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反日？來自明清時期的「日本觀」啟示了什麼｜岡本隆司
清朝政府一貫的做法， 不疾不徐，不吵不鬧，不刻意深化對日關係的政策方針。
編按：中國作家蔣方舟2015至16年間訪日，行程與研究費用由日本資助，成為近日中國大陸熱話。2017年，日本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教授岡本隆司就曾在台灣出版專著譯本《中國為何反日？中日對立五百年的深層結構》，簡述中日之間時有對立的起源。本版轉載部份內容，看看這五百年以來的一些細節。
在清朝眼中，日本是「互市」國之一。相對於西洋諸國是來到中國進行貿易，日本則是中國商人前往長崎進行貿易，雖然這一點不相同，但在不朝貢、政府之間沒有關係這一點上，與西洋諸國相同，因此屬於「互市」的類別。
文：岡本隆司 ｜ 譯：陳心慧
對於中國而言，日本原本是非常重要的貿易對象。日本在明代時是重要的白銀供給國，銀產減少之後進入清代，也作為提供鑄造銅錢所需材料銅的出口國，與中國維持貿易關係。遠渡長崎進行貿易的中國商人以浙江省為根據地，而治理浙江省的總督李衛，針對十八世紀前半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曾經上奏雍正皇帝。下面是奏章的一部份。〔 〕 內是雍正皇帝的硃批。
日本雖蕞爾島夷，恃其銅炮攻擊甚遠，刀械犀利非常，前明曾屢為患。本朝威靈懾伏，屏跡多年，從無干犯中華。聖祖仁皇帝俞允會議，於東洋貿易止許內商往販， 禁其自來，原有深意。今彼不惜重資，招集無賴，習學內地弓矢技藝，無故製造戰船，奸懷叵測，不無窺伺，恐乘隙欲為沿海搶掠之謀......倭夷平素未諳水戰，設或有警，臣等聯絡鄰省會同堵截，邀於海中剿殺，攻其所短，自獲萬全，不致上廑聖懷。但彼狡謀唯在重利引誘，凡愚人孰不貪婪，往墮術中，故江、浙、閩、廣好事棍徒甘為心腹，通風走線甚多，伊要得內地之信頗易，而中國欲知其的耗實難...... 臣愚以為，天朝之待外夷，〔若無〕罪惡昭著者〔不〕必申征討之誅，若跡涉隱微， 則當示以羈縻，防範未然......
從中可以看出，清朝有鑑於明代的「倭寇」之亂，採取不與日本直接來往的方針， 且雖然認可中國商人前往日本進行貿易，但卻謝絕日本商人來到中國。這是因為害怕像「倭寇」這樣的海上軍事威脅，更進一步來說， 害怕中國沿海人民的私通和擾亂。也就是說，當時的思考模式先有日本等於「倭寇」的既定印象，且將其視為軍事上的威脅。為這種思考模式佐證的是形成於「倭寇」時代，且至今續存的中國社會結構，正因為如此，更懼怕沿海居民與日本氣脈相通。
如果僅就奏章文字上的意義看來，無論是李衛還是雍正帝都採取穩健和慎重的態度，盡量不激化事態。不僅是這兩個人，這是自先帝康熙帝開始，清朝政府一貫的做法， 不疾不徐，不吵不鬧，不刻意深化對日關係的政策方針。從這樣的做法維持了二百年的和平看來，的確是冷靜且賢明的選擇。
如同李衛自己所說，這是來自過去對「倭寇」印象的不信任，但不可忽視的是，當時的中國其實並不了解日本的內情。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德川日本和清代中國在相互認識方面的情報不對等。就如同中國的產品進口日本而日本的產物幾乎沒有出口中國的單方面貿易，在情報方面也一樣，中國的情況透過「唐船風說書」或琉球傳入日本，但日本的詳情卻沒有傳入中國，同樣也是單向的狀態。相較於日本大致掌握中國的情況，中國對於日本的知識，無論是在質或是量方面卻非常缺乏。
進入十八世紀後，日本的銅出口量銳減，且中國產品逐漸走向「國產化」，日中貿易衰退。自明代以來在經濟方面的日中紐帶減弱，雖然沒有斷絕來往，但渠道愈來愈狹窄，中國的對日意識也因此降低。不過， 「反日」的思想沒有改變，而是像伏流一般持續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日中雙方迎來了十九世紀後半的「西洋衝擊」。
對日政策的形成
面對中國受到的「西洋衝擊」，非當事人的日本卻感同身受。透過長崎和琉球等窗口，收集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等有關中國內外動亂的情報，《海國圖志》帶給日本深遠的影響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甚至可以說，日本以獲得的中國外政和內政情報為反面教材，來面對不可避免的「開國」。鴉片戰爭的情報增加了日本對外的危機感，促進「開國」的準備，而太平天國也為日本紊亂的內政敲響警鐘，在警戒內亂發生的同時，也嚴防外患入侵。一八六二年（文久二年、同治元年）四月和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同治三年）二月， 德川幕府為了振興海外貿易，分別派遣名為「千歲丸」和「健順丸」的貿易船前往上海。雖然沒有達到所期的目的，但包括高杉晉作和五代友厚在內的一行人，實地見聞當時的中國，對於他們自身和之後維新歷史的影響眾所皆知。然而，這種與清朝中國的接觸沒有延續，這是因為就日本整體而言，對於貿易或經濟利害影響最大的並不是中國。
相對於此，清朝方面又如何呢？上海當局對於「千歲丸」和「健順丸」的到來多少有些吃驚，面對這個史無前例的情況，不知如何應對。雖然暫時比照與清朝締結條約的西洋列強和以條約為準則的貿易先例處理，但今後應該將日本放在什麼位置上的態度卻不明確。日本政府當局之後也沒有繼續與上海接觸或是進行貿易和交涉，因此清朝方面的處理和方針也沒有連貫。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當局這個時候重新認知到了許久沒有意識過的日本，而且也試圖更加詳細地認識日本。這時，舊有的模式與當時的情況交織，重新復活，這一點非常重要。「健順丸」來到中國的時候，當時治理上海的地方大官是江蘇巡撫李鴻章，他同時兼任管轄南方貿易港的通商大臣。也許是受到「千歲丸」和「健順丸」到來的影響，他開始從上海的英文報紙中收集有關日本的情報，對日本形成獨自的見解。在「健順丸」 離開上海之後，於一八六四年六月李鴻章寫給總理衙門的書翰當中，有下面這一段敘述：
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馭輪船，造放炸。去年英人虛聲恫喝，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為攻戰之利者， 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 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將效尤於彼，分析人之利藪。(《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除了幕末日本努力導入西洋兵器之外，也記述了從生麥事件到薩英戰爭3 的經過。想必除了位居上海地利的李鴻章和他身邊的人之外，無人能夠如此即時掌握日本的情況。李鴻章可說是清朝數一數二的日本通，但從中可以看出一種模式。
李鴻章本身是淮軍總帥，當時為了加強淮軍的兵力，於是推動武裝近代化。為此，他對於日本軍備的西洋化，多少都會關心。這是一個新的局面。然而，他同時也與一百三十五年前的李衛和雍正皇帝相同，將日本視為「明代的倭寇」，示警日本有可能對中國造成軍事上的威脅。
也就是說，日本是新西洋關係中的舊「倭寇」。這可說是清末中國對於日本的基本印象。
（本文獲出版社授權節錄轉載，標題由編輯撰寫。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
書名｜中國為何反日？中日對立五百年的深層結構
作者｜岡本隆司
譯者｜陳心慧
出版｜八旗文化
出版｜2017.09
作者簡介｜岡本隆司，日本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東亞國際關係史。著有《近代中國與海關》、《在屬國與自主之間——近代清韓關係與東亞之命運》、《馬建忠的中國近代》、《李鴻章——東亞的近代》、《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朝鮮的困境——在日清之間追求獨立自主的歷史》等。
譯者簡介｜陳心慧，青山學院大學國際傳播學系碩士。現任專業中日筆譯、口譯人員。譯有《代表的日本人》、《世界史的誕生》、《日本史的誕生》、《從蒙古到大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