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施政報告終現發展方向　良政善治要有清零思維

現屆政府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在上星期出台，隨後當局公布了《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下稱《發展策略》）與《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最終建議報告書（下稱《香港2030+》）。平情而論，《發展策略》描繪的「北部都會區」願景十分可取，其總體原則提出「策略規劃的空間思維必須大幅度跨越港深兩地以深圳河為界的行政界線，主動善用大灣區的優勢和深圳的發展動力和衝勁，提升香港的發展台階」，較諸過去香港政府滿足於自我劃地為牢的姿態，着實有了長足進步。另一方面，新版《香港2030+》願意接受各方意見，正視社會上提升人均居住面積、增加社區設施數量的訴求，並且將政府主導經濟用途的土地需求提高三倍以上，有關轉變相信都對香港未來發展成更加宜居宜業的城市起着重大作用。

宏觀規劃理念可取

政府欲將本來的「北部經濟帶」擴展及整全成為「北部都會區」，銳意將總面積達300平方公里的元朗、北區一帶打造成「未來二十年城市建設和人口增長最活躍的地區」，當中原有的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項目亦會被提升為「新界北核心商務區」，以便善用與對岸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后海總部基地、大沙河創新走廊、南山高新科技區等處的協同效應。

《發展策略》為此羅列了十大重點行動方向及相關項目，例如興建港深西部鐵路、擴大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構建新田科技城、研究北環線東延及擴大古洞北新發展區、建設羅湖／文錦渡綜合發展樞紐、建設多個濕地保育公園、改革行政機制及工作流程等。更新後的《香港2030+》則把當初的「都會商業核心圈」改稱為「維港都會區」，讓它在概念性空間框架裏與「北部都會區」並列為兩個平等的都會區；此外還將土地供應短缺數量由2016年估算的1,206公頃大幅上調到約2,580至3,000公頃，背後涉及改善市民居住空間、加入土地儲備概念等考慮。

特別是在確保土地供應的問題上，《香港2030+》對中、長期可能供地項目的最新評估指出，香港潛在土地供應面積合計高達4,124公頃，其中《發展策略》下的額外土地就佔去了600公頃，具體例子包括擴大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範圍至流浮山及尖鼻咀一帶、重新規劃原魚塘及鄉郊土地作創科用途、研究搬遷上水北公共設施入岩洞的可行性，以及擴大古洞北新發展區至馬草壟一帶的農地及坡地等。這些選項不少都是吸收自此前社會輿論的建議，更印證了倘若官員拿出魄力、破除險阻，香港本身尋找土地絕非不可能的事情，不需要像「明日大嶼」那樣捨近求遠。

理順民生不得再拖

然而，即使得到了相對充足的土地供應，也不代表各種深層次矛盾能迎刃而解，如果不公平的分配機制繼續維持下去，珍貴的住宅單位與其他社會資源依然容易被既得利益集團佔據，而從政府還是迴避「丁屋」截龍、「禁區」解封與進一步擴大使用公權力收回土地等議題來看，今次規劃無疑還有許多改善空間。何況細看《香港2030+》計算近來已推展或處於較成熟規劃階段的土地供應，最新成績比五年前評估數字不增反減，由原先的3,514公頃降至3,210公頃，可見後續落實還是存在一定隱憂。

值得關注的是，特首林鄭月娥於《施政報告》發表後的電視論壇上，表示不打算使用「劏房」一詞形容分間樓宇單位，並說選擇什麼類型房屋居住屬於「個人選擇」，又指社會上亦存在着一些規格較大、「可以接受」的合法「劏房」，甚至聲稱有年輕人只是因為想保留私隱才主動選擇入住「劏房」。這種說法似乎反映她始終想找藉口來推搪、拖延處理民生問題。其他問責高官、首長級公務員在介紹《施政報告》政策措施的時候，同樣也是充斥「需要時間」一類說辭，仍然透露出拖延心態。

像這種得過且過的施政心態，並非限於房屋問題。《施政報告》一邊宣稱穩控疫情是「眼前頭等大事」，一邊又在自誇當局「成功戰勝先後四波疫情」、「適度調校防疫策略」，但第二天便傳出一名無外遊紀錄且已接種兩劑疫苗的機場貨運站員工感染變種病毒，導致8月中以來連續50日本地零確診個案的紀錄「斷纜」，結果可謂使得官方言論立刻慘遭「打臉」。至於前一個月內地與香港政府在深圳舉行首場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竟沒有得出任何關於兩地恢復免檢疫過境安排的實際成績，連第二次對接會議也只是能「爭取盡快舉行」，故此要稱香港現在距離「通關」遙遙無期亦不為過。

治理阻礙皆應掃除

長年怠懶成風的高官和公務員也許過度迷信以往那套「程序管理（management by procedures）」模式，卻不知道有效的管治並非單純遵從上層命令或按既定程序行事，而是應該透過自主制訂、執行和追求明確的戰略目標達致「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對於影響整個地區或國家利益的公共行政管理領域而言尤其如此。特區政府之所以會出現上面種種問題，可能來自管治團隊只懂得一切按本子辦事，但若然我們想尋根問底，答案恐怕又不是那麼簡單。

首先應該看到的是，近月港府官員打擊他們口中的「黑暴」等反中亂港勢力時，其實非常主動、進取和有效率，執法、檢控工作層層推進。延宕了多年的《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工作似乎亦見眉目，更有傳明年上半年便會展開。《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公職人員的宣誓或安排簽署聲明等，近日全部都能有節奏地逐一落實。由此可見，高官們意識到問題嚴肅性的時候，完全可以擺脫一切官僚作風，短時間內高效完成任務。

相反，若然政府高官心中還是輕視解決「劏房」一類民生問題，無意認真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未正確認識到它們通通是社會容不下之物，那麼他們的散漫表現和態度便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國家主席習近平八年前說明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強調管治者在此過程中「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這種「問題意識」大概正是港官最欠缺的東西。

真正以民為本的政府，需要知道除了政治上的國家安全隱憂以外，還有人民的美好生活要照顧，畢竟說到最後，一切施政根本目的必定都是為了人民。在剛過去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招待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要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時，亦提到要「推動民生不斷改善，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可見在中央眼中，改善本地民生與遏止政治動亂是同等重要的任務，治港者絕不應該在二者之間顧此失彼、偏廢其一，對於良政善治路上的各種障礙都必須盡快徹底消滅、「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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