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利益結構重組 香港重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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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周三(10月16日)將宣讀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由於報告是在反修例運動的背景下出台,各界自然對政府究竟有何妙法引領香港重新出發有所期盼。《香港01》一直認為,香港近年頻頻發生的政治衝突只是表象,真正根源是深層次結構矛盾未獲正視,尤其是在既得利益勢力劫持下,香港社會深受桎梏,欠缺活力。倘若政府能夠痛定思痛,徹底檢視過往施政不足,並在《施政報告》中作出重大改革,那將是香港之福。

令人憂慮的是,政府似乎仍未充分認識到,單單「小修小補」而沒有結構性改革,根本不足以協助香港走出困局。林鄭月娥早前為《施政報告》「放風」時,表明將會「派錢」紓解民困,包括出資105億元幫助舊樓業主維修樓宇、電梯和加強消防設備。這種做法只是小恩小惠,根本不是對症下藥,甚至會麻痺市民,令他們以為幾個銅板便可以解決問題;與此同時,有地產商決定捐地建屋,博得不少掌聲,但實際上只是企圖以極小代價,換取既有利益得以維持,這對治療香港的痼疾沒有太大作用。

我們認為衡量從政者成敗的標準只有一個——能否照顧社會整體利益。一旦既得利益結構嚴重異化,以至妨礙大眾福祉,管治精英必須展現應有的政治魄力,革除官僚怠政、思維僵化等弊端,建立全新的經濟結構和分配制度,化解深層次結構矛盾,達致全民共享。若非如此,民怨將無法有效疏導,而這個我們稱為「家」的城市,勢必在不久的將來發生另一次政治衝突。這難道是我們所樂見的嗎?

自由放任迷思遺禍 社會喪失更新能力

香港的問題不易解決,一些學者和政客在反修例運動爆發後,建議中央盡快重啟政改,寄望「雙普選」可以解決香港管治困局。政治體制滯後確是引發衝突的原因之一,但如果過度糾結於政治,恐怕失之片面。事實上,台灣「太陽花」運動、法國「黃背心」運動等例子都證明,即使最高領導人通過選舉提升管治認受性,但並不保證經濟、民生問題可以妥善解決。因此,普選雖然有其重要價值,但其效用實在不宜誇大。

《香港01》不厭其煩地強調,回歸以來的連場衝突,元兇是經濟結構失衡,導致社會資源一面倒向商界、特別是向金融產業與地產發展商傾斜。而經濟結構失衡,又可歸咎於港府死抱「自由放任」思維,在經濟事務上迷信「大市場、小政府」和「積極不干預」等教條,對自由經濟存在的弊端熟視無睹

一旦既得利益結構嚴重異化,管治團隊必須展現應有魄力,革除官僚怠政、思維僵化等弊端,建立全新的經濟結構和分配制度。(路透社)

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香港經濟結構高度單一,金融與地產壟斷,致使創新科技、藝術創作等產業的發展空間被嚴重擠壓,許多年輕人鬱鬱不得志,變相令社會失去活力和更新能力。一個令人慨嘆的事實是,截至上周四(10月10日),在2,379名被捕示威者當中,18歲以下有750人,佔總人數逾三成。更令人扼腕的是,很難想像在香港這個人均收入比英、法、德還要高的地區,竟然有大批年輕人絕望到主張「攬炒」,不惜毀掉香港。

有自省能力的政治人物應該問:為什麼在這個物質富裕的社會,居然有這麼多人淪為「非持份者」?如果從過往兩年林鄭月娥,或者說回歸二十二年來歷任特首的表現來看,他們顯然對香港的困局茫然不知,遑論提出解決辦法。

改變始於思維創新 推動改革此當其時

今次反修例運動令香港折騰了四個多月,時間不短,傷害極大,後患更難以估計,香港實在不能再蹉跎下去了。改變始於認識,社會必須全面、深刻檢視長久以來對本地政經結構的錯誤認知,而手握權力的領袖更責無旁貸,必須負起領導責任,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把市民從嚴重異化的既得利益結構手中解放出來,讓「非持份者」變成「持份者」,重新建立市民對未來的期望,真正做到全民均霑。

若要打破舊有的既得利益結構,繼而建立全新的利益結構,關鍵在於思維創新,以及隨之而來的政策創新及執行力。例如在「分配結構」方面,政府不應再於土地住屋議題上卸責,而是通過《收回土地條例》,大規模從地產商等新界土地業主手上收回閒置農地,興建優質而可負擔的公屋。在這個基礎上,當局還可多管齊下,包括實施租金管制、空置稅,甚至回購港鐵,以及推動「兩元搭地鐵」等措施,徹底扭轉不平衡分配結構。一旦政府落實上述舉措,便可大幅減少市民的住屋和交通成本,從而提升生活品質。

為什麼在香港這個物質富裕的社會,居然有這麼多人淪為「非持份者」?(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只要做好社會資源供給,「二次分配」到位,便可為社會創造更多可能性,包括讓年輕人更易創業,或者運用儲蓄從事其他感興趣的活動,人人各得其所,社會才會蓬勃起來。當年輕人獲得大展拳腳的機會和舞台,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自然增加,「攬炒」風氣也就失去滋長空間。

與此同時,港府必須對過度單一的「產業結構」作出改革。《香港01》早前引述政府統計處數據,指出金融及保險、地產相關行業合共佔GDP近四成,反觀零售、餐飲、住宿服務業僅佔3.2%、2.2%和1.1%。在這種產業格局下,金融地產無論創造多少財富,盛產多少超級富豪,實際上都與普通市民毫無關係。

我們支持港府強化傳統優勢產業,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藉以創造更多高收入職位。同時,我們呼籲當局展現魄力,推動產業多元化,為有志於從事金融地產以外行業的市民提供更多出路,令他們對未來重拾信心。例如政府應在香港擁有優秀研發能力的基礎上,將科技的研發與科技的應用銜接起來,結合大灣區北部的高效製造業,將香港人的研究成果產業化,情況就像蘋果手機在美國設計,但在中國生產一樣。此外,當局亦可在滿足本地居民需求的前提下,擴展被視為香港「品牌」的教育與醫療產業,這既可增強香港軟實力,又可為從業員和庫房帶來可觀收益,何樂而不為?

效法麥理浩破羈絆 做個真正的管治者

上述建議絕非理想主義的想像,而是香港切實可行的革新方向。然而,如果欠缺衝破重重既得利益藩籬的魄力和領導力,改革勢必難以完成。就以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為例,當地雖然私樓樓價高企,但由於絕大多數市民入住廉價組屋,因此「分配結構」的問題並不嚴峻;同樣地,該國自立國以來,一直配合國際形勢,因時制宜地制訂產業政策,因此能夠維持強大國際競爭力。

反修例運動令香港折騰了四個多月,時間不短,傷害極大,香港實在不能再蹉跎下去了。(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撇除新加坡的例子,香港本身亦不乏先例——「六七暴動」後的港督麥理浩便是一位值得讚揚的政治家。他在面對房屋、教育、貪污等深層次結構矛盾時沒有因循守舊,反而積極推動改革,包括開發新市鎮、推動十年建屋計劃、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以及成立廉政公署等,令香港社會朝氣勃勃。珠玉在前,現在的香港領導人何不見賢思齊?何必妄自菲薄?

香港遲遲無法擺脫被扭曲的既得利益結構,歸根結柢,在於管治精英未有充分認識到自己是社會的領導者和創新驅動力,不明白理應肩負引領社會前進的重任。由於在認識上出了嚴重偏差,政府官員總是對深層次結構矛盾茫然失措,任由既得利益群體予取予求,過程中犧牲了基層市民的福祉,為社會衝突不斷積累怨恨和焦慮。

今次反修例風暴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政府首先必須痛切反省,再以無比魄力撼動深層次結構矛盾,建立一個全新的、足以容納更多人的利益結構,讓施政合乎公平正義原則。不然,香港只會在原有的結構中繼續空轉,無法重拾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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