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畢京柏回顧展|導演筆記:森畢京柏的西部世界|吳昊摘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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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鮮浪潮」在4年前開展「焦點影人」系列,回顧電影大師的經典作品。繼去年舉辨香港功夫大師劉家良作品展後,今年「鮮浪潮」把焦點轉移到美國西部片大師森畢京柏(Sam Peckinpah)身上。希望從他的西部片當中,打破地域時空界限,感受到絕不陌生的精神,在隔代的時空類找到啟示。

本文獲鮮浪潮授權,按語及標題為編輯撰寫。吳昊摘譯《導演筆記 森畢京柏的西部世界》,原文摘譯自Jim Kitses著,〈Sam Peckinpah: The Savage Eye〉,載於《Horizons West: Directing the Western from John Ford to Clint Eastwood》一書。譯文原載於《影響》(台灣出版)第5期,1973年1月,頁12-13。

天殘地缺:失敗者群像

在作品主題的延續上,森畢京柏喜歡執着於描寫失敗者[他編導了一個叫《失敗者》(The Losers,1963)的電視劇],不容於世之徒和放逐者的群像。顯然,只有極少導演的作品裡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在情緒緒上、精神上或形體上殘缺的人。更說得正確點,畢京柏的人物因為對自己不瞭解而感到痛苦:最重要者,是這種對個人身份的搜索,構成他電影的劇力,而這一番的搜索同時是向過去作一次有意義的對決和表白,及內心痛苦的掙扎,務必想駕馭那股自毁和獸性的衝動。在《精忠英烈傳》(Major Dundee,1965)裡,這幾項主題導出了獄吏和囚犯,即Dundee上校(查爾登希士頓 Charlton HESTON飾演)與Tyreen(李察哈里斯 Richard HARRIS飾演)之間的衝突,兩個人有着過去的不如意的歷史,又不能肯定自己的角色。

《精忠英烈傳》(Major Dundee,1965)。(圖片擷取自:Tony Stella Twitter)

上帝的選民

總的說,畢京柏的英雄是複雜矛盾的人物。道德正義,原本是這種獨賦的品質架構了西部片這個類型電影的傳統英雄形象,卻使畢京柏的人物在此受盡折磨之楚,他們過於依附信條而活,對書(聖經)深信,深得其「神髓」。這是邁向完美的一個理想,要做「上帝的選民」,在此活現了畢京柏的英雄,他們的力量出於玄學的精神上的驅使較諸根固於倫理因素為多。當畢京柏的人物突出了他們的正義途徑而使自己陷於殘缺之境,他們便能夠成長和產自省自覺。但,像Dundee上校和他的前身——《午後槍聲》(Guns in the Afternoon,1962)的Joshua KNUDSEN,就不是這樣了,他們受困於一個毁滅性的模式裡,永遠從審判的最高峰墮入罪惡的深淵。

《午後槍聲》(Guns in the Afternoon,1962)。(圖片擷取自:Next On TCM Twitter)

超現實主義者

但歷史在畢京柏看來,並不是由那些得到救贖的人創造出來。《精忠英烈傳》的悲劇在於:全人類都是殘缺的。

美國

一股無政府主義的暗流湧現於不少美國電影工作者的作品之中,一再堅持愛之徒勞,人之相處無望,群性已屬妄想之事。對於畢京柏,這種無政府主義是公然的,構成了半個美國人的形象,也構成了半個美國形象,在銀幕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番持久性的在暗流中的掙扎。《精忠英烈傳》,是悲劇地失敗,但在畢京柏最樂觀的作品《鐵漢與寡婦》(The Deadly Companions,1961)中,是痛苦的勝利。

《鐵漢與寡婦》(The Deadly Companions,1961)。 (圖片擷取自:Aurora Twitter)

人的兩面性

畢京柏作品的顯著特色是有着一股悸人心魄的感覺。甚至在他早期的電視片中亦有明顯的跡象。這股超現實主義的悚動力是流露自他對這世界的特別看法和體驗。布紐爾(Luis BUÑUEL)曾一度認為「新寫實主義的真實是不完整的,官僚派的卻太合情合理了;但每一樣如詩性,神秘性,這種可以完成及擴展有形的現實的東西卻因而喪失」。畢京柏雖則與布紐爾在很多方面是有所不同,仍一樣的顯露出同樣全面的視野,和對這個世界所作的全面的反應。這裡我不打算說布紐爾對畢京柏有直接的影響(雖則畢京柏看過《被遺忘的人》(Los Olvidados,1950,認為是布紐爾的傑作),卻是從和他共事過的唐薛高(Don SIEGEL)[拍《牢獄大暴動》(Riot in Cell Block 11,1954)等片]身上學會很多東西。畢京柏執着於表達獸性和毁滅性的本能,對之壓抑或放任的後果,及獲得內心的平衡和達成搜索自我之前所必然產生的那番惡夢性的掙扎,這都明確地把他根固於超現實主義運動的藝術家所一直要求的領域之中。

這股超現實的悸人心魄的力量出自畢京柏的寫實的世界觀。在一個趨向自由主義的時代裡,很多美國電影總是因循着一個觀念,指出邪惡不是居於我們頭頂的星辰,亦非存於自己心內,而是我們週遭環境所為。畢京柏卻堅定的認為人可以變成野獸,命運在我們本身,而邪惡正存於此;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它的權力和淫威,未嘗不與這股邪惡牽涉密切關係。

電影是一箇戰場

《流寇誌》(The Wild Bunch,1969):孩子與暴力,天真與殘暴,鬨笑與野蠻,理想主義與血腥並存。仿若驚弓之鳥,孩子是暴力世界的一部分。(《流寇誌》:被迫害的墨西哥村)在Angel的故鄉裡,善意款待流寇的這個民族,同時也是他們的父子兄弟(還有女人)最後毀滅了Angel和他的民族。《流寇誌》正如畢京柏所有的作品,最終仍是說到了人類的兩面性來:愛、喜悅和手足情誼,毀滅、慾念和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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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園與荒漠

在《西部人》(The Westerner,1960,電視劇)中Dave BLASSINGAME以雙膝攻擊敵手,那個英國人喘着氣的說這樣打法是違規的,他咆哮着:「這本來不是一場遊戲!」森姆富勒(Samuel FULLER)在高達(Jean-Luc GODARD)的《狂人彼埃洛》(Pierrot le Fou,1965)中亮過相,當時他說電影就是一個「戰場」,這正如表達了畢京柏對生命的看法。他的西部世界,是介乎於狂暴的本能和自我肯定的信條及行動之間的交戰地。自我的搜索在這裡就是一種達成內在平和及救贖的行動。在樂園與荒漠之間,兩者並非世俗生命的縮影,而是一種精神景況,全人類的選擇。單把畢京柏視作一個道德家,未免是簡化和模糊了他的作品。在他堅持於自覺是有意義的行動的先決條件,這便有着無所遁形的道德上的投入(《流寇誌》如果不牽涉到道德上來又會是甚麼);但到了劇終時,心魄盡受折磨而糾結於自我探搜的歷程之中,這種逐漸加深的視野,卻又是精神上的層面了。

他的人物和形象很多都有着舊約的氣質,我們可以感到一股強烈的清教主義,一種要擺脫罪惡的內心掙扎。當然,畢京柏雖則是西部片中的新秀,對西部卻已經根深蒂固,亦正如他作品的英雄一樣,是受着美國的過去所纏擾。在好幾方面,他使人想起了尊福(John FORD)來;雖然老的一輩開始時是想表達一個傳說,到了後來只能痛苦地報導事實,畢京柏的視野結合了神話和真實,浪慢和悲劇於一體。畢京柏創作了很有魅力,很親切如田園詩一樣抒情的電影。這種特色,在《午後槍聲》最為顯著,以致《荒漠怪俠赤手闖天涯》(The Ballad of Cable Hogue,1970)再達頂峰。

但丁的地域

畢京柏對地域的反應,明顯的揭示了他那份精細的地理感覺,而同時又塑造了一個地獄的景象,一個但丁的世界,讓他的受苦的人物蠕動其上;在這方面,特別是他那種獨特的,巴洛克(Baroque)的彩色感大有用武之地。

(摘譯自Jim Kitses著,〈Sam Peckinpah: The Savage Eye〉,載於《Horizons West: Directing the Western from John Ford to Clint Eastwood》一書。譯文原載於《影響》(台灣出版)第5期,1973年1月,頁12-13。文章經統校和修正。)

【電影展詳情】

名稱:「鮮浪潮」焦點影人系列:「西部.家園的最後守護者——森畢京柏回顧展」

日期:22/7/2022 至 6/8/2022

放映作品:《流寇誌》、《驚天動地搶人頭》、《大丈夫》、《精忠英烈傳》、《大丈夫與小人物》、《荒漠怪俠赤手闖天涯》、《亡命大煞星》、《摩登牛郎》、《鐵漢與寡婦》、《午後槍聲》、《英雄血》、《衝破重圍》、《血灑唐人街》、《週末大行動》共14部森畢京柏長篇電影。兩部參考電影:杜琪峯《放‧逐》、阿瑟潘(Arthur PENN)的《小人物》

詳情:鮮浪潮 Facebook專頁

【本文獲鮮浪潮授權,按語及標題為編輯撰寫。本文並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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