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娥凝聚民意群聚集會挑戰廠商？香港1970年代左翼小說全劇透
香港文學自戰前起，已跟內地文壇有密切交流。在二次大戰後，有大批左翼作家為迴避國民黨政府的打壓，決定南遷香港，在港形成活躍的作家社群。中國現代作家茅盾在一篇回顧當時左翼文藝的文章中，亦把香港同期的文學作品納入範圍討論，與左翼文藝一視同仁，認為當中的作家皆以「打破五四傳統為模範」，一方面追求「民族形式與大眾化」， 另一方面受到左翼的文學觀所影響。
文：《新蒲崗地文印記》編輯 ｜ 來自《新蒲崗地文印記》
左翼是一個政治概念，主要是指一群在意識形態上支持改革的進步份子，他們厭惡社會種種壓迫，熱衷以各種政治行動創造財富更為平等、資源分配更為公平的社會，例如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等等都屬於左翼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裡，「左翼」一詞最早出現於1925 年魯迅為任國楨所編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前記」中提到：「左翼未來派」，此派自稱為「無產階級的革命藝術」，其藝術主張是「推倒舊來的傳統，毀棄那欺騙國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已死的資產階級的藝術，而建設起現今的新的活的藝術。」到了1930 年「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 「左翼」一詞廣受全國文壇注意，此一名詞亦變得普及。而左翼的文學觀，主要體現於寫實主義的故事呈現方式，代表作品包括茅盾的《子夜》、《蝕》等。
香港保存逾六十位中國文學名家作品
這些作家大量辦報和出版文學書籍，延伸其政治宣傳的影響力，明顯的例子有《華商報》，在創刊之時， 發文強調要推廣進步文學，其所指乃為左翼文學；而1938 年4月1日《立報・言林》創刊，主編包括茅盾、葉靈鳳；另外《時代文學》的創刊號， 也刊出巴金、丁玲等67位內地文壇重要作家的作品。受到這個左翼文學潮流的影響，香港在戰前已有相當成熟、甚具本土特色的作品。1940年代黃谷柳的《蝦球傳》（1942-43）是最為鮮明的範 例。故事以主角蝦球的冒險為骨幹，反映動蕩年代裡人的生存狀況。蝦球是個貧苦孩子，隻身在社會闖蕩，幹過多種行業，小說常以廣東話入文，突顯地方特色之餘，亦能把勞工、黑社會等邊緣群體具體呈現。
另一個重要作品是侶倫在1950年代出版的《窮巷》。《窮巷》以戰後的香港為背景，當時經濟蕭條，百廢待興，小說集中描寫在這種歷史環境下，幾個小人物如何面對生活困頓──失業、貧窮、難以安居等生活問題。除侶倫外，五○年代著名的小說還有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曹聚仁的《酒店》。這些作者即使不全聲稱自己懷抱左翼立場，其作品仍在延續左翼寫實主義的取向。
書籍簡介｜本書整合了多個新蒲崗地誌文學作品，以多個面向切入，糅合了文學賞析與文化理論，呈現出新蒲崗在推動香港工業發展的重要角色，以及相關地誌文學在香港文學史上的位置。新蒲崗這個小社區是香港社會的縮影。編者引領讀者穿越到上世紀的香港，在地誌文學作品中尋覓歷史的足跡，本土文化情懷躍然紙上。
另一方面，自1950年代起，現代主義小說開始在香港長足發展，尤其在馬朗的《文藝新潮》創刊後，其所提倡的現代主義文學理念，激發了許多前衛作品出版，諸如崑南的《地的門》、馬朗的《在太陽和月亮之間》等，相較之下，那些承襲左翼文藝或寫實取向較強的作品，其美學手法未能為小說的技巧和先鋒性質帶來突破。於是1960年代後，文壇上著眼寫實風格的小說逐漸減少，但當中仍不乏值得討論的作品。
左翼思潮在新蒲崗
新蒲崗作為香港重要工業區，區內每個角落，都記載了勞動階層在其中刻苦謀生的痕跡。而工人與新蒲崗兩者的聯繫，早在新蒲崗命名之始。從新蒲崗裡的八條街名中，不難看見當年人們對於香港工業發展的願景， 大有、雙喜、三祝、四美、五芳、六合、七寶和八達，反映出當年華裔商人的價值觀。在陳慧的著名小說《拾香紀》裡主人翁一家其中八兄弟姊妹的名字就呼應了街道的命名，寄寓香港生產業發展的願景。
二次世界大戰後，內地政局動蕩，導致難民湧入香港，為香港提供了大批無法即時消化的社會勞動力。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工人的待遇更未見受到重視。加上早在戰前已有左翼思想在港宣傳，1949 年中國共產黨建國後，在香港推行更為明確的統戰路線，因此，當這些工廠區的工人受到壓迫時，知識份子和工會領袖很自然就借用左翼思想來分析他們在工廠遭受的不快經驗。而這些工廠的工人都會加入工會，期望所屬工會會保障他們的權益，更因工會定期組織聯誼活動、電影會、讀書會， 使其精神世界具有更豐富的想像。
當年工會活動都懷有鮮明的共產主義立場
據《工人周報》所載，六、七○年代的工會活動都懷有鮮明的共產主義立場。左翼文藝的思想，就是從這些活動散播開來。以至後來六七暴動先從新蒲崗爆發，參與罷工和暴動的工人，多來自這些工會組織。順帶一提，坐落於新蒲崗的「九龍同鄉會」正是由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立， 可見新蒲崗在六、七○年代仍是左派份子活躍的集中地。
雖然六七暴動對香港左派的社會組織造成很大破壞，但暴動以後，左翼文學的出版仍隱約維持了一段日子。到1970年代，仍有作家懷著強烈的左翼意識創作寫實主義小說，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伍蘩的香港三部曲， 分別是第一部《香港啊香港》、第二部《太平山故事》與第三部《矮簷下》， 是目前為止香港文學史中罕見的左翼長篇小說。
伍蘩的《香港啊香港》及接連出版的兩部長篇小說，初見於1975 年， 出版社為「七十年代雜誌社」，當時這雜誌社主要經營一份名為《70 年代》的文藝雜誌，雜誌的左翼立場鮮明，但小說內容沒有一面倒歌頌共產主義，反而更著眼呈現香港基層工友的生活狀態。
小說以二次大戰作為序幕，講述社會經濟在戰後迅速發展，工人卻只感受到社會階層的強烈分化，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生活並沒隨著分享經濟成果而得到改善。小說主力描述這些小人物之間的悲涼遭遇。角色形象塑造難免平板，人物刻畫亦少不了一種左翼小說常有的階級定型，工友永遠處於受壓迫的位置，工廠老闆、管理層亦只扮演壓迫者的角色。對當時的勞動階層來說，這種現象儘管有一定歷史現實的基礎，但刻板化的人物塑造並無深化對人性和社會問題的探討，難怪一直較少人重視。
月娥大戰李氏家族的故事
但如果以地誌文學的角度切入這部小說，就會發現在這些刻板的人物描寫背後，小說確實描述了大量九龍城一帶工業區的地景和地方、以及不同階層與這個生活空間的聯繫。
《香港啊香港》故事開首提到木根兄妹和孤兒狗蛋原屬水上人，為迴避太平洋戰爭，改業至陸上謀生。他們和袁月娥、大牛、安超以及其他幾位朋友，本結成一個守望相助的社群。然而，由於戰後暴發戶李氏家族冒起，為求私利不斷剝削這些工友，令幾位男女主角在工廠中經歷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在工廠管理層的剝削下迷失自我，有的因為工時過長而受工傷，有的則被排拒在工廠工作之外，無法維繫團結互助的生活。故事借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以小見大，旨在反映繁華城市背後，基層勞工的辛酸和困局。
「香港三部曲」是伍蘩於1975 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 記敘了人物的悲歡離合得失，並披露了當時工業場景中還很少被人關注到的事物。第一部曲《香港啊香港》主要敘述了旺娣與安超、木根與月娥的恩怨故事， 李氏家族於戰後暴發成工業巨擘，身懷殊技的手工藝人狗蛋在李氏工廠工作的故事反映了香港基層工友的生活狀態。第二部曲《太平山故事》為第一部曲的旁枝獨立衍成，故事圍繞一名性格開朗朝氣蓬勃的工讀生葉婷珠，與一雙密友陸碧和柯迪之間的友誼。第三部曲《矮簷下》主要交代前兩部曲中一部分人的下場，劇情峰迴路轉，本該可以快活過日子的他們，迎來了不同的遭遇，不過未能確定他們的結局，後事如何，有待讀者明察。
作為故事的主軸場景，小說選取了於「九龍某工業區，鵬程道一號」的李氏塑膠工廠，作為小說裡大部分工人共處的一個戲劇背景，小說裡並沒有直接提及新蒲崗，但其描述正反映當時新蒲崗至東九龍一帶，工廠的產業實況，以下為作者描述主人翁狗蛋初訪這間工廠的一段文字：
過海回到九龍，走到九龍城背後，離市區相當遠的靠山邊地方， 找到一間能避風雨的破土地廟，又找來幾塊爛鐵皮舊紙板，費了天把工夫搭成一間寮，在裡面安置好睡覺的草鋪，門口拿石頭堆起個柴爐子燒飯，又到茶果嶺弄來一堆泥。一切都安頓好了，閒著沒事，把泥鎚好，一天到晚揑著玩。不到肚子餓的時候，他不跑進市區。有時候， 只要弄到十元八塊，就可以十天半月不露臉。有一天，狗蛋動了一下念頭：「我何不到工廠裡混幾天呢？說不定會碰巧訪到旺娣下落的。」他走到工廠區，看見牆上有許多招請工人的招貼。旺娣本來是做膠廠工的，他心想：「要去混混的話，也要找膠廠才好。」
走近一家大廠，單看一個門面，就夠堂皇了，一切全是亮閃閃的， 闊闊大大的，像一張發了大財的胖臉孔，招牌上斗大一排金字：李氏兄弟企業有限公司塑膠廠。隔著高大的玻璃門，裡面豎著一塊招請工人的彩色廣吿，原來這廠是專造高級軟膠洋娃娃的，廣吿上叫應徵的工人從側門進去接洽。
——伍蘩：《香港啊香港》（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5 年），頁37。
就交代這家大廠的外觀，作者已然花上不少筆力，同時小說還記載了大廠附近工人經常活動的商鋪和街道，例如下面的一所茶樓，寫來更繪形繪聲：
大牛領著狗蛋，走到鵬程道附近一家茶樓。距離中午下班時間還有一會，人很疏。兩人找了一張挨近門口的桌子坐下。這茶樓是有冷氣設備的。堂倌一面沏茶，一面催問吃甚麼。這種地方吃東西，利在速戰速決。但大牛說要等人，他是不大愛看別人顏色的。時間一到，人會像潮水般湧進來。要單靠幾杯茶佔著一張桌子， 同時要抵擋得住堂倌和茶客的唇舌，只有大牛有這樣本領。〔⋯⋯〕聲音嘈雜極了。不是啞巴，說話也得看嘴形做手勢。冷空氣裡充滿辛辣品和肥膩食物下鍋時的濃味、煙味和汗氣，還有從工場裡帶出來的機器油味和化學揮發品的氣味，也混在一起。人繼續湧進，大牛一直固守陣地。三伏天時，剛從大焗爐般的工場放出來的人，誰也希望跑到冷氣裡面喘息一會兒。路邊茶飯檔，只靠老爺風扇攪動起灼熱的風。可是冷氣寫字樓裡的小姐先生們，他們受夠了通風設備不足的混濁冷氣的罪，卻寧願跑到街邊吃魚蛋粉麵，呼吸一下雖然嗆嗓子但總算是流動著的熱空氣。頭痛、感冒咳嗽和呼吸器的慢性毛病，在工廠生活中，對一般白領藍領來說，機會是相當均等的。工業區內大街小卷，擺地攤賣獨步單方膏丹丸散的，和飲食攤檔同樣搶盡鏡頭。有些人辛苦了半天，中午時間還不一定有胃口吃飯。他們便跑到官家衞生德政默許下的小販冰檔，吃幾碗未經煮沸的草藥湯「崩大碗」或生榨甚麼汁之類，然後捧著肚子去光顧子上繞著大蛇做招牌的江湖郞中。
——伍蘩：《香港啊香港》（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5 年），頁95-96。
小說除了仔細交代這個大工廠附近的街道、商舖等多重生活空間，對照出工廠外觀上的輝煌奢侈、生活空間的嘈雜和混亂，還深入剖析了廠房的室內結構，清楚交代不同的樓層正在處理工廠裡的哪個生產流程：
起重機的聲音從早到晚響個不停，還有撬木頭箱子的鈍重聲、人聲，鬧成一片。剛開箱的機器用絞索吊起，送到李氏工廠大廈樓上的工場裡去。有巨型搪爐，大刨牀和自動車牀。也有連木箱原封吊起的……（頁116-117）
整層樓擺滿了烈焰熊熊的大搪爐，屋頂的熱氣又往下蒸。裡外交逼，活像一隻大焗爐。（頁128）
九樓是噴色部。噴槍是用風力發動的。輸風管像水喉一般分布在各層樓，許多器械都用得著這動力。（頁131） ——伍蘩：《香港啊香港》（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5 年）。
以上段落描述工廠內部各層的結構，描寫極為細緻，除了各層的基本功能，作者還比較了工作的程序、環境佈置、氣味和溫度，不同工人工作時面對的情況，讓故事發生的舞台更見立體，他也試圖透過這種對於建築物內的空間描寫，加強讀者對於當時社會現實的了解。作品中別具心思的地景和地方描寫，反映出地貌和人物關係背後，所存在的一個普遍社會構成模式，那就是左翼文化力圖把握的資本主義邏輯，且看小說如何透過人物對話，帶出各種對於資本主義下工廠生產模式的嚴厲批判：
劉仁貴大概酒量最不行，他直著眼睛，嘴角還掛著涎沫，說道：「公道個屁！我們的工錢本來沒拿夠的嘛。」他乜斜著眼盯住大牛，向袁金海道：「不說他是公司出錢買了監視我們的狗腿子嗎？」 （頁152）
「戰後的新興行業包括塑膠，情形有點特別。」老王繼續說道，「那是一二十年間突然像雨後春筍那樣滋長起來的，僱員中大部分是近期來自外地的，尤其是技工方面。這種人在工廠僱員中有一特點是牢騷雖多而又非常怕事，工廠老闆最喜歡僱用這種人。」（頁184）
他滿手泥污而且衣衫襤褸，一拐一跛的瘸進市區，把捏好的東西賣給經紀人。經紀人把它賣給工廠。工廠把它放進機器裡變成商品。商人把它零售給每一個拿得出餘錢去購買一點歡樂與美的人。桃金孃吃下這些由泥巴變成的藥品和食物，她的健康會好起來。她將會長大，她將成為她在神經病院裡無憂無慮的母親的接班人，將站在機器旁邊繼續成為這繁榮社會繁榮生活的支柱。誰是真正的受惠者？（頁208-209） ——伍蘩：《香港啊香港》（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5 年）。
敘事者經常透過工人之口，揭露工廠生產模式背後的經濟邏輯，從而帶出各種資本主義造成的異化狀態，如此的控訴式對話內容，在小說裡比比皆是。從傳統左翼寫實小說的藝術觀來看，以上段落再加上主人翁的悲慘遭遇，已經充分達到其社會批判的效果。然而敘事者在指摘資本主義的同時，還有甚麼想法、價值或美學感知，想透過小說體現？
在〈戰後的香港左翼詩歌〉中，文學研究者陳智德談到1950年代香港左翼詩歌的特質時，曾提到戰後的香港小説《蝦球傳》和電影《珠江淚》都有類近的敘事傾向，主角都無法或不願留在香港，最後選擇返回內地， 投身「革命的鬥爭」當中。他指出，一種單純批判和否定香港改革的可能性，貶斥香港的人和事，簡單視內地為理想象徵的敘事時間觀，普遍存在於戰後的左翼文藝，包括詩歌、小説、電影和戲劇，並從戰後一直延伸至五、六○年代的左翼文藝創作。這樣一種「憧憬烏托邦式的集體想像」，即主人公往往對香港許多人和事情看不過眼，把精神和理想的寄託放到內地的文化和生活環境去。到了「香港三部曲」，這種傾向就變得不太明顯。小說的敘事角度，雖然仍保有過往左翼文學那種否定當下， 控訴香港種種人事和生活環境的傾向，但故事並沒有憧憬別處，亦不見得刻意理想化某個空間，只不斷強調故事裡的基層小人物如何在香港的惡劣環境中生活，故考量其左翼敘事的時間觀之外，更不應該忽略小說中的空間意義。
書名｜新蒲崗地文印記
出版｜水煮魚文化（2018.07）
相關活動｜新蒲崗地文藝遊祭
（出版社授權轉載，大小標題由編輯擬寫。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