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人︰現實中善商賈的「拜火教」族群 原來對香港開埠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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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編按】提起「拜火教」,大家或會想起《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現實中,他們是信奉瑣羅亞斯德教的巴斯人,「善商賈,好利」的特點使其成為大英帝國的「帝國夥伴」,向全球擴張。而在香港,巴斯商人亦曾風光一時,麼地、律敦治等名便跟巴斯人息息相關。本文節選自鄭宏泰博士的「洋人家族研究系列」著作,《巴斯家族:信仰、營商、生活與文化的別樹一幟》第二章,第48-56頁。

在古代,巴斯或粟特商人東來中土,主要是為求財營商,並非傳教。其宗教當時被中國人稱為天神教,後稱祅教,並如上一章所述,因崇拜儀式總是離不開火,於是又被稱為「拜火教」。儘管如此,由於他們「缺乏那種主動自覺地向外擴張的精神……他們到中國的目的是經商而不是傳教」(林悟殊,1995:112),因此瑣羅亞斯德教並沒在中國流行起來,民間社會對此知之甚少,亦鮮有直接接觸,事實上他們到華的人數相信亦只零零散散,為數不多。到了清代,據說在1756年時,第一名巴斯商人隨同英國東印度公司到了廣州,開始與華貿易(郭德焱,2001:116)。

由是觀之,雖然瑣羅亞斯德教早在四或五世紀已傳入中國,揭示波斯商人東來並非新鮮事,但他們顯然沒給中國社會、商貿及信仰等帶來太大影響與衝擊;五代十國至明朝時,相信該教更因遭伊斯蘭迫害而沉寂一時,自然沒在中國取得甚麼發展。直至清朝時,他們才改稱為巴斯,跟隨著英國人再次踏足中國,尋找發展機遇,並因其商業觸角敏銳、精於經營,成為一股不容忽略的商貿與政經力量。他們踏足中土後曾參與不同貿易,但以走私鴉片為最,幾乎成為英國全力打開中國大門的前鋒。本章藉個別突出巴斯商人的例子,集中討論這個接觸過程與發展狀況。

早期巴斯人在華的情況

從歷史上看,瑣羅亞斯德教或巴斯人與中國早有接觸。據各種零散的史書記載,早於公元四世紀北魏時代,或最遲五世紀,瑣羅亞斯德教已通過「粟特商人」(Sogdian merchants,或稱「薩末鞬商人」), 沿著陸上絲綢之路走到中國,惟他們的東來,主要目的應是開展貿易、賺取財富(陳垣,1980;林悟殊,1995;Nghiem, 2019)。《新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沒年份)如下一段重要介紹,點出他們的生活與自少便教導孩子如何經商的特點:

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斤者……人嗜酒,好歌舞於道。王帽氈,飾金雜寶。女子盤髻,蒙黑巾,綴金花。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欲長而甘言,持珤若黏云。習旁行書。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新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沒年份:沒頁碼)

其中的「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寓意長大後能「甘言,持珤(即寶石)若黏」。他們「善商賈,好利」,長大後「去傍國」,前往任何有利可圖的地方營商發財,很有司馬遷筆下那種「皆為利來、皆為利往」的特點。

作為少數民族,巴斯人在清代再次踏足中土,一如過往地並非為了傳教,亦非肩負政治任務,而是為了開拓貿易。至於他們來華採取的途徑,已非陸上的絲綢之路,而是海上的絲綢之路,主要活動地點則在廣州,可見廣州在中國近現代對外貿易的重要地位。在討論巴斯人來華之前,下文先簡略介紹明清時期中國對外事務的管理制度和特點。

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無論陸上邊界和海岸線都十分綿長,管理上有不少困難之處。早在唐代,朝廷已在海港口岸設立市舶司,性質類似今天的海關,專職管理由海路出入口的外商、船舶、貨物,以及一切外部事務,包括對外貿易、徵收關稅等工作。之後,宋元明清各朝亦基本沿用此制,曾在廣州、杭州、溫州、明州、寧波及泉州等沿海重要城市設立市舶司,原因自然是當地擁有優良港口,城市發展有一定規模,商業活躍(鄭有國,2004)。

明朝時,儘管有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在世界航運史上具重要意義,但有明一代卻因邊防及政治因素,實行嚴厲海禁,既限制國人飄洋出海,亦不太歡迎外商到華,以自給自足為本,設立市舶司的地點亦曾有不少調整。到了清初,雖仍設立市舶司,但同時又嚴控海疆,厲行海禁,強化對海外事務的管轄。到了乾隆朝,更因應社會及商貿情況,封鎖全國對外口岸,取消多個地方的市舶司,獨留廣州一地,以便於管理,防止出現亂象,亦令朝廷中樞與外商外貿保持較遠距離。而統管滿清對外貿易或涉外事務的責任,則由設於廣州的十三家「牙行」,俗稱「行商」統合。

同一時期,歐洲亦發生了前所未見的巨大變化,當中最為突出之處,是大英帝國經歷連番內亂與爭奪後,開展了工業革命,急須尋找外部市場與原料供應,因此走上發展與對外擴張之路。撇除具侵略性的奪取海外殖民地及奴隸不談,集合國家核心商業力量創立的東印度公司,獲得了專利經營地位,成為大英帝國向「東方世界」拓展的旗艦,負責英國大小直接或間接對外開拓的任務。

可以這樣說,在這背景下,英國對華貿易與外交接觸的「半官方」機構,由東印度公司負責;中國對外事務,則由同樣「半官方」機構的十三行負責,在性質及級別上屬「門當戶對」。這種被稱為「廣州制度」(Canton system)的安排,自乾隆至(1750年代)道光(1830年代)年間運作了近80年,雖有不少英商和傳教士各懷目的,試圖敲開中國大門,但遭拒絕後亦沒出現大亂子,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這兩個對口單位基本上合作暢順,彼此相安無事。

書名:《巴斯家族:信仰、營商、生活與文化的別樹一幟》
作者:鄭宏泰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早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以絲綢和茶葉出口等為大宗,洋貨入口則主要是南洋的土特產如香料、棉花及木材等,惟與出口相較,數量實在微不足道,背後原因是中國地大物博,基本上能夠自給自足,不假外求。相反,英國本土地小物稀,推行工業化後,一方面需要覓得原料供應,才能進行生產,另一方面又需要龐大市場以傾銷製成品,故才會千里迢迢來到東方,敲開中國大門。為英國人所用的巴斯商人,便在這樣的背景下重踏中土。

據不同學者的分析,早於1756年,相信是巴斯人的之弘治(Jivanji)家族兩兄弟——海爾治(Hirji)及文力治(Maneckji)——踏足廣州, 以「散商」或「自由商」的身份(即是不隸屬於東印度公司的個體戶),開展了巴斯人直接參與在華貿易的風氣之先(Dobbin, 1996)。這裡帶出一些不容忽略的重點:其一,東印度公司的「專利經營」開始出現制度「漏洞」,那些「自由商」雖然財力較弱,卻可以更靈活地經營,尤其因沒太大包袱,可做一些風險巨大的生意,那便是本小利大的鴉片走私;其二,是巴斯人在相隔千多年後再度到華,自北魏以來兩個民族「重新連結」(用今天社會的潮流用語是「reconnect」),大家均可說是「輕舟已過萬重山」,人面桃花,實在意義重大;其三,是巴斯人前來找生意、尋商機時,明顯採取了家族企業組合的「兄弟班」模式。

由於海爾治、文力治兩兄弟善於經營,高效合作,做出了很好的成績,生意不斷壯大,盈利滾滾,這或者是在廣州成為中國單一對外門戶,東印度公司又壟斷經營的環境下,身為「自由商」的他們能夠獲得開拓空間的核心原因所在。據悉,兩兄弟在華貿易的發展甚佳,在高峰期一度擁有七艘貨船,揭示生意已有相當規模,可以賺得巨大財富(Karaka, 1884: 57; Palsetia, 2008: 654; Hinnells, 2005: 159)。

兩兄弟對自己在廣州經營跨國貿易的成功亦毫不掩飾,甚至像很多好炫富的商人般,高調地買田買地、興建大屋,生活過得奢華揮霍。或許是想進一步誇耀自己的能力和財富,他們後來更起了個令懂英語者一看便知很有錢的姓氏:「現款」(Readymoney),彰顯自己財力充沛。不少巴斯人在自訂英文姓氏時,經常會直接採用其職業或身份,在中國人眼中,這可能有點太過直白,甚至匪夷所思。不過,在資源匱乏的年代,之弘治家族選擇了以「現款」為姓,不但表現出過人的信心,這亦是無數人追求的夢想,就像早年香港人稱李嘉誠為「超人」,視之為財神偶像般加以崇拜。

之弘治兩兄弟除了姓氏惹人注目外,名字亦有不少特別的地方,可以作為討論巴斯人姓名時的參考。有學者引述文獻,指海爾治(Hirji)的原名應寫作Heerjee Jeevanjee Readymondy(譯名為「希爾治.治瓦治.瑞迪滿力」),即將「Hirji」中的i寫為ee,不少巴斯人名拼音都有這個現象,可以理解(郭德焱,2001:116),惟本書則將Readymoney譯為「雷迪曼尼」。

海爾治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於是他把大女兒嫁給巴斯另一著名家族——班那治(Banajee)家族——的成員,又收養其外孫之漢格里(Jehargrie,又寫作Jeharghrier,另譯為折航基爾)為繼承人(林準祥,2016:76-77),家族亦改稱為之漢格里家族。他們的後人在商界叱咤風雲,聲名顯赫,財雄勢大,與吉吉貝家族一樣,在印度和孟買極具影響力(Kulke, 1974: 74-75)。他們更於嘉慶年間(1819年前)在廣州創立了首家具有現代色彩的銀行——廣州銀行(Bank of Canton),於1819年在當地簽發了流通鈔票,是中國金融業上的創舉,開中國銀行金融史之先河(林準祥,2016:74)。

這裡帶出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巴斯人投身對華貿易,崛起成為巨富,可以返到「家鄉」揚名;至於他們發達後改了一個帶有「炫富」色彩的英文姓氏,顯然是給懂英文者看的,古吉拉特文未必帶有同樣意思,背後反映巴斯人已經以英國人馬首是瞻。隨著英國開拓在華貿易,愈來愈多巴斯人以「英國臣民」身份來到中土尋找商機,挖金發財。因為外表與歐洲人有別,又對東方文化認識較多,他們在中國社會營商時,必然有某種截然不同的活動彈性和優勢,然而他們與「紅毛」同一個鼻孔出氣的現實,卻滋生了愈來愈嚴重的鴉片走私問題,埋下日後鴉片戰爭的伏線。

繼海爾治及文力治之後踏足中土的巴斯人,相信是柏士唐治.卡華士治(Pestonjee Cawasjee,下文稱之為卡華士治)。從一些僅有的記錄中,我們發現大約在1794年,一家名叫巴倫治洋行(Cowasjee Pallanjee & Co)的公司在廣州創立, 東主之一便是卡華士治。洋行初期主要從事絲綢茶葉生意,其後則染指鴉片走私。巴倫治洋行之後改了一個中國化的名字「廣昌洋行」,這與當年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易名「怡和洋行」或Butterfield & Swire Co取名「太古洋行」同出一轍,目的除了善頌善禱,讓好名字為公司帶來更好的生意發展外,相信還有便於華人接納的考慮(深入內容,參考筆者在《渣甸家族》及《太古家族》兩書的相關論述)。

其實,早期在華創立的洋行一般都會入鄉隨俗,改一個文雅又有寓意的名字,例如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志編纂委員會(2001)編寫的《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志》第二卷〈企業〉的「洋行、買辦」名錄中,可以發現那時巴斯人在華開設的公司,不少名字甚為「地道」,若單看中文名稱,實不知其為巴斯人的洋行,計有:順章洋行(Pestonjee Framjee Cama & Co.)、復源洋行(F.S. & N.M. Langrane)、祥記洋行(Amroodeen Jofferbhoy)、廣昌洋行(Cowasjee Pallanjee & Co)、架記洋行(Cassumbhoy Mathabhoy & Co)、廣孚洋行(Eduljee Framjee sons & Co)、廣興洋行(Dhurmsey Poojobhoy)、咸亨洋行(Khan Mohammed Aladinbhoy)、順泰洋行(Framjee Byramjee Mats & Co)、意掌蘭洋行(Hubibhoy Edrabein Sons & Co)、廣南洋行(P. & D.N.Camajee & Co)、慎生洋行(R. H. Cama & Co)及廣順洋行(Ibrahim Soomar)等。

根據記錄,在1851至1950年的一個世紀中,巴斯人在上海開設了20家洋行。據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志編纂委員會(2001)估算,在咸豐二年(1852年),上海已有洋行41家,其中英商27家,美商5家,法商1家,英屬印度巴斯商則有8家,數量比美商還多,可見巴斯人人數雖少,商業力量卻不容小覷。

回到卡華士治在華經商的經歷。綜合各方資料顯示,他是巴倫治洋行的創辦人之一,於1830至1840年代一直留在中國,經營各類生意。據Vaid(1972: 15)記述,該洋行曾參與1841年1月26日英軍佔領香港的儀式,並隨即把總部由廣州轉到香港。一年多後的1842年8月,卡華士治突患病,醫治無效,不久在澳門去世,親友將之葬於澳門松山白頭馬路的巴斯墳場, 墓碑上寫有「商人及代理,孟買原居民,於1842年9月18日在澳門離世,享年52歲」等字句,留下巴斯人在華發展的足跡(Smith, 1995: 393)。

巴倫治洋行從1794年在廣州創立,到1841年把總部轉到香港,再到1842年卡華士治在澳門去世,該洋行在華經營已近半個世紀,其間中英兩國的關係發生巨大變化,不但中國對外貿易由「出超」變成「入超」,門戶由封閉轉為開放,綜合國力亦由強國變為弱國,落為西方邊陲,其中最為關鍵之處在於鴉片走私。有分析指出,英國人深明販賣鴉片的巨利,但因鴉片為滿清政府明令禁止,東印度公司又是以半官方身份與中國貿易,因此不想直接參與,以免牽動整個局面,於是轉而利用表現忠誠的巴斯人作「前鋒」,主力推動(Kulke, 1974: 121),巴斯商人乃因此「喝了頭啖湯」,藉在華進行茶葉、絲綢生意之餘,滲入鴉片走私,再逐步增加數量。這樣不但令中英貿易局面逆轉,亦令中國社會及財政出現嚴重問題,最後牽動國際關係,激發鴉片戰爭,然後有了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和香港被迫割讓為英國殖民地。

順作補充的是,卡華士治去世後,其子柏士唐治.卡華士治(Pestonjee Cowasjee)繼承父業,洋行取得不錯的發展,生意做得更大,而他則於1881年交棒兒子蘇立治.段之貝(Sorabjee Dhumjeebhoy),業務仍能維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洋行損失很大,領導大權落到一位名為簡恩(S.C. Khan)的股東手中,之後再轉到薛拿(D.K. Sethna)身上,最後在1950年代沒落(Vaid, 1972: 53)。

從不同民族與文化交流的大歷史而言,巴斯人的先輩早在四、五世紀,已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到華,開貿易和互通貨物之始,但受地理阻隔及朝代興替影響,那時的接觸似乎只是點到即止,沒有進一步發展。相隔千多年後的十八世紀,巴斯人的後代再次踏足中土,這次是沿海上絲綢之路而來,背後更有新興世界霸主英國的強硬後台,不但經營風格上染有不少英國色彩,就連貿易網絡與支援上,亦配合英國一心打開中國大門的努力,令巴斯人作為英國開拓東方貿易的前鋒形象逐步突顯出來。

作者簡介|鄭宏泰,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全球中國研究計劃聯合召集人、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電話調查研究室總監。畢業於香港大學,取得工商管理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的鄭宏泰,研究領域為家族文化與企業傳承、企業家精神與社會網絡、華人社會變遷與繼承制度、香港金融市場變革、社會調查與分析,以及海外華人與「一帶一路」等。

鄭宏泰醉心研究,筆耕不絕,前後出版了38本中英文專書,編輯書籍亦達14本,並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近 20 篇學術論文。學術及社會服務上,他擔任國際學術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 East Asia 及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廿一世紀》編委會委員,主持《家族企業發展研究》與《香港世家大族傳承與發展》系列出版,他亦是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董事會成員(2019 至今)、行政長官卓越教育獎(2019/2020)評審委員會、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通識科委員會(2018 至今)及博物館諮詢委員會歷史專責委員會委員(2018至今)。

【本文獲三聯書店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輯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