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往往與作者的生活體驗息息相關，而經驗又脫離不了時代與空間。《居住與香港文學》的其中三位編者——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葉倬瑋、文學工作者李卓賢，以及文化研究學者江凱斌，分享研究團隊挑選材料的三方特點：
文：香港電台開卷樂

香港電台文教組節目《開卷樂》逢週六晚上8時30分至9時，港台第二台播出。節目重溫 :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541

第一，作家提及居住地的真實狀況

香港地少人多，玲瓏空間盡善盡用，多人共享一屋一室的擁擠生活，總能引起共鳴，對上世紀香港的勞動階層而言更是如此。現實境況與私人空間的衝突，在舒巷城的〈檯橙〉中鮮活呈現：「我終於買了一盞檯燈。燈罩外還蓋上一層黑布，這樣一來，便全廳皆黑，獨檯燈光—坐下來時，我便把廳上那盞吊燈關熄。我靜靜的告訴你，坐在枱燈前，我不一定能寫出甚麼；但我寧願拿枝鉛筆隨便在紙上寫些甚麼也好，只要廳上那盞吊燈不亮。我需要靜一靜啦。」

一家五口租住一廳一房，無論是睡覺還是埋首寫稿，舒巷城都唯有待在客廳，揮筆的思緒往往得忍受背景中吵鬧的電視聲響，還有不斷造訪的親朋芳鄰。作家不堪受擾，終於決定買一盞檯燈，一布一桌，也就圍築起一處遠離社交的小小空間。在另一篇散文〈屋子裏的聲音〉中，舒巷城亦寫道：「你要多少『熱鬧』，就有多少『熱鬧』；但你要寧靜，則不可得了。」他的作品幽默、靈動地反映着一代人的生活境況。

第二，作品於特定場所寫成

「這帶露台，這扇窗，後面有幸福在窺望，還有幾架書，兩張牀，一瓶花⋯⋯這已是天堂。」——戴望舒〈過舊居〉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戰爭的威脅逼近眉梢，戴望舒攜家帶眷從上海南下香港，在其筆下頻頻提及的「林泉居」度過悠長歲月。薄扶林道上的「林泉居」究竟在何處？香港史研究者潘惠蓮在因緣際會之下，決意考證傳聞中為人所知的白色洋樓是否真正的原址。她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從大學書信到政府法律文獻一一追查，終於撥開雲霧，解開持續三十多年的誤會，重覓在詩人徐遲評論中那「戴望舒最好的詩的誕生地」，進一步窺探當年居所的全貌。

晨光斜照，書房窗外山澗淙淙，靜靜的恬淡日子中，偶爾傳來妻子的呼喚和女兒的閒聊聲，此處和諧而令人心安，宛若天國。「林泉居」的居住回憶，恍如幸福的象徵。戴望舒與首任妻子穆麗娟在一九四三年離婚，經歷婚變與被日軍囚禁的苦難，戴望舒最後離開了這曾經的理想之家，搬往干德道的「對山居」，「林泉居」亦難逃拆卸命運。人事易變，然而回憶的美與光輝，透過作家仍恆久存藏於詩文的字裏行間。

第三，作家藉由筆下人物呈現居住情況

呈現一個地方，未必需要親歴其境，想像永遠是創作的甘霖養份。方龍驤的「三毫子小說」《大廈情殺案》將主角馮令儀設定為千萬富翁的遺孀，描繪五、六十年代的有錢人生活，醞釀另一種對「居所」的奇妙想像，而讀者又怎能忽略文中的故事舞台呢？當她穿過那空曠華麗的客廳時，「親愛的」坐在書室裏，在悠然讀着報紙，喝着威士忌的陶伯雄卻把她在樓梯邊叫住了：「我以為你回家沒有這麼早呢。沒有見到安妮嗎？」（摘自《大廈情殺案》）

奢華的裝潢、主人房間配有獨立衛浴、寬闊的梳妝台和浴缸⋯⋯莫說有幸成為富家子弟，那時營役謀生的尋常百姓也許仍在苦苦尋覓一處有瓦遮頭。閒暇時，手上攥着一本通俗讀物，翻開書頁，非日常的空間暇想便躍然紙上。

共同描摹那些已消亡的空間

書中的收結章節，竟非人，而是這座城市特別的文化地標——九龍城寨。江凱斌認為，城寨是一個空間的隱喻。他選取的研究材料，分別是林蔭的《九龍城寨煙雲》、亦舒的《我們不是天使》和余兒的《九龍城寨》，它們的故事背景恰好橫跨了三個時期（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串連起城寨從活躍到寂亡的時間線。

一九九四年，九龍城寨正式完成清拆，樓房如積木般重重疊疊的地景，只能在菲林相片尋得片影。從不過一座九龍東的貧民窟，在地緣政治的局勢中風雨搖擺，逐漸蛻變成文化與想像的投射載體。社會問題、人倫關係、時代底下的個人掙扎⋯⋯每人都可以藉由這個空間，去演繹不同的故事。

昔日承載一盞盞萬家燈火的城寨，如今交織起新舊糅合的共同想像，人亦能成為地方與空間的載體，九龍城寨仍在集體記憶的一隅悄然生長，悄然伸延。

（本文獲香港電台授權轉載，圖片為編輯所擬，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