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大連男童殺幼女免刑責　古代如何懲罰未成年罪犯？

10月20日遼寧省大連市發生13歲男孩殺害10歲女童的慘案，但因兇手未達法定刑事責任年齡，故法院只能裁定收容教養，導致內地社會再度掀起關於調降刑責年齡的激辯。第十三屆人大常委亦在近日討論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打算擬定8項過渡性教育矯治措施，以彌補不能施以刑罰的缺失。
而在古代中國的律法中，又是怎麼樣處罰未成年犯罪的呢？

唐朝長慶二年（822年），羽林官騎康憲向平民張莅討債反遭毆打，康憲的14歲兒子康買得趕赴救父，舉起木鍤敲破張莅腦袋，導致張莅三日後傷重死去。原本依律康買得該處以絞刑，但唐穆宗（795─824年）接到刑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的奏請後，破例減死改判流刑。

儘管這種為父復仇的罪行因有彰顯孝道之功，被唐穆宗刻意赦免，但也從側面反映在重大罪案上沒有區別未成年者、一體遵行的常制。韓愈在議論為父報仇殺人的梁悅案時，也認為若完全依照《春秋》、《禮記》等允准子復父仇的觀念，將導致「百姓相仇」。因此為顧及社會秩序不瀕於瓦解，這類寬免兒少死罪與復仇案件的事例，在中國歷史上並非常態。

事實上，在法律上將成年人與兒少加以區別、並判以不同行為能力和責任的作法源自歐美國家，古代中國律令雖在服役、納稅、判刑上會對「老小廢疾」者予以優免，但從不認為兒少的善惡觀念與理則思維會有別於成人，也未制定專法論及未成年人，只有基於「矜弱恤刑」的仁政思想，對老幼一直有較多保護政策，但也不是毫無限制地豁免。

例如《周禮》在談論刑獄時便主張「三赦」，第一赦即是「幼弱」，東漢大儒鄭玄（127─200年）注疏稱：「若今律令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認為該年齡段的罪犯雖可免罰，但親手殺人的重罪則不能不追究。

象徵禮法結合的中國法律典範《唐律疏議》，在《名例‧老小廢疾》條裡也寫著：

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

規定這類罪犯若有不合三赦條件者，「年雖老小，情狀難原」，交由皇上敕裁。這一方面代表皇權的集中，也體現慎刑的美意，但更重要的是象徵既然未符合赦免條件、無論老幼也得依律判刑的公平準則，絕不輕易寬貸。

此外，由於古代中國以儒家思想治國，自西晉《泰始律》開始正式「以禮入法」，中國法典自此全面儒家化，因此對於維護長幼倫理的獎懲有更多特別的條文，但也不會為此完全破壞社會穩定的基石。比如《唐律疏議》在《鬬訟》門規定「諸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毆擊，子孫即毆擊之，非折傷者，勿論；折傷者，減凡鬬折傷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允許子孫在保護雙親和祖父母還擊他人時可適度免罪，但若致人於死的話依舊得依法處刑。

最著名的少年罪犯

中國古代法制史裡最著名的兒少罪犯，應非清朝雍正三年（1733年）的丁乞三仔案莫屬。14歲的丁乞三仔，因受親人丁狗仔「欺伊年幼，合其挑運重筐，又將土塊擲打丁乞三仔」，丁乞三仔惱得擲土回擊，哪知打中丁狗仔腹部後渠竟然一命嗚呼，按律應當處以絞監候。

而《大清律例》規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因此江西巡撫謝旻將該案上奏雍正皇帝（1678─1735年）後，雍正皇帝下旨道「丁乞三仔情有可原，著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自此該案成為清朝官員處理兒少犯罪時會不時援引的判例。

但要注意的是，該案並非豁免未成年犯罪者的準繩。當乾隆十年（1745年）禦史萬年茂想比照丁乞三仔案、替湖北15歲少年熊宗正持兇器殺死親人熊建候求情免死時，立刻遭刑部尚書盛安（？─1759年）駁斥，理由是丁乞三仔並非挑釁者且係誤傷，因此才得以減刑，起釁行兇的熊宗正豈能相提並論？

自此，清朝規定「嗣後凡遇十五歲以下殺人之犯，該督撫查明，實與丁乞三仔情罪相符者，援照聲請，聽候上裁。」

而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川發生9歲幼童劉縻子殺死同齡幼童李子相的慘案後，乾隆皇帝（1711─1799年）又指示「九歲幼童既能毆斃人命，其賦性兇悍，可知不宜遽為矜宥」，否決四川總督富察文綬（？─1784年）奏請減等收贖的建議，要求按律處以絞監候。接著清朝又推出更詳密的規定：

十歲以下鬥毆斃命之案，如死者長於兇犯四歲以上，准其依律聲請。若所長止三歲以下，一例擬絞監候，不得概行聲請。至十五歲以下，被長欺侮毆斃人命之案，確查死者年歲，亦係長於兇犯四歲以上而又理曲逞兇，或無心戲殺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聲請，恭候欽定。

，嚴格限制未成年人減刑的門檻。

除了直接殺人的刑案之外，未成年人間接害死他人也得受罰。例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五歲少年柳六覬覦族兄柳小妻子閻氏的美色，竟趁柳小去收垛小麥時潛入其宅，欲強姦沉睡的閻氏，結果閻氏驚醒趕走柳六後，羞憤之餘上吊自盡。官府一度由於柳六年少僅判處緩決，即留待來年秋審或朝審時再覆核定奪。但官府查過判例後，發現「將強姦緦麻以上親及緦麻以上親之妻未成，本婦羞忿自盡者，改為擬斬監候」，遂改判處斬監候。

由前引史料可知，「矜弱恤刑」雖是古代中國的政策，但罕有因此傷害最高道德原則與司法正義的判例，官方始終認定「老小廢疾」仍具有與常人一致的是非觀念與智力，因此不當完全免去他們罪罰。清末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1840─1913年）便批評過「蓋犯罪如殺傷、賊盜之類，雖四五歲童稚，無不知其為惡事者，以是非善惡之知與不知而定責任年齡，不可謂非各國法制之失當也」，認為此種律法思想不妥。

但隨著西力東漸，歐美法系與概念最終為中國所採用，對未成年人的特意保護，遂成為實現法律正義的原則之一。只是，北京新東方教室姦殺案、廣西13歲少女殺人案、大連13歲男童殺人案之後，在一次又一次的未成年犯罪的兇殘不斷震驚中國社會，遂使大眾興起是否該調降刑責年齡的激辯，以及爭論區分未成年與成年者的作法是否合理。

而透過中國古代的未成年犯罪判例，可以發現犯人與被害者的強弱地位、犯案動機才是官方審判的主要依據，「老小廢疾」僅是減刑的參考這與西方「兒童是無行為能力人的假設」極為不同。因此如何借鑒歷史、順應國情，以消弭因未成年犯罪引發的社會矛盾和民怨，將成為中共推進法治體系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