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維園燭光不滅 更思六四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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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來,維園都會在6月4日晚燃點起一片燭海,以點點星火悼念發生在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的悲劇,它已經成為香港社會的集體記憶。但是,走到第28個年頭的悼念活動,六四事件卻仍然未得到平反,一些香港人不禁提出一個疑問:到底再堅持下去的意義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有人嘗試從數字中尋找答案,不斷計算每年出席悼念活動人數的升升跌跌,數算着悼念活動的「效益」。但這種想法,顯然是對錯焦,因為悼念活動本身不是一項「業務」、出席人數的多少更不是其「業績」。

踏入六四28周年,港人再次在維園聚集,又一次亮起一片燭光。(盧翊銘攝)

事實上,六四悼念集會的參與人數,受多項因素影響。例如過往較多人出席的,往往都是五周年、十周年的年份,突顯了中國人「逢五逢十為大」的傳統。至於在「逢五逢十」年份之外,六四悼念晚會有多少人出席,就要端視當時的社會氣氛。如2012年的23周年悼念晚會,出席人數多達18萬人,平了歷史最高紀錄,或多或少因為當年有香港的電視台播出了民運人士李旺陽的訪問,加上當時梁振英快將接任特首,他多年來對六四事件的態度變化,激起了不少港人的憤慨,且公眾對於梁振英會如何帶領香港惴惴不安,在多重的政治、社會因素疊加之下,當年的晚會便成為港人不滿、不安情緒的一個匯聚點。

而最近兩三年,參與六四悼念活動的人數又再出現下滑。發生這個狀況,相信是因為香港政局經歷了幾年的風雨,很多港人已對政治感到疲勞。無論是港獨勢力急速冒起、又因「宣誓風波」迅速消散;特首選戰中曾俊華被市民寄予厚望,但選舉過程與結果卻是「行禮如儀」;更關鍵是「鬥爭」到最後一刻的梁振英,也快要成為過去式。對香港社會來說,經歷政治大起大落、當下沒有什麼迫切政治議題之下,不少人都希望「休養生息」,暫不將心思消耗在參與政治活動,尤其今年也不是六四「逢五逢十」的年份,對參與悼念活動的熱中程度自然大打折扣。

六四悼念活動出席人數的多寡,其實不是一個關鍵的議題。更值得反思的是,香港人年復年地悼念六四,每年在同一個地點、一如既往地燃點燭光、唱着同樣的民運歌曲、叫喊着相同的口號,悼念形式「不變」,但要承傳六四薪火,就不得不思考這28年來的「變」。

(陳焯煇攝)

說到六四悼念活動,不少香港人會即時想到「平反六四」。但亦有人認為,這個口號叫了28年,至今仍然未見具體成果,再爭取下去還有意義嗎?然而,香港人為此鍥而不捨地爭取了28年,本身就已經是一項成就,有着「悼念六四」的獨特意義。或許有一些人會認為,這種說法有點「阿Q精神」。但是,香港本來就是生活節奏急速、善於「遺忘」的城市,別說是28年前的陳年往事,就算是28天前的新聞,相信也沒有多少人記得。而且,香港更有不少親北京的傳統左派、建制派中人,千方百計要令香港人淡忘「平反六四」的訴求,但每年6月4日照亮維園的點點燭光,在在說明在時間的無情沖刷、政治力量的大力塗抹之下,「善忘」的香港人仍然沒有忘記,反而自發地、團結地,一年又一年以成千上萬的燭光,守護着這個共同的記憶與訴求。香港人的這種堅持,就真的一點意義也沒有嗎?

而且,香港人連續28年,在位處中國南方邊陲的這片土地上吶喊着「平反六四」,也是在不斷提醒着中國的領導者:六四事件所造成的政治傷口,28年來都沒有癒合、仍然不時隱隱作痛。任憑內地的「強力部門」無所不用其極地試圖抹去六四事件的印記、不斷淡化內地民眾對六四的記憶,藉此令事件不斷丟淡,直至將之完全脫離大眾的視野,但香港仍每年有人以點點燭光,提醒六四事件的悲劇是確確實實發生過,中共仍然欠當年的死難者與其家屬一個交代,只有中共願意謙卑地承認當年的缺失、磊落地承擔起當年的責任,這個心結才有望化解。

事實上,中共對六四的處理亦發生變化,例如1989年《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將學運定性為「動亂」的論調,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較中性地形容為「政治風波」。以至最近有消息傳出,內地民政部曾接觸「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討論賠償問題,或許有人認為這是中共的分化手段,但既然當局願意賠償,已經反映中共默認在六四事件存在過失。

由此觀之,香港人28年來堅持要「平反六四」,並不是毫無意義,而是背負着一個歷史和民族的使命,特別是當內地仍視六四議題為說不得的政治禁忌、由一般民眾到中共當局,都對此諱莫如深的時候,受到「一國兩制」所保障的香港人,本來就較內地民眾有更得天獨厚的條件,以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就着六四事件向中共敢言直諫,指出中共的失誤,並敦促其糾正過錯,若香港人不扛起這個使命,繼續持之以恆地、甚至執着地要求「平反六四」,這個任務又有誰可以擔得起?

支聯會日前公佈,今年六四集會的人數為11萬人。(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除了「平反六四」之外,在六四悼念活動中叫得最嘹亮的口號,可說是「結束一黨專政」,這個口號雖然呼叫了28年,但這真的是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付出自己青春,甚至不惜獻出生命的年輕學生所追求的「初衷」嗎?天安門的學運是一場民主運動,但追求民主可說是一種手段,學生真正追求的目標,是令人民活得更好、國家更富強,特別是在那個剛走出文革亂局不久、經濟社會百廢待舉的時空裏,學生與知識份子對國家的貧窮落後、官場腐敗成風、官倒橫行感到莫名悲憤,而當時奉行民主的西方發達國家,就成為不少知識份子所仰慕、學習的對象,認為只要中國從政治體制上亦進行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中國才有望擺脫一窮二白的窘境。

就在1989年的5月13日,一群學生發起絕食,他們以生命所撰寫的絕食宣言中曾說:「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學習,中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似乎沒有權利留下中國就這樣去死──死亡絕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中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當年學生的血淚控訴,換來中共當權者的無情鎮壓,以至中共在政治改革上更加保守的取態。但是,天安門學生所期盼的願景──國家擺脫貧窮、人民活得更好、中國繁榮昌盛,以至反腐敗,卻實實在在地由中共以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逐漸實現了。

從任何一個標準看,中共今天在政治上不足以被稱為「民主」,甚至依然屬於「專制」國家隊列,但六四事件之後的28年,中國的確在中共領導之下,發生了明顯改變。就如六四之後,中共曾着手處理官員腐敗問題,包括針對制度缺陷進行改革,可惜未竟全功,甚至在十多年之後腐敗問題更加嚴重。惟習近平接任中共總書記後嚴厲肅貪,不但一些明目張膽的貪腐行為得到遏止,無數高官落馬,更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政治潛規則,起訴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成為反腐敗的重要里程碑。當年天安門學生提出的反腐訴求,對中國的變革至今仍起着積極作用。

(梁鵬威攝)

此外,當時學生與知識份子對國家的貧困落後「恨鐵不成鋼」,但28年後的今天,中國已成為僅次美國的全球經濟大國,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大大改善,滅貧成就獲得世界讚許。中共在六四事件上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中共在六四後的成績,大家也不能裝睡看不見,因為它是一個事實。

當然,六四責任與之後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並不是一條可以功過相抵的加減算式。但是,當年的中共,與今天的中共確實存在「質」的變化,除了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的改革也在逐步推進之中,如習近平在18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亦即外間所說的「第五個現代化」,強調在器物之上還要專注施政和對官員要求的現代化,以至在18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通過制度改革徹底禁止行政干預司法的惡習,雖然有人會覺得這些改革進度緩慢,甚至不夠全面,但其改革方向,的確已經包含了去除「專政」的意思。

參與今年六四集會的以銀髮族居多。六四前夕,中大學生會發表題為【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聲明,指六四悼念已走到盡頭,應劃上休止符,香港各大專院校學生會更會表明不出席支聯會的活動。(李澤彤攝)

在六四事件之後的28年來,不少東歐、中東、北非等國家的政治轉型過程中,每每因操之過急,出現的往往不是更加民主開明的政府、更加快樂富足的人民生活,而是無日無之的鬥爭甚至內戰。中共的政治改革雖然緩慢,但假如當年天安門學生看到的除了西方先進國家的成功案例,同時也看到如「阿拉伯之春」等慘痛的失敗教訓,以至近年一些西方民主國家所經歷的政經折騰,不惜獻出生命也盼國家繁榮富強的學生們,又會作何想法?

因此,六四事件28周年的悼念活動或許平淡,但背後卻有更大的問題需要深入地思考:香港人在堅持「平反六四」訴求、追尋公義的同時,應如何看待28年來亦不斷變化的中共?28年不是一個短的時間,這段期間中國內地的變化可說是翻天覆地,面對這種深刻變化,悼念六四的內涵還應局限在教條的口號嗎?六四到底要承傳什麼、為何而承傳,正正是談論六四如何「薪火相傳」的必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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