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既得利益結構不破 香港難言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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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宣布《逃犯條例》修訂工作「壽終正寢」後,社會示威浪潮持續,警民衝突頻仍。到了這個地步,恐怕沒有人會否認政府正陷入管治失效、官民缺乏互信的困局。政治激進主義抬頭,各界尤其需要保持冷靜,好為香港尋找出路。凝聚社會共識、為香港找出可行應行的新發展道路,是《香港01》一直以來的主張。改變始於認識,要使香港避免繼續空轉,社會上下必須全面檢視長期以來對香港政經結構的認知迷思,並大刀闊斧推行改革,締造真正全民共享成果的富裕社會。

在上期社論裏,我們直截了當地指出,香港年輕人在反修例運動裏徹底宣洩的怨氣與怒火,只是社會困局的縮影,修例衍生的政治衝突,實際反映的是社會深層次結構矛盾。倘若各界,尤其是身負社會治理之責的港府拒絕正視這些矛盾,將無法解決根本問題。

所謂「深層次結構矛盾」,很大程度是指資源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大眾利益備受忽視的反常現象。無論教育、醫療和勞工保障,抑或的士專營權等,都揭示了社會利益格局被嚴重扭曲的問題。但數到最「惡」的既得利益勢力,莫過於地產霸權—利益龐大,當中的關係網盤根錯節,帶來的負面影響遍及普羅市民日常生活各個層面,扼殺經濟創新空間之餘,也使社會財富分配日益兩極化,加劇貧富懸殊。

可悲的是,政府處理上述問題時畏首畏尾,每每以「尊重市場」、「自由經濟」等為藉口推卸責任。即使她偶爾展現削弱既得利益的意願,但總是一遇反對便「跪低」。連坐擁「行政主導」優勢的政府亦懷有這種不合時宜的思維,試問如何帶領普羅市民走出困局?

特首林鄭月娥。(資料圖片)

歸根究柢,問題癥結在於當局欠缺推動變革的認識與決心。我們認為,為政者施政決策只有一個標準:照顧香港整體利益,滿足大多數市民的需要。當既得利益者妨礙社會福祉時,政府必須重新建立分配制度,重整經濟結構。否則,輸的不單是當下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一群,還有在如此扭曲環境下成長而備受摧殘的下一代。

經濟多元有名無實
地產霸權依然橫行

近十多年,香港經濟有「四大支柱」、「六大產業」的說法。「四大支柱」指四個傳統主要行業,包括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是本地生產總值(GDP)的主要來源;「六大產業」指文化及創意、醫療、教育、創新科技、檢測及認證,以及環保,被視為值得發展和投資的行業。

驟眼看來,香港經濟相當多元化,真相卻非如此。據政府統計處數據,「四大支柱」長期佔GDP近六成,如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別佔56.6%和57.1%,就業人數則分別佔總就業人數的46.9%和46.6%。相比之下,「六大產業」在2016年和2017年的GDP佔比均為8.9%,就業人數亦僅佔總就業人數的12.7%和12.9%。

雖然「四大支柱」不包括「地產業」,但後者的身影其實無處不在。本地四大地產商(恒基、新鴻基、新世界及長實)早已通過併購不斷壯大,控制房地產、港口、零售、基建、能源、電訊等行業,基本上壟斷了香港經濟、民生命脈。難怪不少人慨嘆,香港人「一輩子都為李嘉誠打工」。這句話看似戲謔,卻是對香港現狀的形象化概括。毫不過分地說,地產業之興衰,決定了香港經濟的表現。

香港樓價不斷上升。(資料圖片)

既得利益嚴重異化
社會喪失更新能力

香港素來崇尚自由競爭,商界的存在原則上不是問題。四大地產商也是通過英治時代的自由競爭,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起逐步取代英資。但商界只是整個生態系統的一部份,它雖然發揮重要作用,卻非絕對。假如這個生態向商界、特別是地產商傾斜,必然導致利益分配不公。回歸以來的連場政治衝突,雖然部份原因是政治體制落後,但經濟結構失衡所引發的利益扭曲,亦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背景。

修例一役後,部份人士呼籲重啟政改,這是因為他們習慣了以政治權利來評價社會狀況。但正如《香港01》社論指出,從美國主打民粹政綱的特朗普上台,以及法國爆發「黃背心運動」等案例來看,即使是老牌民主國家,也會因經濟民主缺位而出現社會不穩。事實上,就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不少先進國家開始討論何以選舉式民主未能有效解決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均的問題,開始探討經濟分配在民主制度中的意義。

回到香港,這個「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看似非常繁榮,其實不值得引以為傲。回顧過去二十年,香港GDP由1998年的1.3萬億元增至2018年的2.8萬億元,增幅近1.2倍,但同期打工仔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僅由1998年首季的10,000元,增至去年首季的16,400元,增幅只有六成四。雖然本地經濟總量翻了一番,但普通市民未能分享到相應的經濟發展成果。

很多香港基層市民居住在環境擠迫且租金高昂的劏房。(資料圖片/洪嘉徽攝)

既得利益集團箝制香港早就不是新聞,最能體現這問題的莫過於土地與房屋困局。眾所周知,本地公屋輪候年期屢創新高,樓價不斷上漲,許多基層市民被迫入住「劏房」。但地產商卻無視住屋困局,不斷囤積土地—本港近4,400公頃農地中,有過千公頃由四大發展商持有,當中不少土地一直閒置、甚或荒廢。當社會人士呼籲政府援引《收回土地條例》,透過徵收閒置土地廣建公屋時,這些聲音動輒被既得利益勢力指斥為「民粹」,完全漠視基層市民的需要。

同樣嚴重的是,在地產商主導經濟的大背景下,香港經濟結構高度單一,變相封殺了其他可能出路,令社會失去更新能力。試問,當土地資源為地產商創造大量財富時,他們怎會願意投資創新意念?對中產來說,「供樓」耗費青春和積蓄,哪有餘裕創業?而對低下階層而言,他們被迫繳付高昂租金,何來條件追尋個人興趣、奢談釋放個人潛能?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必然欠缺冒險精神,凡事因循守舊,個個抱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根本沒有機會發展創新科技,更遑論推動經濟轉型。

政府欠缺膽識魄力
亟須重拾領導能力

長期以來,香港都是「重商輕民」,這個結構若要健康運作,前提是商界利益有助於社會整體發展。倘若商界利益與社會利益脫鈎,便會發生異化,導致兩者出現矛盾,政治激進主義亦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發酵空間。如果結構失衡的問題解決不了,進一步的政治衝突是早晚的事,不單政府會焦頭爛額,商界利益最終亦會受損。

觀塘市中心。(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平情而論,港府並非沒有意識到產業單一化、既得利益扭曲所帶來的禍患。首任特首董建華曾在1998年的《施政報告》中,撥出50億元成立創科基金,着力發展創科產業,可惜無疾而終。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提出上文提及的「六大優勢產業」,可惜當年提出的多個項目進展緩慢,醫療產業和教育產業更有如空中樓閣。梁振英上台後,甚至乾脆宣布不再以經濟與產業角度,看待這兩個領域。

政府有意追求產業多元化,可惜成效不彰,在撼動既得利益、特別是地產霸權上亦欺善怕惡,毫無魄力和膽識。還記得,市建局為了推動「觀塘市中心計劃」重建項目,曾在2012年初引用《收回土地條例》,為此甚至不惜控告重建範圍內的小商戶及住宅業主「霸佔官地」,最終成功收地。可是,對於財雄勢大的地產商,今屆政府卻忌憚對方提出司法覆核,多次拒絕引用《條例》收地。

任何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必然是全民分享經濟成果,絕非社會利益遭嚴重扭曲、僅得一小撮人盡享。人們曾形容特首林鄭月娥「好打得」,意思是她不畏權貴,但事實證明她名不副實。明明地產商已坐擁不成比例的巨大優勢,賺盡市民一分一毫,為何政府連稍為觸碰既得利益者的勇氣也沒有?明明香港已淪落至被既得利益勢力完全箝制、整個社會缺乏活力的地步,為何當局仍不敢展現魄力,推行改革?倘若政府繼續卸責,拒絕在經濟事務和社會資源管理上發揮領導作用,那麼香港只會不斷蹉跎,無法重新出發。

特首林鄭月娥曾被形容為「好打得」,不畏權貴,事實證明她名不副實。(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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