共屋邨的標準設施。他認為市民如果需要飲品，可以自攜飲品於有關場地享用，或在屋邨的商舖購買。
「飲水機不是現有公共屋邨的標準設施」正是問題所在，張炳良卻視之為答案。這是典型「凡存在必合理」的官僚主義思維。至於叫市民自帶或購買飲品，令人想到的是「何不食肉糜」的歷史故事。不過，問題的真正核心，不是政府只想維持現狀。實情是當政府不想推動改革，便會搬出「指引」作「護身符」；但倘若政府要遂其所願達致某一目的，卻可以橫眉冷對千夫指，甚至改弦易轍也在所不惜。那些政府想要推動的事情，細究起來，涉及的往往是經濟而非民生，有時候更是重經濟、輕民生的荒謬事。經濟好了，大商家肯定可以從中獲利，但受惠的卻不一定是市民。這令人不禁要問，政府，你究竟重視什麼？
「無先例不做」則香港何來？
較之「全民退保」，設置飲水機也算是微不足道，但政府官員處理兩件事情的態度如出一轍。香港已是世界上為數不多沒有「全民退保」的發達社會，但議題拖延日久，仍無法推進。在4月的「全民退保」諮詢會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明立場對「不論貧富」的「全民退保」有所保留。
她重申，「全民退保」危及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更會拖累政府要處理的其他退休保障項目，例如長者醫療、長者長期護理服務；並會壓縮政府在其他政策範疇的開支，例如教育、交通、基建。她強調，在人口急速老化的情況下，「全民退保」的方案遲早入不敷支。
這套說法或許比張炳良的「何不食肉糜」論較能入耳，但其實同樣站不住腳。香港政府的財政收入其實大有提升的空間，稅率不高，稅基淺窄，有充分的條件調整收入結構。日本的所得稅和消費稅都比香港高得多，更徵收資產增值稅，但到今日仍算是經濟強國，還是香港人心儀的國家。李嘉誠先生大量投資英國和歐洲，看來不會是因為那裏的稅率比香港低吧？
當然，司長也沒有給出具體的數據，例如「遲早」是什麼時候？加稅要加多少？該加窮人的稅還是富人的稅？既然政府給「適合」拿退保的市民畫了一條「8萬資產」的線，那為什麼不給富人也畫一條多少資產以上便應繳更多稅的線呢？
歸根究底，林鄭月娥彷彿只是在說：過去香港沒有「全民退保」，現在也沒必要有。但是我們不禁想問：過去沒有，便代表現在不該有，將來不能有嗎？
如果按照「無先例不做」的邏輯，那麼政府為什麼要建高鐵呢？為什麼要建港珠澳大橋呢？又為什麼要建機場三跑呢？上世紀香港的經濟奇蹟是從何而來的？
涉及大財團利益 政府非常「有為」
反觀另一面，政府在某些涉及商界巨大利益的事情上卻非常「有為」。假如有「指引」阻礙其行事，便會採取「大刀闊斧」的「改革」。例如機場三跑，因背後涉及多家大財團的利益，工程自然「事不宜遲」。所以政府「創意無限」，竟然想繞過立法會撥款，直接由政府出資。政府在推動這類有利於大商家的「改革」時，何其雷厲風行。假如在「全民退保」議題上也如此「創意無限」，相信一早便能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
又例如，回歸以來香港的戲院數量銳減。上世紀90年代，全港戲院多達120間，現在減少至僅47間；座位總數由高峰期的12萬減至目前不足4萬，北區和大埔區的60多萬居民，想看電影，最近要往沙田或元朗，因為區內一間戲院也沒有。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原因是，上世紀80年代，戲院是政府規劃中的社區設施，是硬性指標。但後來，政府將商業及零售作為城市發展的主要目的，為了讓地產商自由調整可建樓面面積，於是將戲院作為社區設施的硬性指標剔除，結果新的商場建設都不會有戲院。那些被刪除戲院的面積哪裏去了？多數變成能收到更多租金的零售店舖或寫字樓，戲院失去獨立地位，變成商場的「附庸品」甚至「犧牲品」。
由此可見，政府判斷一件事「可為」還是「不可為」，往往不是以有沒有「指引」作為標準；也不是一定要維持現狀，而是以涉及哪一方的利益為首要考慮。若改革的持份者包括既得利益集團，政府推動改革往往顯示出較大的政治決心。這無法不令人懷疑，在他們思考政策利弊時，民生究竟佔有多少分量？經濟發展重要，是否因為必然有利於商界？他們如何理解經濟發展與民生的關係，市民又是否認同他們的觀點？發展旅遊業，租金上升，地產商受惠，普通人的工資上升了嗎？建設三跑，有利經濟，但市民除了要付更高的機場使用費之外，他們的收入會增加嗎？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既然如此，市民有什麼支持的理由？
政府官僚作風 驅使抗爭日趨激進
飲水機也許是小事，但其實將各種小事放一起就是大事，「全民退保」更是大事中的大事；而事無大小，只要不符合政府的施政和理財思路，政府的態度都是官僚的。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近年香港的抗爭日趨激進，光靠一小部分人的煽動是不可能造成蔓延之勢的，香港政府必須捫心自問：有沒有認真傾聽民間的聲音。假如一味以官僚作風回應抗爭，其所不欲則搬出「指引」，其所欲則不惜修改「指引」；這種情況下，「指引」只是符合政府推行政策的一面擋箭牌，變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毫無社會公義可言。假如政府依舊這樣任性妄為，不顧民間疾苦，實很難怪責香港的年輕人用愈來愈激進的手段抗爭。
最近藝人黎明處理演唱會取消的手法廣受好評，他第一時間親身向歌迷道歉，將作為他「衣食父母」的粉絲放在首位。連一個藝人也知道如何與市民溝通，高薪厚祿的官員卻忘記自己公僕的身分，令人髮指。我們針對的是麻木不仁的官僚文化和體制，而非林鄭月娥和張炳良。林張兩位相信都是能幹的官員，前者曾經活躍於社運，被普遍認為關心民間疾苦，後者更是泛民出身，曾經積極支持社會改革和公義。希望他們能夠更多體恤民情，不要忘記自己從政的初衷和失去年輕時候的抱負，不要將自己改造為既得利益的保護者，被自己曾經批評的官場歪風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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