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錯了嗎 這尊銅奔馬踏的究竟是飛燕或雄鷹?

撰文: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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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國首都師範大學考古系通過微信公眾號宣布,該系教授蘭強認為舉世聞名的「馬踏飛燕」銅奔馬腳下所踩的不是燕子,應當是匈奴崇拜的雄鷹,加上墓主乃張姓將軍,參加過抗擊匈奴戰役的概率不小,墓裏又出土過一套青銅軍事儀仗俑隊,似有霍去病墓前「馬踏匈奴」石雕像般的紀念功勳意味,因此該改名為「馬踏匈奴鷹」。

依據《北京青年報》報導,對於蘭強教授的理論,收藏銅奔馬的甘肅蘭州博物館館長賈建威表示,「因為銅奔馬是東漢末年的青銅作品,而霍去病將軍攻打匈奴是西漢時候的戰役,兩者相差近三百年。所以銅奔馬直到目前並沒有一個確定的標準定名,我想也以此為契機,召開學術討論會來徵求大家意見,將銅奔馬命名工作往前推進」。

其實何止銅奔馬的命名有所爭論,自從1969年甘肅武威雷台漢墓被發現以來,該墓與其隨葬品的斷代、銅奔馬屬於現實或神話馬匹、馬腳所踏飛禽又是哪種鳥類,無一不是眾說紛紜,處處充滿謎團。且教人驚詫的是,雷台漢墓剛出土時,正處於動盪的文革歲月,發現墓葬的武威縣新鮮公社新鮮大隊第13生產隊的社員王明、楊發祥、楊發財、蔡耀等人還以為是風水鎮物,後來還決定違法瞞住上級,企圖偷偷變賣文物,差點令銅奔馬等瑰寶就這樣毀去。楊發祥事後坦承:「上級拿就算了,不拿,我們就賣銅,買牲口,當時想了個奸心,想吃個囫圇饅頭」。

1969年出土的東漢銅奔馬雕塑,成了舉世聞名的中國古代藝術標誌,現藏於甘肅省蘭州博物館內。(VCG)

所幸漢墓現世的風聲傳到毛澤東思想宣傳站幹部黨壽山與金羊區政法幹事張有耳裏,倆人連忙趕去查看,這才揭露了農民瞞報的行徑,將大批文物搶救回來。但遺憾的是,由於生產隊社員藏匿不當,將文物胡亂裝進麻袋裏入庫,不僅破壞了考古現場,導致文物的排列順序遺失,更直接毀損文物,部分銅馬的馬腿、馬蹄、鞍韉、套具等不是摔斷就是破碎,木器、漆器、紡織品等遺物更是無從留存。至於銅奔馬本身,頸部也出現數個1公分左右的洞孔,馬尾也已斷裂,直到送至北京故宮由青銅器修復師趙振茂修復後,才有了今日的颯爽風貌。

至於銅奔馬究竟是現實馬種抑或想象中的神話之駒,姿勢符不符合馬匹實際的奔跑貌,還有所踏之鳥的種類也引起諸多爭論。早先,於1971年歷史學家郭沫若陪同流亡於北京的柬埔寨民族團結政府首相賓努參訪甘肅省博物館時,博物館臨時負責人王毅向郭等人介紹雷台漢墓藏品,郭沫若被銅奔馬的英姿吸引,特意命王毅取出來端詳許久。王毅遂問道:「郭老,銅奔馬蹄下踩的這隻鳥從形象特徵和創作者的匠心來看,我們認為是隻燕子。此鳥雙翅較身軀略小,膀梢尖細,疾飛時膀梢向外與身軀平行,呈三叉式,這正是飛燕形象的反映。創作者意在用飛速最快的鳥襯托馬速,而鳥中飛速最快者正是飛燕。能否將這一造型稱作『馬踏飛燕』呢?」郭沫若予以認可。從此「馬踏飛燕」之稱不脛而走,郭沫若也被許多人認定是此名的賦予者或催生者。

在出土漢代銅奔馬的甘肅武威雷台漢墓景區,有着放大六倍版的銅奔馬及其他銅車馬儀仗俑隊雕塑,此為2003年該區雕塑局部之景。(新華社)

不過這名號自誕生後不久,便面臨許多學者的質疑,畢竟該「飛燕」的尾巴並非剪刀狀,少數學者甚至認為對銅奔馬的命名不正確,是唯心主義的錯誤,實在教人莞爾。比如1983年牛龍菲依據東漢張衡《東京賦》中的「龍雀蟠蜿,天馬半漢」,主張這是種凌飛銀漢的天馬,腳下的飛鳥則是象徵風神飛廉的龍雀,故該命名為「馬超龍雀」。接著1984年伍德煦與陳守忠聯名於《光明日報》上撰文,駁斥牛龍菲的「龍雀」說,聲稱龍雀其實是鹿頭鳥身蛇尾的神獸,銅奔馬則是「馬神天駟」,而非不少人以為的大宛天馬。

結果這些說法又被張永明、張東輝等人反駁,渠等聲稱「都認為武威銅馬與漢代現實生活中的馬(敦煌、大宛等良馬)毫無關係,將其理解為純粹主觀想象中的『神』的反映,這就從本質上將其看成了唯心的產物,我們認為這與武威銅馬的實際完全不符」,所以張永明與張東輝主張「它的正確的稱名應該是『東漢銅鑄武威天馬』(天馬行空),馬蹄下的鳥仍以飛燕為是」。值得審視的是,這些學者們在交鋒時所流露的意識形態,不失為反映改革開放初期仍殘存的特有時代烙印,也算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特徵。

1962年前往武夷山的歷史學者郭沫若(中間揮手者)。郭沫若常被認為是銅奔馬「馬踏飛燕」之名的命名者,其對銅奔馬的藝術價值稱頌不已。(VCG)

除此之外,早在蘭強之前,亦有其他學者提出過銅奔馬所踏之鳥為飛鷹的說法。2010年,楊詩興、李東海、雷明遠等人於期刊《絲綢之路》上聲稱,「從動物生態學和生理學的角度分析,燕和馬的關係十分疏遠,很少接觸」,且銅奔馬踏的鳥生理結構似鷹不似燕,因此該改名為「馬超飛鷹」。楊等人還批評央視節目主持人與北京商之藝藝術有限公司都用過「馬踏飛燕」的稱呼,「這項差錯有損國家的光榮與尊嚴,貶低了我國考古科學研究水平。因此,必須用一個科學、嚴謹的名稱為該國寶正名,才可能杜絕『馬踏飛燕』這類不正確用名的繼續流傳,逐步消除其負面影響」。但平心而論,這份批評似乎過重了些,畢竟為了避免爭端,蘭州博物館與正式文件始終用「銅奔馬」來稱呼,「馬踏飛燕」作為廣泛流傳的俗稱,其實並無太大不妥。

撇開這些爭論不談,亦有學者膩煩了對銅奔馬命名的繁瑣考證,如劉文性於2001年痛斥「該馬蹄下的飛鳥被不恰當地提升到主導地位;而作為藝術品主體的馬則被排斥到了微不足道的次要的從屬的地位。似乎馬必須以鳥為轉移,必須圍着鳥兜圈子。叫它踏什麼,就得踏什麼;叫它追什麼就得追什麼;叫它奔什麼就得奔什麼……難道考證出銅馬足下的飛鳥種屬,銅馬的價值便由此提高,否則就會相反嗎?……在為武威銅馬命名時,完全沒有必要在其底座上做文章」。劉文性還給了個俐落的新名稱,主張直接稱為「銅天馬」最適切。

但不管該座銅奔馬叫什麼,在其命名爭論背後折射的其實是人們對於古代中國文化的嚮往與探索,是對中國歷史的亙古求真,同時能有這麼多五花八門的解釋,也是中國文化包容的另種體現。因此銅奔馬的稱謂考證或許還會紛擾許久,但人們對於這項藝術珍品與其所處時代的愛好,都永遠不會消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