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廿年空間戰之二】直立文藝發酻地——富德樓

撰文:楊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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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源於資源的爭奪。回歸二十年,土地問題引發了這個城市最曠日持久的戰爭,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既有關於我們的日常生活(居住空間),亦有關於我們在生活之上對於文化藝術的需求。
二十年來,政府場地跟不上時代的步伐,難以滿足文化藝術的發展。連政府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開始新建或更新文化場地,更展開了西九文化區計劃;另一方面,各種大小不同的民間文化藝術機構及組織也紛紛成立,形成百花齊放局面。然而,無論政府主導或民間組織的藝文空間,都面對不同的問題,值得探討;而藝文空間的轉變,實際上也反映了文化政策、社會關係、市場變動、香港人的文藝喜好……

富德樓處於銅鑼灣和灣仔的中間,從富德樓天台向下望,電車線向左走是銅鑼灣,向右走是灣仔。(陳嘉元攝)
富德樓是一座垂直型的「藝術村」。(陳嘉元攝)

從人車熙攘的銅鑼灣街頭往灣仔方向走,經過鵝頸橋,下一個街口就是富德樓。富德樓在一排大廈邊陲開了一個小口,窄小的樓梯走上去,乍眼一看「水牌」好像不同,看來又有新藝團加入。

不說不知,回歸後的藝術聚落其實根生油街藝術村,油街藝術村與牛棚藝術村、富德樓之間更有微妙的關係。前兩者的關係顯易而見,原來後者也「三步不出歸門」。很多人也知道2002年馮美華(May Fung)在一個研究會分享有關藝術空間的議題,但或許後來很少人知道那例子正正是牛棚藝術村,而富德樓的大業主看出空間的重要性,願意提供富德樓作滋長文化藝術發展的地方,文藝版圖才得以從政府空間延伸到私人空間。

 

為何回歸二十年要訪問富德樓?因為這個地方讓許多文藝工作者及藝團發酵,六百呎的空間孕育了創意及技藝,讓不同藝術工作者建立未來發展的基石。從富德樓的經驗看看,藝術工作者到底需要一個怎樣的空間?或者,如果有空間,又可如何運用?

平租、少管理作招徠

那次研討會後,富德樓的大業主主動聯絡馮美華,希望為藝術家提供空間。由此,馮美華便作為業主及租客的「包租婆」,擔起大旗,照料14個單位,後來增至20個。

不過,這個包租婆不是從周星馳的電影出來的,而是獨立影像藝術家、1a space及艺鵠創辦人、藝術發展局評審員,更曾任進念二十面體的經理、兆基創意書院的校長及藝術中心藝術管理課程的導師。百足咁多爪的馮美華一路從油街藝術村及牛棚藝術村走來,熟悉藝術圈,所管理及經營的富德樓有一套自由、自律及自主的哲學。

我們也會面試,經驗不重要,反而視乎想法及能否建立互信的關係。
馮美華
馮美華所管理及經營的富德樓,有一套自由、自律及自主的哲學。(楊文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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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樓樓電梯口的溫馨小提示。(陳嘉元攝)

平租和少管理是馮美華給出的承諾,空間以簡潔及實用為主,「不要叫他們在空間上花錢,而沒有錢創作及生活」。一開始,馮美華到處打探誰欠缺空間,如她知道影意志資金不多,便招集他們進駐富德樓。「我沒有公開接受申請,因為我熟悉文藝生態﹐便看看有沒有人有興趣進來。」發展到後期有了艺鵠書店,有興趣的人可以遞上簡單的申請,一張紙就寫寫基本介紹、負責人及未來兩三年在富德樓的發展。

「我們也會面試,經驗不重要,反而視乎想法及能否建立互信的關係。很多人我也認識,清楚他們的底細,但如果我發現他們不是做着他們說要做的事,也會叫他們走。」

舊課本展示館將會搬富德樓。(舊課本)

租戶以兩三年建立聲譽

雖然主張自律,如空間需要整潔及避免影響其他住戶,加上「講明不管」的管理方式和追求互信的關係,叫同是租客的人心生羡幕,想搬到富德樓,但馮美華掌握資源,也要有一套「資源共享」的管理方式,除了艺鵠書店有時會借予大樓其他單位的團體使用,同時馮美華也坦言,富德樓不會是藝術個體戶或團體永遠的會址。她主張進駐富德樓的單位通常兩三年就會搬離,「他們在兩三年間建立自己的聲譽,有能力穩健發展,就要搬走,那才能讓更多人受益,最近的例子如『舊課本展示館』的劉智聰。」

影意志的門口放著不同電影節的資料。(陳嘉元攝)

然而,富德樓是一個互動性強的聚落,馮美華也清楚不同的單位的情況,「影意志及采風做的事影響較深遠,推動獨立電影及紀綠片需要長時間才能做到,所以他們在富德樓超過十年。影意志將會搬走,而采風遲一些也會搬走。最例外的是獨立媒體,他們更艱難,但香港需要一個獨立媒體。」

十多年來,共有三四十個文藝個體戶及團體搬進富德樓,較為人熟悉的如藝術地圖及黑紙;2005至2010年更實行海外藝術家駐場計劃,每年平均接待30位個人或團體申請,讓海外藝術家以廉租作短期居住。

馮美華形容富德樓正是一個「外外百老匯」(off off broadway),讓藝術發展初期的嫩苗茁壯成長。(陳嘉元攝)

富德樓是一個「外外百老匯」

美國戲劇界把百老匯分成三層——內百老匯、外百老匯、外外百老匯,外外百老匯上演的戲劇往往實驗性較強,觀衆較少,門票也比較便宜,但如果它受到歡迎,就有可能轉移到外百老匯甚至內百老匯。馮美華形容富德樓正是一個「外外百老匯」(off off broadway),讓藝術發展初期的嫩苗茁壯成長。自從特區政府於05年提出要加快推動文化及創意產業,並於09年確認此產業為六項優勢產業之一,大學的相關課程增多,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畢業生人數愈來愈多,卻沒有切合這個產業的發展模式,在初期給予更多資源及實質的支援如實體空間及發展空間。如果藝術家在發展初期沒有實驗及創作的空間,只會直接影響香港的文藝發展。

富德樓這座垂直的文藝土壤會長出什麼可能來?(陳嘉元攝)

馮美華提到今年代表香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的藝術家楊嘉輝,他在2013年得到藝術發展局的「年度最佳藝術家」時,曾致謝及叫馮美華去頒獎。「我問為什麼,他說要多謝我給他在富德樓,如果他不是在富德樓的日子做了很多實驗,他沒有機會,也不是現在這樣。」楊嘉輝從事新媒體創作,買器材花費不少,如果沒有得到廉租的優惠,那條路或許比現在更艱難。如何培養一個藝術家或藝術團體?「我覺得楊嘉輝已是一個具說服力的例子。」馮美華說。

當文化及創意產發展的增長高於整體香港創業的增長,發展的前景是樂觀的,但又嚴重受到空間影響,或許政府及有心人可以從富德樓的例子學習,如何從根源上助益香港未來長遠發展。

位於富德樓一樓的香港文學生活館在2013年進駐,是文學界多年爭取在西九設立文學館不果的另一嘗試。(陳嘉元攝)

從西九到富德樓的香港文學

位於富德樓一樓的香港文學生活館在2013年進駐,是文學界多年爭取在西九設立文學館不果的另一嘗試。2006年,原本地產味較重的西九項目推倒重來,三年後,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助理教授司徒薇提出在西九文化區增設文學館的建議,文學界不止發聲,更以公民運動的方式爭取建立文學館。同年,作家董啓章發表〈文學是要「館」的〉,單單題目已直指實體空間的需求。

2015年,香港文學生活館聯同Kubrick出版《文學是一場寧靜的奮鬥》,記錄文學館一路走來的歷史。(陳嘉元攝)

可惜,直到今天為止,設立文學館的倡議還沒有得到政府正面的回應,西九文化區也沒有表態。為了不令整個倡議運動停下來,2010年民間倡議建立文學館的小組重組成為「香港文學館工作室」,並於2013年租用富德樓一樓的單位,但因空間有限,未能實現董啟章所倡議的完整文學館之規模,只保留了推廣和教育功能,因而命名為「香港文學生活館」。雖然空間限制了發展,但沒有限制「香港文學生活館」的擴張,他們仍抱着正名「香港文學館」的祈願,把文學視為藝術,跨界呈現文學的本質,凝造有共同語言的社群,竭力不斷擴張文學的疆界,多方面顧及文學的整體發展環境。

現時文學生活館主要空間是一個大廳,隔開兩部分,三分一地方是職員工作的地方,另外三分二地方的四周放滿書架,並作為活動空間。(陳嘉元攝)

文學人的力量及希望

從發起文學館倡議開始,倡議小組做了不少的行動,2009年在西九諮詢中抗議西九持份者名單中不包含任何文學團體;2010年,小組成員鄧小樺以設立文學館作為政綱之一,參選香港藝術發展局;2011年,文學館工作室連結反高鐵運動,在菜園村舉辦「廢屋文學館」展覽等等。

2009年,文學館倡議小組及支持者闖入西九論壇,抗議西九持份者沒有文學界代表。

「我們文學人有自己的能力及希望,不管怎樣也要先做出來展示給別人看」,「香港文學生活館」現任理事會召集人鄧小樺回應在屢打空拳中仍堅持創立「香港文學生活館」的原因。

2014年董啓章當選書展年度作家,曾寫公開信予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當時林鄭曾口頭說「粉嶺有個地方」,但最後民政局回信說圖書館已有許多文學活動,婉拒「文學館」的要求。又一次被拒,可能會很氣餒,但鄧小樺的樂觀態度來自她對文學的熱情,而也斯在2013年逝世留下的遺願是「為香港文學平反」,對鄧小樺影響很深,所以,她辭工專注成立「文學生活館」及策展。「我覺得長期做下去會令香港社會改變的」,「香港人就是如此,就像做街頭聯署吧,第一日見到你時無人會簽,要到第七八次見到才會簽」。

「我們文學人有自己的能力及希望,不管怎樣也要先做出來展示給別人看」,鄧小樺說。(陳嘉元攝)
2015年「文學季」更是廣受好評,獲得藝術發展局的藝術推廣獎,而今年文學季的主題是「虛構的幸福」。(陳嘉元攝)

善用現有空間

文學生活館從成立至今舉辦許多文學課程,跨界與不同藝術家合作舉辦活動,又舉行展覽演繹文學作品,甚至以藝術的態度催生作品。「文學季」更是廣受好評,獲得2015年的藝術推廣獎。

現時文學生活館主要空間是一個大廳,隔開兩部分,三分一地方是職員工作的地方,另外三分二地方的四周放滿書架,並作為活動空間。上月文學館剛裝修完,主要是增加辦公和展覽的設備,「做多一點展覽,告訴別人文學有個館」,但由於富德樓是舊樓,展覽限制比較大。於是,即將在八月舉行的文學季,展覽也不能在文學生活館舉行,只有另借地方,在牛棚的1a space舉行。現存空間未能突破,但仍能轉換形式展現文學的力量,如這兩年西九自由約加入文學的元素,將文學的身影帶到西九。今年,文學館邀請作家就苗圃公園內的植物進行創作及作觀眾導賞,又設立「草原圖書閣」漂書及跟着詩的蹤跡作「文學野外定向」。

2015年,文學館主辦的第一屆文學季在牛棚開幕。(香港文學生活館)

雖然曾有人說過文學不需要有地方,誤以為有書作為文學的載體已足夠,但推廣文學仍需要一個固定的會址,「有一個聚會的空間是重要的,如李智良《房問》的討論會,來到這個空間參與的人都是有興趣的,大家的討論熾熱,深度更廣,不是一次性的消費活動,反而是人群之間建立關係,也有後續的影響,傳遞非主流的價值」。

「文學生活館」的職員與富德樓其他的單位也熟稔,鄧小樺指出「我較少回來,但知道大家互相支持度高,如文學生活館有物資不足,其他單位也會相借物資,甚至資源共享。一有單位出事,大家也會互相幫助。」

文學館希望在有限的資源內做好文學推廣和教育。(陳嘉元攝)

文學資源不足

2011年,文學館工作室連結反高鐵運動,在菜園村舉辦「廢屋文學館」展覽。

香港的文學推廣資源一直吸納在教育體制中,以一個文化藝術團體推廣藝術的方式持續推廣文學,在香港來說是困難的。雖然文學館已成立三年,已具備不小的影響力,但藝術發展局過去三年沒有向文學館進行過任何正式諮詢,而藝發局的「一年 / 二年 / 三年資助」資助範疇也不包括文學,故文學館營運仍有不少困難。

以往文學館以申請多項計劃資助及計劃資助來維持營運,可是2016年2月藝發局資助制度改制,如合併「一年/二年/三年資助」及「多項計劃資助」、擴闊「計劃資助」的包容度。以前文學館每年可以投計劃書申請一次「多項計劃資助」和兩次「計劃資助」,但現時只能申請兩次「計劃資助」, 等同於文學類別內部要面對更大競爭,每個計劃所得可能更少,而且也會減少了申請的彈性。「藝發局這次改制,馬上令文學季計劃的職員薪金無法支付,馬上要去緊急調頭寸。」鄧小樺很無奈。

問到文學館會否再擴大地方,鄧小樺指他們會嘗試所有機會,不止向政府爭取,也拓展多方面的合作,並留意最近熱議的廢校再用,她同時希望關心文學、有心有力的香港人能夠相信他們,讓文學館實現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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