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在疫境中競賽 請政府再加把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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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周三(4月8日)宣布推出總額達1,375億元的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800億元「保就業」計劃,合資格僱主將可為每名僱員申領最多9,000元的工資補貼,半年內不得裁員,預計150萬名打工仔受惠。這些措施是在商界和勞工界壓力下推出的,某程度上可以安定民心。

誠如政府所言,疫情造成的衝擊史無前例,當局既要幫助最受打擊的中小企,也要避免大量市民失去飯碗。這些都是為政者必須肩負的責任。然而,真正有為的政府不能就此止步。作為公眾利益的把關者,政府在疫情尚未見頂之時當然要積極抗疫,但更重要的是對疫後重建有全盤的規劃。必須提醒,我們不應再以傳統思維去理解「重建」,以為吸引多些海外遊客、多發放些津貼便可,假如不懂得從改革經濟結構底層着眼,勢必重蹈當年經歷「沙士」(SARS)後不作實質改革的覆轍,最終只會令早已存在的矛盾繼續惡化。

對許多市民來說,政府早就「離地」得令人麻木。第一輪總額達30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根本無法達到「保就業」的目標,原因在於措施的針對性不足——許多旅遊業、航空業從業員早在1月底已被迫放無薪假,但一直未獲救濟,揭示打工仔在「無薪假」這一勞工保障漏洞下的困境。直至英國在3月下旬宣布代企業支薪八成,以及在一些把「自由市場」掛在嘴邊的商界人士突「轉死性」要求港府介入市場下,當局才「跟風」。執政者理應在經濟危機下主動出擊,港府卻「慢幾拍」,只懂得依賴外國「先例」,試問市民又怎會有信心它可以帶領社會重新出發?

(高仲明攝)

紓困只懂跟風 如何引領社會

如今,政府在第二輪施措中加大對打工仔的支援,總算「遲到好過冇到」,但措施尚有不少漏洞—「保就業」計劃適用於未來六個月,換言之,年初開始「被放假」的僱員將無法受惠;另一方面,理論上任何企業都可申請,但不同企業承受的衝擊力有明顯差異,結果可能是不太必要的也得到援助,造成資源浪費。這些事例在在說明,政府未能靈活變通,欠缺應有的政策彈性。歸根究柢,這是由於政府缺乏主動承擔公平管理社會資源的意識,不諳分配正義的真諦。單以港府「往績」推斷,這次一反常態,或許只是對天災(疫情)的被動回應,也有可能是看到英美這兩個「自由市場祖師爺」大力介入市場,或是一向被拿來與香港比較的新加坡出手後才效法。官員若真如此怠政懶政,只要疫情一過便會故態復萌。我們當然不希望「一語成讖」—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太嚴峻了,不能再以鴕鳥心態應對。

迄今為止,香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相對成功,說明市民抗疫能力上面對的問題不在於身體不濟,而是囊中羞澀。事實上,打工仔被迫放無薪假、中小企倒閉只是問題的最外一層,要認識問題的本質就必須不斷深挖。過往三、四十年,香港財富向金融、地產轉移,造就產業結構高度單一、極少數精英壟斷財富的畸型局面。相比之下,雖然零售、餐飲、旅遊業僱員人數眾多,但他們獲得的利益很少,而且,一遇上天災人禍便淪為「炮灰」。

深層次矛盾還體現於中小企僱主面對的困局—他們希望擴大市場,多做些生意,控制經濟成本,問題是地產霸權下根本難以負擔營商成本。政府增加三萬個就業職位、優化中小企融資計劃等舉措,對經濟危機有一定紓緩作用,但終非長久之計,關鍵是要重塑整個經濟結構,這牽涉到當局是否具備「打倒昨日之我」的認知,在痛定思痛後負起大力改革的責任。

疫情下,飲食業界處於寒冬。(歐嘉樂攝)

分配正義原則 疫下更形重要

若香港政府具備反思精神,理應看到這場疫情打破了其長年的意識形態迷思。當香港還在躊躇,西方國家已紛紛把所謂的「自由市場」信念晾在一邊,美國一次過擲下逾2萬億美元救經濟,包括全民派發各1,200美元;英國執政保守黨把承襲自戴卓爾夫人的「指導思想」拋諸腦後,破天荒代僱主支薪以挽救就業市場;向以財政紀律著稱的德國也摒棄過往秉持的「零赤字」預算方針,計劃舉債1,500億歐元刺激經濟,其為抗疫推出的紓困方案規模達GDP的10%。這些西方國家在處理社會問題時絕不受所謂的信念約束。由是觀之,為政者要因時因地制宜,果斷改弦更張。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為此次「史無前例」大開庫房解畫時,也是以其他「先進經濟體」為對照,稱「10%這個幅度」與它們「大致相若」。疫情對經濟的打擊確實史無前例,但經濟危機下各地終於「驚見」社會保障網的作用與重要性,則只能說是後知後覺。試想想,若香港社會本就有完善的勞工保障,政府何至於謀劃救濟方案時茫然不知所措?更進一步看,過往政府對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這類社會安全網充滿戒心,聲言會使財政破產,如今恰恰證明,政府的財政能力絕非其口中所言那麼脆弱!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真正「開竅」,明白管治思維必須適時而變,回應時代要求,積極主動地發揮引領社會的作用。香港的弱勢群體本來就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疫情將其苦況進一步暴露,再次揭示深層次結構矛盾嚴重、既得利益結構扭曲的真相。若要徹底扭轉困局,當局必先「解放思想」,從「小政府、大市場」的思維框框跳出來,並在經濟民生事務上發力—除了要徹底改造經濟基礎,還要改善市民的基本生活條件,如果能在住屋、交通、教育、醫療、退休五大領域讓人民獲得充分保障,那麼,社會的「抗震能力」便會明顯提高,足以抵禦下一次經濟衝擊。

(余俊亮攝)

打倒昨日之我 直面深層矛盾

很多人質疑全面改革只是空中樓閣,這種說法貌似合理,實質是妄自菲薄,因為香港有足夠條件和空間做得更多。我們坐擁龐大財政儲備,可以支持改革。這當然不等於鼓勵政府無節制地揮霍公共資產,而是要求政府積極主動發揮社會生產收入與消費的分配角色,為各個階層共同「創富」。

眼下政府正面對如何增加財政收入的問題,其中一個社會爭論經年的途徑是改革稅制。我們一向認為,稅制改革必須秉持分配正義的原則,顧及普通市民特別是低下階層的福祉,因此面向所有市民的銷售稅並不可取,但資產增值稅這類具針對性的財富導向稅種卻值得開徵。至於素來被視為香港優勢的「簡單低稅制」,也不應粗糙地劃地為牢,而應該聰明地應用。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的資料,全球薪俸稅率平均值和中位數分別是29.6%和30%,公司利得稅率平均值和中位數分別是24.7%和25%,比香港薪俸稅率15%與利得稅率16.5%均高出一大截,套用坊間常見的數據對比模式,這不正說明香港相關稅率有很大的調整空間?如果競爭對手的稅率是30%,香港只要稍低,例如28%,不就有了優勢?

擴大財政收入後用得其所,是為社會持續創富的關鍵,這要求香港推動必要的經濟社會結構創新,例如在重塑營商結構、特別是成本結構方面,許多中小企被租金壓死,政府應就此進行檢討,推行某種形式的租金管理制度,協助中小企在降低成本後「輕裝上陣」。與此同時,政府必須大力推動產業多元化,為市民特別是年輕人提供更多就業出路,並構建完善社會保障網,實踐公平正義。如果民生工作做得扎實,即使香港無法避過下一次天災,起碼可大幅降低天災造成的衝擊程度,需要援助的打工仔和中小企亦不會那麼多。

合格的政府要帶領社會克服眼前的困難,優秀的政府則不止於此,還要籌劃未來、積極有為,讓下一代活在幸福之中。如今疫情肆虐,保就業是應有之舉,這可為重建香港保留「有生力量」。與此同時,政府也該為「後危機時代」未雨綢繆,為社會改革大膽籌謀,推動經濟轉型,為市民創造更多財富。我們不希望香港在經歷反修例風波和肺炎疫情的雙重打擊後,還要承受第三、第四次打擊,港府才會幡然醒悟。假如香港的為政者繼續不思進取,那就必會被掃入歷史垃圾堆,遭一代代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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