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拷問特區政府 青年問題只是青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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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修訂《逃犯條例》的「六月浪潮」,令香港陷入回歸以來最嚴重、最撕裂的政治衝突。特區政府在這個過程中進退失據,完全無法掌握民情,徹底暴露管治失效的問題。隨着修例工作實際上告一段落,各界亦要逐步冷靜下來,並為香港重新出發獻計,但真正的考驗是,港府能否準確為香港的問題把脈,繼而對症下藥。

在修例一役中,年輕人的反對聲音特別響亮,部份甚至參與武力抗爭。此刻恐怕沒有人會否認,一股焦躁、怨憤和無奈的情緒正在青年之間彌漫。正因如此,無論政府官員、部份立法會議員、大學校長,還是宗教領袖,都對青年問題表達關注,彷彿這就是社會問題的全部,但何謂「青年問題」,他們卻未能說出個所以然—有人歸咎通識科令青年思想激進,有人認為他們精力過剩無處發洩,也有人斷定他們受泛民「煽動」,因此逢政府必反。事實真的這麼簡單嗎?

上述認知並非全錯,但顯然犯了在脫離脈絡的情況下,抽空地看青年問題的毛病,實際上只是瞎子摸象。從世界各地的經驗可知,青年群體的能量最大,最懂得利用各種形式表達自身感受和不滿,他們的情緒總是最快、最有效、最集中地呈現出來。換句話說,我們雖不能說青年困局是社會困局的全部,但起碼是個縮影,兩者無法脫鈎—假如青年困局解決不了,社會困局也解決不了;反過來說,若不觸碰社會困局,青年困局亦無從下手。

可惜的是,特首林鄭月娥至今仍然無法讓人相信,她已經深刻把握青年和香港的雙重困局。在上周二(7月9日)的記者會上,她承認從「佔中」到修訂《逃犯條例》的過程中,看到市民的不滿其實反映社會有一些「深層次問題」,強調應該找出這些問題的癥結,對症下藥。然而,沒有失憶的人應該記得,她其實早在2017年7月1日的就職演說中,已聲稱「明白年輕一代對前景的迷惘」,而特首有責任「找出事情的癥結,更宏觀地為香港謀劃出路」。

(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管治精英須斷對症
社會問題才是根本

事隔兩年,這位號稱「好打得」的特首,竟然還停留在「尋找問題癥結」、而非「解決問題」的層次,其管治思維之滯後、管治能力之低下,令人搖頭嘆息。我們不禁要問,如果連特區首長也對香港整個格局欠缺辨識能力,那麼,執政團隊內的其他官員會有多窩囊?就連香港面對什麼問題都不清楚,管治危機又如何化解?

香港的問題千頭萬緒,糾結於政治衝突的表象,根本無助治癒沉痾。對此《香港01》多番強調,主權移交以來的連場衝突,其實源於社會經濟出了大問題—由於受到外部及內部各種因素影響,本地經濟結構逐步失衡,利益分配嚴重不均,社會資源一面倒向商界傾斜。在這個大氣候下,青年因上流機會大減而心懷怨懟,導致政治激進主義發酵,並透過街頭政治的方式宣洩出來。

深層結構矛盾不除
港青繼續深受其害

港青面臨的困局驚心動魄,而這實際上折射整個社會的問題。就以升學、就業為例,出身基層的莘莘學子進入大學,便開始背負沉重學債,在「起跑線」上處於劣勢;離開校園後,亦不見得前景光明—香港經濟結構高度單一,金融及房地產等行業壟斷,創新科技等新興行業並不發達。由於產業結構固化,許多傳統行業的職位,特別是中高層的位置被少數精英階層佔據,導致年輕人難以「上位」。有學者曾整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數據,發現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學畢業生收入的平均數,僅由14,250元增加至18,583元,如果扣除通脹,增幅更只有7.5%。

(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林鄭月娥上任後,公屋輪候年期屢創新高,樓價亦不斷上漲,各種樓價指數一再破頂。即使年輕人有不錯的際遇,取得不俗的工作職位,但在扭曲的樓市面前,只得淪為「樓奴」,根本沒有餘裕創業,從而釋放個人潛能。

同樣嚴重的是,花了大半生時間「供樓」的打工仔,只能依靠被基金公司榨取的強積金勉強過活。倘若政府無法確保市民「老有所養」,他們在年輕時便難以放膽追尋夢想,只能為了「生存」而營營役役,擔心日後悲哀終老。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求學、就業、置業,還是退休,年輕人的人生軌跡充滿不必要的障礙,因為現行利益結構早就把他們排除在外。正因利益分配不公,正因深層次結構矛盾嚴重,他們才會因前路茫茫而滿肚子怨氣,繼而採取激烈的方式抗爭。

林鄭任內推出多項房屋政策措施,惟樓價未見下調,反而再創高位。(梁鵬威攝)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如此尖銳,任何有識見的政治人物,都知道政府不能夠繼續採取鴕鳥政策。我們要拷問政府,為什麼明明坐擁巨額儲備,卻一再拒絕推行大學免學費,以及全民退休保障?為什麼明明手握《收回土地條例》這柄「尚方寶劍」,卻一再拒絕從地產商手上收回閒置土地,繼而廣建公屋,為青年解決住屋問題?我們亦要拷問政府,為什麼只懂以「派糖」紓解民怨,而非撼動不合理的社會經濟結構,扭轉商界壟斷、大眾利益備受漠視的局面?

林鄭須效法麥理浩
大刀闊斧推動改革

香港需要一個勇於拋棄「大市場、小政府」邏輯的政府,尤其需要一位具強大領導力的政治領袖。乍聽起來,這好像不着邊際,但在香港歷史上,其實珠玉在前。

還記得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時香港面臨房屋、教育、貪污等深層次結構矛盾,再加上內地難民湧入這個外因,解發了1966年的「天星騷動」,以及1967年的「六七暴動」。值得注意的是,參與這兩場大型群眾抗爭的人士,許多是看不到前景的年輕人,但當年的港英政府並未單純地視之為「青年問題」,而是就整個社會遭遇的困局,進行全面檢討。在這個基礎上,於1971年至1982年期間出任港督的麥理浩,展現了令人讚嘆的魄力,包括落實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推動九年免費教育,以及成立廉政公署。正因這些具前瞻性的改革,香港的社會面貌才煥然一新。

(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林鄭月娥與其漫談「搭建溝通平台」這些搔不到癢處的廢話,倒不如至少做到效法回歸前的麥理浩,展現膽識和魄力,以極具前瞻性的視野,領導社會向前邁進。若當局拒絕挑戰既得利益者,拒絕促進社會的公平,為包括青年在內的全體市民,建設一個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的美好家園,那麼青年的焦慮、怨憤和躁動,總有一天會再次爆發。

林鄭月娥宣布修例工作「壽終正寢」時,要求社會給予政府機會和時間,刻意擺出一副和解的姿態。但這種和解必須是積極進取、有建設性的,斷斷不能是「和稀泥」,企圖蒙混過關。所謂以小見大,我們希望港府適時「更新」管治思維,認清「深層次結構矛盾」才是問題的本質,明白到若不直視社會困局,青年困局便難以解決。有了正確認識後,還要以無比決心撼動不合理的、傾向既得利益的政經結構。否則,香港只能繼續空轉,永遠無法跨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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