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王朝的掘墓人　懸疑千年的漢桓帝宣陵終於尋獲

據《新華社》報道，近日考古學者釐清了河南省洛陽白草坡東漢陵園遺址中的漢桓帝宣陵位置，堪稱中國帝陵考古的一大收穫。長期以來，儘管該遺址符合文獻《帝王世紀》、《古今注》對宣陵的方位記載，但由於沒有更堅實的證據，故學者始終不敢篤定這就是漢桓帝的下葬之處。而今，隨着寫有漢靈帝所頒年號「光和三年造」題記的石製品出土，總算讓學者們確信此陵便是宣陵。

主持白草坡東漢陵園發掘工作的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咸秋解釋，漢靈帝的文陵位置早已發現，因此出土有漢靈帝年號器物的該帝陵，應是漢靈帝替桓帝建陵時所製。王咸秋還說道，「此次發掘出土的紀年器物，為確定白草坡東漢陵園歸屬提供了有力證據，也是東漢帝陵地望問題的重大突破，有助於更全面了解東漢帝陵的佈局、形制」。

這話確實沒錯，因為東漢帝陵考古長年以來乃中國考古的薄弱環節，鄭州大學教授韓國河還曾於2007年寫道「截至目前，關於東漢帝陵的系列調查報吿沒有公布過，只有幾篇關於北邙帝陵的考據論文及個別的調查簡報，因此，東漢帝陵的考古調查和研究都迫在眉睫」。所幸，藉由2003年啟動的「洛陽邙山陵墓群調查與勘測」項目，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東漢陵園進行了十多年的發掘，總算在近年取得突破。

考古人員先是於2017年發現了168座墓冢，確認了漢順帝憲陵、漢沖帝懷陵的位置，同時還意外地尋獲被董卓害死的漢少帝的減制皇陵，令東漢陵園的佈局得以初步廓清。也因此，2018年3月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學會、《華夏考古》編輯部聯合評選「洛陽東漢帝陵考古調查與發掘」為「2017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發現」之一，顯見其歷史意義非同小可。

通過對東漢陵園的調查，考古人員得悉其與西漢陵園的差異，以及對後世陵園墓葬制度的承先啟後作用。譬如東漢帝陵乃內外陵園制度，內陵園以帝后合葬墓為中心，開啟了帝后合葬的先聲。還有東漢陵墓封土尺寸縮減，頂多相當於西漢諸侯王的等級而已。陵園沿邊則築垣牆，或乾脆以木竹柵欄所形成的「行馬」代之，且把西漢流行的覆斗形改為圓丘形。這既有漢光武帝「無為山陵」的要求，亦有東漢初創時經濟實力不如西漢、故不能過度役使民力的無奈。

也因此，東漢帝陵內的墓室結構也相應縮減，更廢棄了西漢崇信的金縷玉衣等厚葬傳統，印證了《後漢書》所載的漢光武帝之詔：「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佈吿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此外，由於新莽末年天下大亂，舊章典籍多毀損闕略，導致東漢王朝不得不損益變革各項制度，如帝陵封土東側改修石殿，其作用相當於西漢時的陵廟。不過儘管東漢帝陵氣勢和形制不如西漢宏大，但其影響卻流傳給後世各王朝，故仍不能隨意輕忽。

至於漢桓帝劉志（146—168年在位）本身，堪稱是東漢王朝的掘墓人，其在位初期雖靠著宦官的幫助誅殺專政的外戚梁冀（100—159年），但寵信有功的宦官與荒淫無道卻令朝政無從澄清。唐朝詩人韓翃之詩「日暮漢宮傳蠟燭， 輕煙散入五侯家」，所譏刺的便是被漢桓帝優寵封侯的五名宦官。《後漢書》也提及漢桓帝、靈帝（168—189年在位）時期：「自桓、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還有「逮桓靈之閒，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造成宦官與士大夫之間的激烈對立，於公元166年引發第一次黨錮之禍，東漢執政的根基士大夫集團遭嚴重迫害，令政治癒加腐敗、百姓生活愈處水火，最後令東漢走向末日。

漢桓帝的惡劣施政，給後世留下慘痛的警惕。諸葛亮在《出師表》裏也提到劉備的痛心：「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以及晉武帝司馬炎曾問司隸校尉劉毅自己像漢朝哪位皇帝，沒料到劉毅不客氣地答奏稱「可方桓靈」，令自衿有統一三國之功的晉武帝驚呼稱這太過誇張，劉毅則更不留情地直諫稱「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指責晉武帝比桓、靈二帝還不如，顯見漢桓帝與漢靈帝的負面形象有多給後人震撼。不過而今漢桓帝已崩殂數千年，不致再危害人民，其所葬的宣陵則成了考究東漢墓制的參照，這或許是渠留給人類文明的少數正面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