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產業結構不改革 全民共享從何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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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日持久的反修例示威,揭示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嚴峻、既得利益勢力橫行的問題。到了這個地步,即使最冥頑不靈的人亦明白香港亟須改革。特首林鄭月娥最近終於放下身段,除了宣布「撤回」修例草案,還願意落區接觸市民,做法可取,但畢竟治標不治本,關鍵還是直面深層次結構矛盾,拿出釜底抽薪的政治魄力,推動社會與經濟改革,從而建立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的社會。

在上期社論中,我們批判了香港的住屋困局,指出本地「分配結構」嚴重失衡。其實在這個號稱「全民就業」的國際大都會,「產業結構」嚴重過時,同樣是經濟千瘡百孔的主因。產業單一化的嚴重性人所共知,政府早已意識到問題,並對其惡果有所警惕。可惜的是,官員對何謂產業不甚了了,以至於遲遲未能制訂清晰的產業發展政策,打破僵化的經濟結構。

本港經濟由金融與地產相關領域壟斷,資本和資產擁有者的既得利益穩固,從事「低端」服務業、深受地產霸權剝削的打工仔則往往「手停口停」,他們的困局在示威不絕的當下更顯而易見。單以旅遊業為例,8月首半個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跌三成,8月尾甚至大跌45%,這個領域的企業已經開始停薪甚至裁員,一些小型公司甚至直接倒閉,鑑於第三季可能出現經濟衰退,相信情況更雪上加霜。

反修例示威是偶發的,既得利益卻是結構性的。管治精英通過社會動亂才得以認識香港經濟結構荒謬的一面,實屬悲哀。但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如果港府在汲取今次教訓後,下定決心撼動既得利益結構,令備受忽視的基層勞動者成為既得利益群體一部份,未嘗不是香港之福。反之,當局若繼續蹉跎,下次社會矛盾爆發時就可能不會單純以街頭衝突的形式呈現。

本港「產業結構」嚴重過時,是經濟千瘡百孔的主因。(梁鵬威攝)

地產霸權壟斷經濟
「低端」從業員遭殃

香港產業結構確實非常畸形,近年情況更是不斷惡化。根據官方數據,單在2017年,金融及保險、地產相關行業分別佔本地生產總值(GDP)19%和20.4%;反觀零售、餐飲、住宿服務業僅佔3.2%、2.2%和1.1%。不難看出,相當多的財富早已流入金融資產領域,而地產霸權則穩如磐石,未被撼動。

更能反映結構困局的數據是,金融及保險業雖只養活了6%就業人口,但從業員在2018年的工資中位數達2.7萬元,平均薪金從1999年至今累積增長達161%;相比之下,雖然零售、餐飲及住宿服務行業養活15%就業人口,但工資中位數僅僅稍高於1.3萬元,不及金融業的一半,同期平均薪金增幅亦不及金融及保險業的50%。

再參考通脹數據,1999年首季至2019年首季的通脹率為31.7%。儘管大部份行業工資增幅稍稍「跑贏」通脹,但遠遠比不上樓價的升幅,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統計,1999年至今,本港住宅價格升了幾乎三倍,私樓租金指數增幅也接近一倍。

雖然零售、餐飲及住宿服務行業養活15%就業人口,但工資中位數僅僅稍高於1.3萬元,不及金融業的一半,同期平均薪金增幅亦不及金融及保險業的50%。(羅君豪攝)

香港人均GDP高於德國、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看似相當風光,但真相並非如此。對一般打工仔而言,GDP數據根本沒有意義,真正有意義是入息是否增加、是否有能力買樓,或者支付租金。但上述數據證明,即使工資有所增加,也會被高昂租金和樓價擠壓。

作個不太貼切但也可見微知著的類比,外來家庭傭工每月領取4,520元的剝削性工資,由於與僱主同住,毋須繳交住宿和膳食費用,她們普遍把絕大部份收入寄回家鄉,讓家人過上相對舒適的生活,僱用她們的萬千僱主不乏中產階層,收入是外傭的數倍,卻難以在香港這座繁華的城市安穩生活,箇中關鍵正是高昂的生活成本使他們疲於奔命。

可惜的是,港府一直以「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為榮,沒有意識到應該撼動地產霸權這個最大既得利益集團,並就產業政策主動進行規劃。在這種情況下,香港遲遲無法擺脫經濟結構高度單一的困局,扼殺經濟創新空間,亦使社會財富分配日益兩極化,加劇貧富懸殊。

香港遲遲無法擺脫經濟結構高度單一的困局,扼殺經濟創新空間,亦使社會財富分配日益兩極化,加劇貧富懸殊。(羅國輝攝)

「派錢」治標不治本
降生活成本更可取

毫無疑問,受到今次反修例風暴影響,「低端」行業必然大受打擊。不少僱主已要求員工放無薪假,甚至不排除裁員。有見及此,自由黨早前就新一份《施政報告》向林鄭月娥提出建議,要求政府向全港市民派發一萬元現金補助,認為可以帶動消費,以及讓市民「舒舒氣」。我們曾多次批評,「派錢」看似慷慨,實際上卻是治標不治本,甚至會麻痺市民,令他們看不到香港經濟困局的真正成因。

平情而論,「派錢」這種短期措施可助解燃眉之急,但起不到根本作用。若要幫助最弱勢的勞動者,當局應該用這些資源,啟動對「分配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改革,而兩者都與「地」密不相分。所謂「分配結構」改革,是指協助市民從高昂的生活成本中「解放」出來。具體而言,政府理應重拾土地和住屋政策主導權,透過《收回土地條例》收回閒置土地,廣建高品質公屋,輔以住宅租金管制、空置稅、資產增值稅,全面回購港鐵,推動「兩元搭地鐵」等措施,徹底改變土地資源分配結構,紓緩市民的生活壓力。倘若這些政策落實到位,即使「低端」服務業從業員的工資不變,但可支配收入明顯增加,生活品質自然有所提升。

長遠而言,香港理應勤練「內功」,一方面鞏固並加強現有優勢產業,創造更多高收入職位及進行稅制改革,充實庫房,同時以充裕財政資源為後盾,大膽規劃多元產業發展。產業多元化的要義,在於避免經濟空心化。一個地方的經濟結構若缺乏實體產業支撐,終究難以長期健康運行。香港如今正深受其害——金融與地產造就眾多超級富豪,整體經濟結構卻日漸脫實入虛,以致字面上的經濟增長與普羅大眾的生活沒有連繫。

自由黨早前就新一份《施政報告》向林鄭月娥提出建議,要求政府向全港市民派發一萬元現金補助,讓市民「舒舒氣」。然而,這對香港經濟的真正困局是否真有幫助?(高仲明攝)

產業改革需魄力
政府不應再怠懶

談及實體經濟,最基本概念當屬工業。「香港製造」曾聞名國際,但隨着工業北移,本港製造業產出由1980年佔GDP近24%,跌至2016年約1%。鑑於香港產業高度單一化、空心化的問題陸續浮現,加上2008年金融海嘯突顯實體經濟疲弱帶來的弊端,港府遂在2015年11月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並以推動「再工業化」為其中一個目標。推動「再工業化」,用意在於避免地產霸權繼續把持經濟命脈,為包括從事「低端」產業的市民提供更多選擇。

事實上,香港有不俗的「家底」,研發能力亦相當優秀,問題是缺乏工業體系支撐,因此難以將研究成果產業化。我們要質問政府,為什麼它有魄力為迪士尼樂園、數碼港開闢土地,但卻沒有魄力為建立工業體系而覓地?顯然,這並非土地不足的問題,而是港府官員認知滯後、思維固化的問題。

必須指出,制訂產業政策絕不僅僅狹隘地等同於重振工業,社會運作中不少環節同時也是經濟活動,在滿足本地需求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打造成能帶來可觀經濟創收及高增值職位的產業,教育與醫療就是為人熟知的其中兩個領域。香港在這兩個領域均屬地區乃至國際上認可的「優質品牌」,就產業發展而言極具競爭力,當然,前提是理順服務本地居民的「公營」服務與面向全球的服務「產業」,各自如何有效運作,政府在當中扮演着關鍵角色。

制訂產業政策絕不僅僅狹隘地等同於重振工業,社會運作中不少環節同時也是經濟活動,在滿足本地需求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打造成能帶來可觀經濟創收及高增值職位的產業。(盧翊銘攝)

港府官員習慣了「大市場、小政府」思維,不願也不敢在經濟治理上擔當「主導者」,結果是經濟發展動能嚴重不足,經濟結構高度單一。新加坡和深圳的經驗證明,只要政府對自己的職責有正確認識,主動扛起推動產業改革的重任,未嘗不能為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令社會面貌煥然一新。港府應當提出具體政策,協助各行各業調整,推陳出新。在過程中,原有利益結構肯定會對新興產業發展構成制約,當局因此必須通過基建支援、租金減免等舉措,減少地產霸權造成的羈絆,為新興產業提供發展空間。與此同時,針對經濟轉型的過渡階段,打工仔可能面對收入持續低迷的情況,當局必須主動介入,通過增加公屋供應、「兩蚊搭地鐵」等措施,降低生活成本,避免民眾因改革期間出現陣痛,要求政府停止改革。

香港蹉跎了足足二十二年,改革應即時進入「執行時間」了。改變始於認知,政府不應再死抱落伍的「小政府、大市場」思維,而應該展現魄力,認清自己在經濟治理上的引領作用,主動制訂產業發展策略和財富分配策略。若非如此,深層次結構矛盾勢必無法克服,香港亦將繼續在原有的怪圈中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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