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也斯｜《香港志》尚未收錄的文學香港　尋找「抗衡的美學」

編按：2013年1月5日，著名香港作家也斯（梁秉鈞）辭世。筆名也斯：也，虛字，如之、乎、者、也，不帶字意；斯，同是虛字，如斯、矣、兮、哉，同樣不帶意思。他取名也斯，因為欣賞也、斯的特質，不受單一意義規範，也不受一種學說或任何預設的思想所限。也斯以筆名寫小說散文評論等，以原名寫詩，1970年代末出版首本詩集《雷聲與蟬鳴》，香港詩人、傳媒人李國威（1948-1993）在《文藝》季刊（第18期，1986）發表近一萬字的文章〈尋找一位詩人〉，詳談《雷聲與蟬鳴》及其他，提到與也斯相處的片段。本版轉載文章，在也斯辭世後八年、李國威辭世後二十八年後的今天，紀念兩位已故香港作家如何對話文學。
【本文近萬字，不插圖以便讀者更專注文本】

尋找一位詩人　｜　文：李國威

一、吟哦

「走了
藍馬店的主人和我說

──送你送你
待我來舉起燈火
看門上你的影子我的影子
看板橋一夜之多霜
……」

他坐在搖椅上，吟哦着王辛笛的詩。我們都喝了點酒，那種感覺真好。想起以前很多個晚上，就是這樣坐在一起，談着文學，深宵不寐。經歷了人世的轉折，我畢竟還沒有完全改變，現在聽他談文說藝，心頭仍然是暢快的。

在美國五年，他回到香港，安定下來。我可以感覺到他的轉變。以前他盡量隱藏自己，不喜歡談自己或自己的創作，現在他卻樂意談論。真的，有甚麼不好呢？

他告訴我，他和王辛笛在美國的會面，使他對〈再見，藍馬店〉這首詩有了更深刻的感受。走出香港這個熟悉的世界，他在外邊的確獲益良多，他不單吸收新鮮的事物，對自己過去的一切也更看得清楚。

一切就從頭說起。

二、追尋

也斯很早便對文學發生興趣，也許因為他的童年是寂寞和不快樂的。父親早死，母親為了工作另覓居所，他寄居在親戚家裡，嘗到了人情冷暖。他早熟，看透人的壞處，但是文學世界中有正面人物，給他安慰、寄託、愛與同情。他母親遭遇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對人卻始終那麼好，這對他日後的成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有趣的是，親戚家裡有人喜歡看書。他很容易便接觸到書本。他翻開五四作家的作品，沉醉於舊俄小說，像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裡娜塔沙、彼埃那些人物，都成了他的初戀。漫長的閱讀旅程就此展開，他從不停下來，視線伸向很遠很遠，英美法的現代文學，拉丁美洲的小說和詩、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現代作品……在他成長的歲月裡，文學作品大大充實了他那孤寂和微帶哀傷的世界。他也關心香港的創作，他為馬朗詩集《焚琴的浪子》所寫的序，憶述了他中學時代的追尋：「因為不滿足，就找其他文藝刊物來看，逐漸就看起新出版的《好望角》（崑南的小說、戴天的詩、李英豪的評論……）和《華僑文藝》（楚戈的詩畫、商禽和管管的作品……）等來。在英皇道北大菜館附近，美都餐室前面，有一個較大的報攤，人家沒有的發行較偏的文藝雜誌它都有，我常常走過那兒，看新的刊物出版了沒有，一期一期的等着它們出版，直至久久沒有消息，於是就知道又一份文藝刊物停辦了。」

他對自己喜愛的作品懷有強烈的感情，這種感情影響他的朋友，他們或與他一起，或跟隨他的步伐，去接觸智利的聶魯達、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奎斯、墨西哥的柏斯……

也斯還把他喜愛的外國文學作品譯介過來，後來結集成書的有《當代拉丁美洲小說選》、《美國地下文學選》、《當代法國短篇小說選》等。他說：翻譯是創作的準備。

也斯的妻子吳煦斌同樣熱愛文學，她寫過不少東西，也譯過不少外國作品。她說：也斯少年時代常常是沉鬱的（她這樣說的時候，他臉上露出尷尬的笑容）。我想她倒沒有說錯，從他的作品談話裡，我不時都感覺到一份沉鬱。不過，他這個人不與別人隔離，他追求溫暖，亦以溫暖待人，因此獲得許多珍貴的友誼。他有時候也很頑皮。

三、留神

也斯喜歡寫作，十六、七歲開始便在報紙、刊物上發表他的作品。最令他難忘的是《快報》上的專欄。多少朋友說過：寫專欄是一件苦事，每日一篇，沒多久就把自己榨乾了。他卻有不同的想法。他認為這個專欄使他養成思考的習慣，是磨煉自己創作能力、作各種嘗試的好機會。

在寫作上，他常常要求自己「留神」，從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留神、一個人對一條街道的留神開始。他要知道的是：人實實在在怎樣生活着、人的生活在街道上、社會上留下甚麼印記。他贊成寫作要透視社會現實，但他反對先在腦子裡有了甚麼概念，然後再在現實中抽取迎合這些概念的資料。他要真真正正地體味現實，從自己的感受、認識出發。

他這種想法，可以舉一件事情來說明。七十年代初，德國名作家格拉斯（Gunter Grass）來港，和他一起遊覽了這個城市。他起初還擔心格拉斯會問他一些「資料性」的問題，例如：香港徙置區的人口有多少？他們的生活水平怎樣？……但是，格拉斯沒有問，只是在徙置區走着，靜靜地看着，還想走進民居裡，與「實實在在」的人們接觸一下。格拉斯更在街邊的小吃檔停下，嘗嘗鹵水雞腳的滋味。格拉斯的表現，令他感到由衷地歡喜，他覺得一個作家應該是這樣的。

也斯的寫作範圍廣闊，散文、詩、小說、讀書感想，源源不絕地寫出來。散文結集的有《灰鴿早晨的話》、《山水人物》，短篇小說有《養龍人師門》，中篇小說有《剪紙》，詩有《雷聲與蟬鳴》、《游詩》。

也斯完成大專學業之後，先後在學校、報館、影印公司和出版機構工作過。通過他的工作經驗，他看到大機構的複雜性、洋老闆的氣燄、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小人物的堅忍、城市表面的底裡；他看到了殘破、癱瘓、無能改變的現實。這些都在他的創作中反映出來，特別是在他們的小說裡。

除了寫作之外，他還熱衷於辦文藝刊物。早年在《中國學生周報》寫作的他，後來成為《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那時候我們在一起工作，他的熱誠與幹勁，對我有一種鞭策作用；我們一齊度過一段愉快的日子，頑皮的他在〈新蒲崗的雨天〉裡這樣紀錄着：「有時大家都窮／找誰的祖母借錢吃一頓晚飯／傾談至深夜／總還有計劃／還有下一次怎樣／那時我們相信／有些東西不會煙圈一般輕易消失／喝了幾杯酒／互相鼓勵寫偉大的小說／分手的時候／我們走向街頭／在人群中分散／老黃走向奶路臣街／我們曉得／他甚至會向一切在街頭圍觀電視的／蒼蠅、虐蚊、大象和小型房車／推銷他的舊書／而老李帶一瓶啤酒乘小巴回到青山／他會在半途把眼鏡掉到窗外／然後回家告訴他女人／吃苦瓜可以使人心胸廣闊……」

誰料到《中國學生周報》氣數已盡，也許因為我們才能不足，亦不能挽狂瀾於既倒了。他又參與辦過《四季》、《文林》、《大拇指》等刊物，《大拇指》現在還生存着，由一群年輕朋友主政。他們在也斯留美的那幾年，每年都為也斯的兒子慶祝生日。

四、更新

也斯說：「我覺得自己的認識還不夠，例如：我看一些報紙的社論，明知道它們在撒謊，但不知道怎樣揭破它們。我希望自己有能力了解更多，有能力寫作更多東西。」

離開學校多年，他又有回到學校的衝動。一九七八年，他飛往美國。

把母親和兒子留在香港，他的心情是痛苦的。

「我三十多歲了，還在外邊闖蕩。別人早在工作上生了根啊！」

那幾年，他回來過幾次。有一次，我們常常見面。我心裡說：也斯，你應該是這樣的，堅持自己的理想，是不容易的。他的母親真好，全心全力把他的孩子帶大。

在美國幾年，他的收穫委實不少。大學圖書館裡儲存的美國現代詩人資料林林總總，這激發了他去找尋中國現代詩人的資料。而一九七八年那一年，美國和中國關係正常化，從那時開始，他接觸到很多從中國到美國去的人，他對自己根源所在的地方，關切更深了。

五、生活的語言

在也斯的創作中，詩所佔的份量很重。他在一九六六年開始寫詩，到現在一直沒有停止過。一九七八年去美國以後，研究和教書花了很多時間，也斯其他方面的創作減少了，但詩卻還繼續寫，也寫得很多。他說：「在美國這段時間，我覺得寫詩是比較容易的，就好像隨手記錄自己的思考和感受。」

也斯的生活經驗不一定都完全寫進他的詩裡，例如：他出來社會做事以後所看見的大機構的陰暗面、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小人物的創傷，他認為用小說來表達是更加透切的，不過，要全面地了解他這個人的性情和人生觀、捕捉他作品的精神和風格，最好還是讀讀他的詩。

一九六六年，也斯進浸會書院外文系，從讀十六、七世紀英國文學開始，但他的興趣不在那裡。他訂閱《常青》（EVERGREEN）、《村聲》（VILLAGE VOICE）等前衛雜誌，接觸到英美以外的眾多當代作家，如聶魯達、柏斯等，對他們產生了愛慕；另外，本港稍早一些前衛作家所辦的《文藝新潮》雜誌，也給了他營養，其中一期譯介的法國現代詩人皮維爾的詩作，對他影響尤深。皮維爾喜歡寫城市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甚麼偉大詩意的題材，一對男女在塞納路行走，女人嘮嘮叨叨的，這種瑣事也可以入詩的；詩中的語言明朗、清新、幽默、甜美，是生活的語言。

以後，也斯寫作了很多這樣的詩。例如一九七一年的〈麵包店〉，寫一個男孩子對一個女孩子的戀情，筆調甜美而幽默。「那時曾與她走過關了門的理髮店／腳踏車店和中藥店／還有門縫中露出燈光的小舖／即使是這麼破爛的路／那也是了不起的／那麼溫軟的笑／那感覺／就像有一個麵包夾子在胸膛裡攪動／這樣一起走過／不曉得該說點甚麼／破爛的路也是美麗的／只是太短了／……／他過後就盡是這樣數說／埋怨自己不知有多笨／一直走到麵包店，像一個傻子／把書本遞給她，然後就分手了／真使人想把頭碰在牆上／你以為這是甚麼／一齣麵包突發劇？／……」

沒有華麗的詞藻，就像講說話一樣；沒有傳統所說的美的意象，破爛的路卻是美麗的。末尾兩句自嘲的話，固然令人莞爾，也使詩中訴說的感情更堪咀嚼。

也斯對城市的生活極感興趣。早在一九五八年，他還是個小學五年級學生，從黃竹坑搬出北角居住，當時黃竹坑只是一個鄉村的地方，來到北角，他感到城市的龐大、陌生，他目睹這種從舊到新的變化，又因為受到外國現代文學作品的衝擊，禁不住思潮澎湃。以後，他面對這個城市，仍然是感慨萬端的。一九八一年，在《焚琴的浪子》的序裡，他這樣寫着：「十多年過去了。好像兜了一個圈，又回到原來的地方了。許多事情轉變了，北角的街頭何嘗不也一直在改變呢……」

在皮維爾之反，也斯又接受了鍾拜亞絲、卜狄倫、鍾妮米曹和里安納科恒等歌唱家兼詩人的影響，他詩作中的「講唱」風格，由此而形成和進一步發展。他尤其受鍾妮米曹的作品感動，他覺得她既可以寫身邊的事物，又可以寫較大的社會問題，用的同樣是平常的語言，態度同樣是那麼親切的。也斯並不逃避時代、社會問題，但他認為作家的個人性是非常重要的，他相信個人性和社會性可以共存，而且只有這樣才能顯示藝術的巨大深沉的力量，聶魯達、柏斯和鍾妮米曹的作品，給了他信心。他怎樣去寫時代問題、社會問題，我在下文會有補充，現在先說說他詩作中的其他質素。

六、強韌的生命

在「皮維爾時期」，波蘭作家真葛特帶給也斯另一種影響。也斯譯過真葛特一篇叫做〈蘆薈〉的散文，散文裡的主人翁患了肺病，朋友送他一盆植物──蘆薈，他把蘆薈逐片切來吃，靠它活命；植物不但本身有強韌的生命，也維持人的生命。人不是高於一切的，人要向其他事物學習。

蟬鳴便是也斯要學習的。即使在雷聲掩蓋下，蟬仍然不停地鳴。這種堅持的力量，始終會衝破雷聲，讓人聽到的。在一九七三年的〈雷聲與蟬鳴〉裡，他這樣寫着：「雷聲隱約再響／蟬鳴還在那裡／在最猛烈的雷霆和閃電中歌唱／蟬鳴是麤筆濃墨間的青綠點拂／等待中肌膚上一陣清涼／因為雨點濺到身上／而發現了那溫暖」

鐵錨、石頭，也是也斯學習的對象。一九七四年的〈中午在鰂魚涌〉，有幾句是這樣的：「……／有時我走到碼頭／學習堅硬如一個鐵錨／……／有時我走到山邊看石／學習像石一般堅硬……」

要堅持並不容易，人常常是軟弱的，於是，當他學習像石一般堅硬，他也體驗到其他問題：「生活是連綿的敲鑿／太多阻擋　太多粉碎／而我總是一塊不稱職的石／有時想軟化／有時想飛翔」

自嘲是也斯可愛之處。

焦慮與希望，懷疑與肯定，常在他的詩中交替出現，不過，他始終相信堅持自己的信念是好的。波浪中的浮苔，屢經衝擊，仍在生長，更顯出它的不凡。一九七五年的〈浮苔〉說道：「深褐的苔藻／在海底固定的白石上搖曳／在每個波浪中有新的姿勢」

也斯要堅持些甚麼呢？他喜愛文學，堅信文學給人溫暖，在陰暗的時刻，他的熱情仍然不減。一九七四年《中國學生周報》關門前，作為一個不受薪編輯的他，寫下了〈新蒲崗的雨天〉（新蒲崗是《中國學生周報》社址所在），末尾是：「這是個濕漉漉的雨天／機器仍在轉動／它們快要只印數字和資料了／在舊報壓得半頹的架子下／我們最後一次／在紙堆間拆一些信／希望拆出一首詩／一朵花／一聲招呼／在這個濕漉漉的雨天／在這很晚很晚／人們都離去了的時候」

七、呈現與暗示

也斯在詩中的技巧上作了多種嘗試。除了以生活的語言入詩之外，他又利用中國古詩的以景寫情的技巧，以呈現、暗示而非解釋的方式，來寫他對人生和社會處境的各種感受（這方面他是受了葉維廉的《現象表現經驗》的啟發）。在他一九七三至七五年所寫的《香港》與《澳門》兩輯詩中，可以找到顯著的例子。

〈關閘〉一篇，寫香港、澳門與中國既相牽而又分離的關係，不完整的國家、在港澳看見的似是而非的中國形象是可哀的，而真正屬於中國的美好質素是怎樣的呢？「陰天裡風吹／吹裂遊客手中的地圖」、「『要買玉麼？』／看攤的老婦人熱心兜售：／『雖然這裡放着假玉，但還有另一些……』／不過誰也看不見／是否還有更純粹的青瑩」等句子，好像只是描畫景象的，卻呈現了作者的悲情。

〈五月廿八日在柴灣墳場〉一篇，寫生者對死者的情意，寫死者在人間留下的永不磨滅的印記，而所感所思又是透過景象烘托出來的。「不同年份的石碑／只有我們走過／感覺足下的柔軟／看齊排的植物不規則地生長／一些早上盛開晚上零落的紅色花瓣／你叫它『落地生根』／非洲菊雜生的草叢裡／忽然有枝梗的手舉起一朵花／在這些亂與死寂間／我們俯首向一叢綠色的長葉／找一朵風雨蘭／那一種感應風雨綻開的花朵」

朝生夕滅的紅花，令你想到人的生命；落地生根，叫你體會死亡是另一種生命的開始；在生亂與死寂間的風雨蘭，教你明白人的精神不朽。

此外，〈羅素街〉寫香港新舊交替的現象，〈華爾登酒店〉寫外表華麗、根基不穩固的地方，〈影城〉寫堂皇佈景後的陰影和空虛，這幾首詩都是針對香港的問題、有感而發的。

八、遊與頌

在一九七八年之前，也斯在技巧上還有其他嘗試，因為在他詩作中所佔的份量不重，而且他很快便放棄了，猶如過眼雲煙，這裡也不提了。

在他的摸索中，他了解到必須找尋一種確切表現自己生活經驗的文字，硬生生地移植古典與西洋的生活經驗，都是不好的。在一九七七年所寫的一篇文章〈兩種幻象〉中，他指出：「回到鄉土顯然只是一個幻象。另一方面，西化的世界也是不真實的……從打破幻象開始，才可以面對真實，繼續找尋那適切的文字。」

〈突發性演出〉（一九六八年）和〈寒山及其他〉（一九六九年）兩首詩，多少可以反映他這種思想。前者說明：照板煮碗把西方的藝術遊戲、城市街頭的突發性演出搬到香港來，是不可能的，和香港的現實格格入不；後者說明：古代詩人若是活於現在，將會非常尷尬。無論同古典或西洋的世界取經，必須有一個消化的過程，這正是也斯的取向。

一九七八年，也斯離開香港到美國求學，他的詩作進入另一個階段。從七八年到八三年，他寫了一連串「遊」詩。所謂「遊」，是離開一個固定的立足點，去看另外的事物；離開文字的媒介，去看其他藝術媒介，進入其他藝術媒介。「遊」之中又有「頌」。所謂「頌」，是歌頌日常生活裡的事和人，歌頌文學家、藝術家的美好質素，而非歌頌神或英雄。

去美之前，他曾到日本旅行，有一部分「遊」詩，就是寫日本旅行的經驗。這段過渡時間裡，他的心境是平靜的，這種心境也反映在他的詩作裡。他說：「葉維廉覺得，我愈是離開自己的地方愈遠，感覺愈沒有那麼濃、那麼鬱結。這大概是真的。日本那個地方沒有給我壓迫感。在香港，我常常有一種鬱結的情緒，想掙扎出來，我也常常想到生活傷殘、隔絕的一面。」

平靜使他超越創傷與黑暗，也使他有了一顆包容的心、一種寬大深厚的胸懷。〈池〉這樣寫着：「一千年那麼老／鏡容池／把所有的山／納入懷裡／對所有嶙峋地／蹲伏在林後／苔地上的／巨石／答予溫和的回聲／……／對池邊／呆坐／走過／不知為甚麼笑／或是不知為甚麼憂傷的人／慰以不息的流水」

後來，向日本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致敬的〈東京物語〉（一九八零年），同樣以「包容」為主題。在小津的同名電影裡，老人死了妻子，剩下他和守寡的媳婦，其他子女回來奔喪，只顧瓜分母親的遺物，媳婦失望憤慨，覺得他們太涼薄了，而晚境淒涼的老人卻反過來安慰她，他接受人的弱點，他相信他們到底不是涼薄的。小津所表現的這種包容的人生觀，令也斯感動，電影中的鏡頭割接技巧，他也用到詩上來，把看戲時電影上的畫面和現實連結起來，顯示他對小津的敬意。這首詩，是他從文字媒介進入其他藝術媒介的一個例子。

在美國，也斯遇見了很多人，看了很多書，受到各種思想衝擊，這對他的研究和創作都有一定影響。不過，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兩個三、四十年代的傑出中國詩人。一個是王辛笛，從書中走出來和他見面，向他訴說了一段悲涼而又溫暖的往事。「王辛笛到了洛杉磯，我去找他，談了一個下午、一個晚上。文革時期他被下放去養豬，回家後常常談到豬的事情，女兒便叫他做豬爸爸。他家裡共六個人，文革時分派到不同地方，文革後重聚。過年，他們一齊做飯，每個人在牆上寫一個菜，每個人負責煮一個菜，很開心。團年飯本是平常的事情，但因為文革變了很難得。他樸素、善良；經歷了痛苦的遭遇而不尖酸，對生活仍然積極。讀過他的詩，然後再見到他的人，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

另一個是吳興華，文革時死了，無緣見面。但是，他在圖書館裡讀到吳的充滿才華的詩作和譯詩，而且見到了他的妻子。「這麼好的一個詩人，卻在文革犧牲了。聽他太太說，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工作。他校訂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劇集》，貢獻很大，朱生豪沒有譯出來的莎劇神韻，他都譯出來了。此外，文革前他從原文譯出的但丁的《神曲》，又寫了一部以柳宗元為題材的小說──《他死在柳州》，可惜都沒有出版。」

在一個不同的文化環境裡，也斯像許多人一樣，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是敏感的，他特別關注中國近代的生活經驗和文學工作者所走過的道路，王辛笛、吳興華的才華和人生觀，更加強了他的信念。

他這時期寫的「頌」詩，〈懷想一位詩人〉（一九八三年）是寫給吳興華的，〈找尋一位詩人〉（一九八一年）則寫給王辛笛，後者他在表達自己對王的感情時，也引用了王的詩句、汲取王的風格，讓我轉述其中幾段：「因為來到朋友之間／你熱情地談話／連嗓子也沙啞了／……／微笑的眼睛有時昇起燈火的光影／少年的水紋，驛站的夜晚，走了，／旅店的主人和我說，歐戰的風雲，／懷鄉的心，渡海而歸，來到／頹廢濡沫的都市，你要有布穀的聲音……／……／我們少年時吟誦的詩句／今日終於見到作詩的人／繁露在陽光下乾了，草茂盛地生長／誠心相信詩，也喜愛開懷的笑／一個豪爽的朋友，一個和藹的父親／與年月一同生長悲喜／……／就這樣一直談進夜裡／燈亮起來，歌也聽完了／還有那麼多話要說／不過還是讓你好好休息吧，再見／就是祝福的意思／好好的養好嗓子／我們都愛繼續聽見你的聲音／從憂鬱的聲音轉出來的聲音」

此外，繼〈東京物語〉之後，遊於其他藝術的詩作有〈聽John Cage音樂會回來〉（一九八零年）和〈從現代美術博物館出來〉（一九八二年）等。前者肯定藝術實驗的可能性：「甚麼人在這泥濘的一日盡頭／還在嘗試用新的方法拉奏提琴／改變醫院前的一片沼澤，喚醒／人們逐漸麻痺的心，撩撥／那些沉睡的眼皮。」

後者又寫出現代藝術單薄、膚淺的一面：「彷如勞生柏拼貼安徽涇縣的宣紙／貼了一層又一層：杭州剪紙、／穴孔圖、中國花布的碎屑／純粹為了滿足視覺一切都是平面／……／在勞生柏畫中只是拼貼／不必找尋意義的深度。／……」

日常生活常有種種微細的變化，這些變化往往會影響你正在做的事情，帶給你意想不到的啟發。把日常生活的變化入詩，展示其意義，是也斯創作另一種可喜的發展。這方面，他無疑是受了法蘭克．奧哈拉等美國現代詩人的薰陶。

有一天，他正在修改一篇有關法蘭克．奧哈拉的論文，屋頂上有人在修理屋背，他靈感驟生，寫下他的詩句。

由修改論文到寫詩，由感覺到別人在修理屋背到思考自己的處境，這一切他都刻畫在〈修理屋背的頌詩》裡。他要窯的是：自己也在修理一些甚麼。他把日常生活的微細變化，連結在自己人生歷程的關節眼裡：「在這裡住了幾年我也快要離開了／清理雜物，整理書籍和影印的論文／扔去無用的草稿，留下另一些／把它們修理，發展成不同的事物／呵，眼前正有人爬上樹／用繩子把膠管安定在樹幹上／於是又湧起一陣白煙／戴藍帽的人環繞機器觀察／頭上的鎚聲擂進心裡／無端翻起重重黃色煙塵／又使我想起另一個世界／我該早點完成一切離去／結束這段日子換過新的屋背／……」

這首詩歌頌「修理」──從修理屋背到修理自己的生活。也斯喜愛文學藝術，但他不是一個文學藝術至上主義者，他從別人平常的勞動裡，發現種種可貴可親的質素，也得到了對自己工作的啟示。揉合在詩裡，意義便更豐富了。

也斯說：「我在美國寫詩，放鬆了、顧忌少了，像寫信、寫日記，也不理會它們是不是詩。」

更多實驗、更多可能，他的詩作其實又邁進了一步。

九、溝通與伸展

也斯和法國學畫回來的駱笑平，一九八四年底在「進念．二十面體」舉行以《遊》為題的詩畫展。詩畫合作，是另一種溝通、對話。兩個經歷不同的人，兩種不同的藝術媒介，對某種處境各抒己見，作品既有相通亦有迥異之處。雖然今次是駱笑平看了也斯的「遊」詩才作畫，但她的畫不是詮釋，而是有自己的個性和觀照，亦能使也斯反省他的詩作，這無疑便構成了對話。

這次合作還有另一重意義，正如也斯說的：「因為有這個合作，令我重新回頭去整理夾在筆記和文件中的斷章零篇，而畫畫的人也重新作起畫來。所以這一次合作，不是純粹公事公辦的合作，而像是朋友在生活的疲累關頭互相鼓勵重新工作下去。」他們的友誼建立在對生活和藝術的共同理想上，溝通、了解的溫暖使他們抖擻精神，繼續堅持創作的努力；在創作內容上，又互相刺激，一齊向前伸展。

文學作品，在技巧上必須敢於創新，在內容上必須敢於抗衡流行觀念，提供另外一些角度去看人生和社會現實各種問題。也斯在美國所寫的論文《抗衡的美學》，探討了中國四十年代文學作品中的抗衡形態──當時一些詩人如王辛笛、吳興華、穆旦、卞之琳、戴望舒、陳敬容、鄭敏、綠原、杜運爕、杭約赫、袁可嘉等，吸收西方現代主義的實踐經驗，再連結中國的現實，寫下不少與潮流對立的作品。在那個暴風雨接踵而來的時代裡，有人強調為文學而文學，結果走進自我封閉的象牙塔；有人強調文學為社會服務，結果停留於空洞浮面的口號上；他們卻另闢道路，兼顧作品的個人性與社會性。他們恆常着眼於人──在真實生活裡的人，從人的遭遇和表現去觀察、反省時代社會的問題。他們摸索新的技巧，不是為了標奇立異，而是希望更貼切更深刻地表達自己的感情和思想。

這篇論文也反映了也斯的創作信念。

他的追尋當然還沒有完結。在追尋別人的時候，也將不斷發現新的自己。十多年的交往使我相信，他會堅穩地向前走。我將在他的寫作裡尋找他的足跡。

（本年發表年份：1986）

作者簡介——

李國威 (1948-1993）｜香港出生，原籍廣東台山。早於中學時代已參與《公教報》學生文壇的編務工作，發表大量作品，包括教文、小說、影評等。公教學生文壇其後出書《江潮集》和《江潮二集》，都有選載李國威的作品。 1970年代於《明報晚報》工作，曾擔任《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先後在《明報》 、《快報》、《南北極》寫稿，其後任TVB新聞部編輯。據悉，「無綫新聞，事事關心」的口號乃出自他的手筆。李國威後來轉職TVB集團旗下的博益出版社，帶動當時的中文袋裝書熱潮。1987年策劃《博益月刊》創刊，擔任總編輯一職。1993年，李國威病逝。關夢南將他歸入其編著的《香港新詩：七個早逝優秀詩人》一書，2012年出版。李國威生前出版過兩本書：《只有今生》、《猶在今生》。這兩本書主要收集他九十年代初期在《星晚周刊》的專欄文章。青文書屋後來整理他的遺作，1996年出版了《李國威文集》，並於1998年出版的《十人詩選》中收錄了李國威33首詩作。

【本文轉載自梁秉鈞詩歌評論集《僭越的夜行》，原載《文藝》季刊（第18期，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