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音符號成手遊「精靈語」　兩岸共享的文化符碼

近期中國大陸網友在遊玩網易公司開發的手遊《天諭》時，得知該遊戲自創的種族「汐族」族人間溝通往來、使用一種特殊的「精靈語」文字來溝通的信件，便花了時間翻譯內容，並將「精靈語」與漢語拼音對照，而眼尖的網友赫然發現，這所謂艱深晦澀的「精靈語」竟是台灣民眾從小學習、且仍在學校教學使用的注音符號。

部分不明就理的台灣網友嘲諷遊戲公司的行為是「剽竊」、「我們的密語被對岸破解了」。殊不知，在1958年中國大陸正式通過漢語拼音方案前，即使兩岸軍事對峙、局勢劍拔弩張，卻使用同一套拼音系統，可謂兩岸政治分治、文化卻意外統一的特殊時刻。

民國初年的國語運動

自1949年兩岸分治以來，經歷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政治對抗，無論是中共對台發動的古寧頭戰役（古寧頭戰鬥）、八二三炮戰（金門炮戰），或是蔣介石訂定「反攻大陸」為「基本國策」、騷擾東南沿海，甚至是在外交領域、競爭聯合國中國代表席位時的「一個中國原則」和「漢賊不兩立」，以及大陸發動文革後，台灣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來因應，雙方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受到政治影響，兩岸的文化發展軌跡也開始出現分歧，其中又以使用簡體字或繁體字，以及用漢語拼音或注音符號，作為在文化場域「區別敵我」的標誌。為何國共兩黨會在文字和通用語音上這樣大作文章？這與民國初年的國語運動—「定國音」不無關係。

自秦代以降，「車同軌、書同文」作為國家政權統一的重要象徵，只是受限於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文字雖然由秦代通行的小篆、漢代的隸書與楷書所統一，寫法逐漸定型，但語音卻依各地方言的發音特色而各有相同。直到明成祖遷都北京，至清代形成的北京官話，成為中國官話的標準語。

只是，這樣的官話多以「反切法」（上字取聲、下字取韻和音調），即用兩個上下字的聲母、韻母來拼出另一字的讀音，代表必須要學習足夠的單字量，並通曉各字讀音後，才能順利使用「反切法」拼音。當古今音變也導致切音失準，官話仍僅為準備科舉的知識份子和統治階級所掌握，並缺乏普及性的義務教育推廣至民間，一般平民百姓仍舊是南腔北調。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政治上的天翻地覆，推廣一種適合全體國民學習的新式語言文字被提上日程，國語運動應運而生。

廣東話差一點點成為「國音」嗎？

1912年5月，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後為教育部長）蔡元培委請吳稚暉籌組「讀音統一會」，同年12月發表《教育部讀音統一會章程》，並於1913年2月起，教育部邀集22省、蒙古、西藏、華僑等各界代表與學者專家79人正式在北京舉行會議，審定6,500多個漢字的讀音作為全國統一的標準讀音（老國音），並擬定一套可用來拼讀標準讀音的拼音方案。

對此，坊間流傳一則關於民國初年「定國音」的故事。據説當時定標準讀音時，基於孫中山作為廣東籍的民國開國元老，力主將廣東話作為國語，卻因「廣東話當年只差一票就成為國語了！」，才訂了北京音為「國音」的傳聞，事實上這根本是子虛烏有。

學者考據「讀音統一會」成員名單後發現，江蘇、浙江兩省代表有26人，將近三分之一的席次；而廣東和福建代表各別只有4人，即使按照省籍代表多寡來定讀音，廣東話也完全不可能僅僅「只差一票而險敗」。實情是，當年的「讀音統一會」，早就已經確立「以北京話為標準音」這個大前提來審定讀音，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謂投票決定哪個方言做為「國音」。

注音符號誕生一百周年

經過三個月的審訂會議，「讀音統一會」最終確定了「標準國音」，並在章太炎漢字筆畫方案「紐韻文」的基礎上，擬定一套有39個音素的「注音字母」。其採用漢字筆劃式，字母選自古代漢字，音節採用聲母、韻母、聲調的三拼制，這是對古代「反切法」的改進。然而，就當該會提出《國音推行方案》7條及提請教育部通令各省從速設立「國音字母傳習所」等議程，編成《國音彙編》一書交教育部備案，稍早的1913年3月，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剛剛肇建的民國隨即陷入混亂，加上主導該事的蔡元培於「讀音統一會」還沒上軌道時，就因不滿袁世凱專制統治而辭職，「讀音統一會」研究出來的國音方案就這麼被束之高閣。

時間過去五年後，就在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第十五號令正式公布，訂定注音字母39個（聲母24個、介母3個、韻母12個），另外訂有濁音符號及四聲點法，並設立高等師範附設國語講習所「專教注音字母、養成國語教員」。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修改學校法規，在施行細則中規定「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發音」，且於同年4月出版注音字母的小學教科書，注音字母遂正式施行於教育系統中。

1927年，已完成北伐、形式上統一全中國的南京國民政府繼續推行注音字母，不過由於擔心稱「字母」容易讓人聯想到拉丁字母與漢字拼音化，遂於1930年更名為「注音符號」，沿用迄今已有百年的悠久歷史。

注音符號傳入戰後台灣

1937年，對日抗戰全面爆發，台灣總督府為消弭台人同仇敵愾的反日情緒，開始查禁各大報紙與周刊的漢文欄位，軍部更介入新聞檢查和取締壓制，造成中學生和大學生熟識日文的程度比中文高出許多，像是寫作文時，先用日文打草稿，再去掉日文的假名，換成中文字、略改句法，循着日語的思路寫出中文作文。到了1945年，對日抗戰勝利、民眾喜迎台灣光復，除了積極去除招牌上的日文字、恢復舉辦傳統中國的宗教慶典，各地漢語私塾紛紛恢復，全台國民學校也陸續設立國語補習班，以台北太平國民學校為例，光是半天時間，報名人數就逾四千人，這股民間自發興起的學習國語熱潮，絕非台獨論者所謂「將注音符號強加於台灣社會」，也完全不存在「產生國語／華語、注音符號的文化霸權」。

有了強大的學習動機，但沒有教材也不行，當時各地國民學校一時間缺乏國語讀本，林忠遂將在重慶編寫的4冊《國語廣播教本》帶到台灣出版，據説銷路不錯，印刷了幾十萬本，除了國民學校以此作為臨時教科書，市面上甚至出現盜版書流傳，而該書也是少數能正確使用新式注音符號印刷出版的書籍。由此可見，注音符號在台灣的迅速推廣，不僅與台灣主權回歸中國一事密不可分，也證明了戰後台人對中華文化的渴望與熱愛。

中共建政後也用過注音符號

1949年，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中一敗塗地遷往台灣，面對百廢待興的中國大陸，中共除了積極展開經濟重建之外，也注意到了教育、特別是注音符號的使用。周恩來認為：

辛亥革命之後，產生了注音字母，這是中國第一套由國家正式公佈並且在中小學普遍推行過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對於識字教育和讀音統一有過一定貢獻，……對於近四十年來的拼音字母運動，注音字母也起了開創的作用。

不過，為何民國時期的注音符號在1949年後還繼續沿用，與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毫無二致？周恩來指出，這是由於新的拼音方案尚未定案，所以只能繼續使用注音符號。此外，周恩來還表示：「作為各少數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礎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工作的工具，注音字母顯然遠不如拉丁字母」，所以根據中國古代直音法、反切法和民國時期注音符號為基礎，發展出一套新的《漢語拼音方案》。

至於使用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的字元，是否會牴觸中國人民的愛國感情？為何不自創一套字母或繼續沿用注音符號？周恩來回答，自1952年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用了三年多的時間致力於自創字母，可惜未能獲得滿意的結果，最後決定放棄。而使用拉丁字母拼讀漢語，代表其經過調整並適應漢語的需要，已不再是古拉丁文的字母，而是漢語拼音字母了。周恩來舉例，就如同採用阿拉伯數字計算、公曆紀年、公里表示距離、公斤表示重量般，不會損害中國人民的愛國感情。於是，從中國大陸於1958年公告實施《漢語拼音方案》後，兩岸的拼讀漢語的系統，從此走向了各自發展的道路。

以此為鑑，無論是漢語拼音或注音符號，都是兩岸中國人慣用的漢語標音工具，最終目的都是幫助學習者掌握漢語的聽説讀寫能力，無須拘泥於非此即彼的單一標準中。對於慣用注音符號的台灣人來説，在恣意批評大陸游戲使用注音符號時，也必須注意到注音字母來自「中華民國」的直接傳承，實乃在於中華文化基礎上發展出的文化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