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財政司不是會計師　預算案須有前瞻性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於本周三（2月24日）發表。疫下本港經濟萎靡，不少市民期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如去年般「派糖」紓困，這種短期措施對於解決當下難題不無作用，但「派糖」聲響同時亦反映社會對預算案其他內容毫無期望，遑論積極討論如何運用公帑投資未來，推動經濟結構改革和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作為一地財金官員之長，財政司司長的工作不應該限於充當總會計師，只求讓政府公開賬目，別顯得入不敷支，反而更要像一名基金經理那樣善用庫房資源，為香港人謀取最大的投資回報才對。

回顧陳茂波2017年上任財政司司長以來的幾份預算案，多數只會以減稅「派糖」紓解一時之困，既無針對經濟轉型的遠見和政策，亦不見得有何大刀闊斧的社會保障工程，修正自由市場帶來的貧富懸殊。或許有人會聯想到陳茂波出身會計師，職業慣性使其視財政司司長的工作只是替政府賬目把關，然而，回看特區過去歷任財爺均難言對本港長遠發展有何創見，不懂得在有限資源下發揮想像、投資未來，這就似乎不是個別例子的問題，而是香港政府一直以來都對財政司司長角色和重要性的理解出現偏差。

在《財政預算案》發表前的一星期，政府公布失業率上升至近十七年高位的7%，逾25萬人要坐吃山崩，其中又以青少年失業情況最為嚴重，15至19歲組別的失業率高達16.6%，20至24歲的組別亦有16.5%。這些數字其實不用提，財政司司長肯定比我們更加清楚。疫情肆虐逾一年，本港可謂百業蕭條。即使科興及復必泰疫苗接種在即，但疫情對經濟的打擊有滯後效應，不少人預料失業率不但難以在短期回落，更有機會繼續攀升。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經濟問題絕不限於眼前的疫情危機。據去年底公布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本港貧窮人口總數已升至149萬人、貧窮率為21.4%，兩者皆屬金融海嘯後新高。本港作為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全球頭五的地區，竟然會有多達五分之一人口活在貧窮線下，這叫一眾主政官員情何以堪？

這些就是香港的經濟及社會背景，是制訂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時必須針對的狀況。就好像醫生為病人進行治療，首先要明白病人的生理狀況及患病背景，而一地財金官員之長，除了需要知道一些數字或資料，更要充分認識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及發展階段。基廷（Paul Keating）在任澳洲財政部長時曾說：「如果本屆政府無法作出調整、振興製造業，保持工資水平及明智的經濟政策，那麼，澳洲基本上就完蛋了。我們最終將成為一個三流經濟體……一個香蕉共和國。」這番話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既反映了財長應有的危機感，也說明了他為什麼被視為出色的改革者，後來更成功更上一層樓，成為澳洲總理。

在經濟寒冬下，不少政黨和團體都積極出謀獻策，希望本份預算案能推出更多紓困措施。一方面，負責任的財政司司長不能只為了討好支持者、賺一時三刻的掌聲而「派糖」了事；另一方面，也不能只「錄音機式」重提本年度赤字創下歷史新高，支吾其詞地聲稱預算案會採取「逆周期措施」來紓緩市民經濟壓力云云。如果連我們的財爺都看不清本地財政方向和目標，不肯認真思考改革方案，誰又能說香港不會淪為一個三流經濟體？同為昔日亞洲四小龍的台灣、韓國、新加坡，去年本地生產總值表現都比香港好，深圳的經濟總量亦早已超越了香港，特區政府顯然需要更大的危機感。

不是缺錢　只是不懂用錢

面對貧窮人口持續增加，港府多年來都偏重小修小補地透過現金津貼扶貧，未有設法降低本地的房屋、醫療、養老等生活成本，根本難以幫助他們真正擺脫貧困，甚至反過來成為激化貧窮問題的一大因素。過去港府經常強調自由市場的優越性，多年來依此原則構築的經濟和資源分配秩序令新增財富大多流向富裕階層，使得貧富差距日漸擴大，才創造出「五個港人一個窮」的兩極世界。

另一方面，疫下各國大搞旅遊限制，更使本港四大支柱之一的旅遊業進入冰河時期，數家老牌旅行社逃不過結業潮。除了以投資或炒賣為生的金融及地產業外，各行各業都面對難關。長年以來的單一結構使整個經濟體系難以吸納其他行業的勞動力，基層勞工亦無法分享經濟增長的紅利，反而更因食品、租金價格上漲而拖低生活質素。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歷任財爺未正視相關問題、推出相應政策推動轉型，釀成了今日惡果。財爺不但要讓港人明白第三次經濟轉型的重要性和影響，更重要的是摒棄積極不干預思維，加大研發投資，吸引科研人才前來定居就業，否則，本港只會在投機炒賣的風潮裏故步自封。

回歸以來，香港歷任五位財政司司長都有一個共通點—理財作風過度保守，經常高估赤字、低估盈餘。毋容置疑，疫下政府推出多項紓困措施，致使儲備急降，陳茂波近月亦多番宣稱已投入逾3,000億元為民紓困，打破歷來最高赤字紀錄。可是，衡量公共財政實力指標不能只着眼於已花掉的金錢，還要問本港有多少公共財政資源可供支配。綜合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過去三十年間，本港人均財政儲備由1990年的4,300美元躍升至2019年的58,000美元，升幅遠超西方國家的同期表現，例如英國同一數字僅由逾750美元升至逾2,500美元，美國則由700美元升至逾1,500美元，連以財政紀律保守聞名的德國，亦只由逾1,300美元升至近2,700美元。即使港府扣除疫下大量額外開支，本港財政實力仍屬國際前沿。

一份出色的財政預算案不應只是懂得被動地「量入為出」，也應跳出封閉的思維模式，開闢生財之道。本港稅基狹窄、稅率偏低，人所共知，適逢疫情來襲，政黨紛紛要求政府發債開源，但陳茂波上月卻寫網誌對此表態反對，並指此舉「很可能會導致市場擔心政府日後要把債務貨幣化，令港元的匯率遭受較大壓力」。其實，2018年香港政府負債對本地生產總值比例仍為名列全球第二低的6.6%，可見財爺實在是過份憂慮和保守。再者，現時環球息率持續低企，有利政府舉債，不少國家早已善用機遇，為大增的公共支出融資。

變與不變　只在一念之差

宏觀環境不斷在變，香港政府卻總是試圖以不變應萬變，結果使其施政僵化、延宕變革時機。其他國家早已陸續以破格手法應對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例如歐盟去年5月倡議總額達7,500億歐元的復蘇基金時，財政紀律嚴明的德國本來不同意舉債，但最終也願意採納新思維應對新挑戰，其財長舍爾茨（Olaf Scholz）更強調德國有足夠財政火力採取更多刺激措施，完全將陳茂波畏首畏尾的會計員作風比下去。此外，負債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高達130%的新加坡日前發表《財政預算案》時，亦打算發行債券來協助基建項目融資，而陳茂波竟堅稱發債會令本港放棄應有財政紀律和影響金融穩定，這明顯是危言聳聽。

財政司司長不只是庫房會計師，對如何善用政府資源及投資未來，也必須有鮮明的主張。當普羅大眾都知道理財和股票物業投資的重要性時，一份有前瞻性的《財政預算案》又豈能只糾纏於當下會否減稅「派糖」？財爺必須承擔責任，走出自身的舒適區，帶頭吹響變革號角，讓市民看見走出困境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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