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疫轉|新冠肺炎疫情下暫別理想 藝術工作者能屈能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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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下,本港多個藝術團體表演、電影製作和舞台劇被迫臨時取消或延期,業內人士面臨手停口停的困境,藝術工作者紛紛轉行。當中有演員被逼離開舞台,轉行成為全職夜更保安,更過着日夜顛倒、收入大減的拮据生活:「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有時會想,為何自己會落得如斯田地。」身處夢想和現實的牽扯中,他們被迫暫別夢想,為生計奔馳。

記者|洪卓兒 編輯|劉靖怡 攝影|劉靖怡

自今年初爆發新冠肺炎疫情,40歲、從事自由身演員14年的郭穎東,在農曆新年後面臨舞台劇演出、學校教班和巡迴表演突然全部取消,一下子失去所有收入來源的困境。他指出,本來每年固定擔演一個由廉政公署主辦的學校巡迴節目,但合約列明薪金以表演次數計算,由於演出因疫情而取消,無論是藝團還是個人,均無法獲得任何賠償:「我們排練的時間、服裝、佈景和道具全部都是投資,藝團前期投資已經超過十萬元,但機構根本不理會你們投入了多少。」他慨嘆,現時的合約完全側重在資方利益,藝術工作者以至藝團的議價能力近乎零,這白白浪費他們前期的籌備工作和排練的心血。

暫別演員夢 轉行做保安

雖然郭穎東成功申請政府為藝術工作者提供兩輪抗疫支援金共15,000元,但除此以外,兩個多月來「零收入」,只能靠儲蓄度日。面對復工遙遙無期,演藝學院畢業的他為解決燃眉之急,在三月報讀了僱員再培訓局提供的物業管理課程進修,為日後轉行作準備。完成課程後,他在七月投身保安行列,希望成為日後隨時加入物業管理公司的踏腳石。

郭穎東表示,在進修和準備考保安牌期間,偶爾做一些臨時工作,例如配音、小型表演,還會送外賣賺點外快。(劉靖怡攝)

即使轉了行,郭穎東依然準備隨時重返舞台,並刻意當夜更。

「我抱住一個希望,就是開學的時候,恢復戲劇課、巡迴演出、劇院重開等。重開的時候,我日間就可以馬上復工。」

然而,夜更保安工作不僅工時長、一星期要工作六天,除了難以適應日夜顛倒的生活,還要處理住客大大小小的無理要求,甚至是惡言相對,飽受住戶投訴的沉重壓力,苦不堪言。「換燈泡叫你幫忙,有蟑螂、老鼠又叫你捉,一晚打十幾二十個電話投訴冷氣機滴水,甚至用粗口問候你。」自疫情由九月起放緩,他也逐漸恢復學校戲劇教班的工作,但未有全面復工,為了生計依然繼續任職保安,有些日子甚至要在早上進行網上教班及排練,晚上又要當保安,每天睡眠時間不足兩小時。

郭穎東認為在這段日子中,真正最艱難的時刻,是突破心理關口,下決定要正式轉行的一刻:「我做演員這麼多年,是因為我除了喜歡這樣東西之外,是這一個身分帶給我的成功感。」對他而言,轉行是個屈辱的決定。他說,演員工作是高尚的專業,更是他的尊嚴,要他捨棄14年資歷頓時成為保安界的新人,而且收入只有原來的一半。他坦言,轉行不單要告別亮麗的舞台,還要委屈自己做不喜歡的事,心裏很不是滋味,只能勉勵自己「大丈夫能屈能伸」。隨着演藝工作從十月起逐步重回正軌,他在十一月正式辭去保安工作,重投演員身分。不過,疫情期間的經歷,亦令他意識到從事演藝的收入非常不穩定,已開始尋找多一條出路,例如向物業管理界發展,讓自己能繼續演員之路時,更能維持生計。

今年8月,郭穎東參加了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的文學節網上直播舞台劇,期間須全程佩戴口罩出演。(受訪者提供)

郭穎東認為,今次疫情將業界多年來面對的問題展露無遺,包括政府對藝術教育、戲劇工作者待遇的保障嚴重不足,更突顯了組織工會的重要性。他指出,由於現時所有合約條文,均由主辦機構制定,沒有工會代表業界向政府和財團發聲,因此只能任由資方「大石砸死蟹」,而所有工作取消帶來的損失均由藝術工作者和劇團默默承受,業內人士的薪酬可算是毫無保障。

副導演收入大減 改當外賣員

生計嚴重受影響的還有28歲、任職副導演兩年的魏境彤。疫情下,今年本港電影製作近乎零,令他失去所有電影拍攝工作。他表示,拍攝電影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估計全年整體收入減少近七成,由四月起接近三個月沒有收入,同樣只靠儲蓄和短期兼職維持生活。他指出,本來今年五月在內地有電影拍攝工作,但因回內地要先接受14天隔離;在隔離或拖延拍攝擋期下,最終由另外一位已經在內地完成隔離的導演補上,白白錯失珍貴的工作機會。他又提到,一份和政府合作的短片拍攝工作預計七月完成,但在限聚令下足足延誤了三個月,令他本來安排好的其他工作檔期被迫一再延期,工作計劃大失預算。

入行兩年以來,魏境彤(中間穿黑色背心者)原本平均每年有兩部、每部為期三至四個月的電影拍攝工作,不過今年一部電影也沒有。(受訪者提供)

魏境彤為了不讓父母擔心,只好向他們隱瞞自己的困境:「家人不知道我當時幾乎是完全沒有工作,(我)只好裝作沒有事情發生。」每當母親問起工作的情況,他都會用善意的謊言含糊帶過,基於自尊心及不想讓家人擔心,他甚至不願意減少家用的數目。眼見儲蓄不斷減少,他由六月開始,從事不同種類的臨時工作,包括送貨員、打字員,後來主要依賴做網上外送平台的外賣員維生,更試過連續一個月,每天送外賣超過12小時,收入卻只有原來的四分之一。

即使被迫暫時轉行,魏境彤依然樂觀面對困境,更視送外賣為一種嶄新的生活體驗,接觸各行各業的人,例如他曾經送外賣到一家棺材店,在和老闆的交談中,學習不同種類的殮葬儀式,這些獨特的經歷反而激發起他的創作靈感。被迫暫時轉行不止魏境彤,他憶述一次送外賣的時候,巧遇同為電影從業員的舊朋友,才發現原來這段日子大家都沒有工作,對方也是當外賣員維生。

魏境彤表示,沒有申請政府在疫情下的資助,因為計畫要求申請者需有三部已經上畫的電影,但他過往拍攝的電影尚未上映,故不符合申請資格。(劉靖怡攝)

收入大減,他減少外出用膳等非必要的支出,更一改平日常到電影院看電影的習慣,限制自己一個月只能看一次。每次看着電影院外的海報,內心卻是十分唏噓:

「這部戲剛剛上映,但是幕後一班工作人員現在卻面臨失業工作量又不穩定,為甚麼還有一班人那麼熱愛這個工作?是愛還是責任?這絕對是愛。」

他表示由十月起,電視劇、廣告短片等拍攝工作已經重回軌道,目前副導演的工作已恢復超過五成,他也放下外賣員的工作,重投電影業。

魏境彤相信,疫情在短期內難以結束,電影從業員只能被迫暫時轉行自救。他坦言,政府對電影業支援不足是一直以來的根本性問題。疫情下電影票房持續低迷,他認為本土電影業必須轉型才能另覓出路,可以考慮改為網上播放模式,或與網上串流平台合作。

藝文界支援計劃門欖高成效低 工作者難受惠

2020年7月下旬,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向383名會員進行了一項「有關受疫情影響及抗疫援助成效」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接近四成人沒有獲得政府任何補助。工會理事兼藝發局委員胡俊謙批評,計畫審批的時間長,而且審核資格過嚴,例如私人教班被排除於計畫之外,許多藝術工作者無法受惠。

他認為,由於舞台業界的工種五花八門,許多藝術項目均被排除於計畫之外,令很多人無法申請任何資助。故此,工會目前正在討論向政府爭取調低申請門檻,建議申請可交由藝發局的民選委員和顧問,逐一審批每個個案是否符合資格,而非單單跟隨現時設下的界線。

胡俊謙形容,今次疫情對舞台藝術界帶來「滅頂式」的影響,表演場館因而長時間關閉,許多演出被迫取消或延期,導致業界在前期的準備工作,如表演者的排練、舞台設計等全部都功虧一簣,業界前景更因隨時受關場等不確定性影響而變得不明朗。胡更指,疫情更造成人才流失:

「有些人轉了行,未必會重返舞台藝術界,整個行業的發展一次倒退不知多少年。」

同時,有不少藝團選擇暫時結束經營,令他十分憂慮即使疫情過去,他們未必願意在藝術發展上再重投資源,難以預計疫情過後,行業需多長時間才能復甦。

胡俊謙認為,由於疫情反覆,業界難以在短期內完全復甦,工會希望為會員爭取每月固定金額的持續性資助。(劉靖怡攝)

【本文獲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實習刊物《大學線》授權轉載,原文:疫情下暫別理想 藝術工作者能屈能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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