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影評】《沒有太陽的日子》:無法忘記的歷史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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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太陽的日子》以「六四」天安門事件為背景……記錄下這場民主浩劫背後的人和事,六四噩夢之後,面對即將到來的九七回歸,那些無家可歸的中國文人,以及生活在未知恐懼之中的香港人又該如何自處?
霞飛路賣報君

觀眾從創作者的親身經歷,獲得的感悟不再因為難以逾越的時代鴻溝而被無情扼殺,反之更應該作為一段仿佛身臨其境的歷史悲劇為後人銘記。(《沒有太陽的日子》紀錄片劇照)

文:霞飛路賣報君

真誠的態度

每當我們在觀看紀錄片時,除了客觀的事件陳述外,還應該要留意些什麼?香港導演舒琪應日本 NHK 電視台之邀,拍攝於 1990 年的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Sunless Days,1990)則給我們一個全然新鮮的思考空間,那就是創作者在面對歷史事件時的真情流露,這種偏向主觀的「散文式」抒情被攝影機毫無保留地記錄下來,即使來到二十多年後的現在,依然擁有極其旺盛的生命力。

一齣飽含「個人色彩」的細膩情緒,看完後卻不願忘記細節的紀錄片就應該是這樣子。舒琪不似那些坐擁「上帝視角」怡然自得的創作者,只是拋出問題讓觀眾自行判斷好壞美醜,自己卻躲藏在空洞無物的影像畫面背後,以取笑銀幕前不知所措的受眾者為樂趣。舒琪毫不修飾地展露自己對於香港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知識分子共通的悲慘命運乃至六四後本土政局的種種哀怨與苦惱,自此觀眾從創作者的親身經歷獲得的感悟不再因為難以逾越的時代鴻溝而被無情扼殺,反之更應該作為一段仿佛身臨其境的歷史悲劇為後人銘記。

身份認同的矛盾之爭

《沒有太陽的日子》以「六四」天安門事件為背景,由共產黨把持的中國政府出動解放軍與武裝坦克車,對學生實施大規模鎮壓,民權運動遭遇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中國,一個殺死自己兒子的父親。這一夜,又凌辱了他的女兒。中國,中國,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幾千年,我的雙乳,變成了我自己的墳墓,全身長滿了像霉菌一樣的苔蘚。」

旁白(舒琪)以悲愴的口吻緩緩念出這首貼於 1989 年 5 月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新詩《瘋女人》,無名氏學生將自己對政府惡行的憤怒,對祖國邁向民主自由的絕望,通通化為文字的血與肉,永遠銘刻於首都的高牆。舒琪選擇舉起手中的攝影機,記錄下這場民主浩劫背後的人和事,六四噩夢之後,面對即將到來的九七回歸,那些無家可歸的中國文人,以及生活在未知恐懼之中的香港人又該如何自處?

這是一場關於身份認同的矛盾之爭,舒琪以自身家庭情況作為引子,在澳洲與二哥的談話,我們得知從商的大哥因為生意不景氣,因此急切地想與母親移民加拿大,然而流有華夏血統的母親長期於香港居住,一時間到完全陌生的外國生活,可能會水土不服,問題多多,但為了大哥的生計,母親選擇退讓和忍耐。當二哥直截了當地問舒琪會不會為了買個「政治保險」(獲得公民權利)而去外國待個兩三年,他的回答是做不出來,不想做,這或許也是性格上的缺陷使然,即使在心底有多愛母親,然而一旦根植於香港這塊土地,就不能因爲內心之於九七的恐懼便拋棄作為電影工作者應該肩負的社會責任,一走了之,於是舒琪選擇了留下。

鏡頭隨後對準了導演母親在臨移民前的起居作息,買菜澆花做飯,幾十年如一日的平淡自然,家庭錄像式拍攝流露導演向為了兒子,選擇在「陌生而遙遠的土地上,孤獨地流浪」的母親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其實像舒琪這樣左右為難的家庭在香港還有很多很多,面對步步逼近的中共陰影,懷着切身恐懼的他們陷入定去或留的激烈掙扎:有人堅決留低,身土不二,有人想留卻無奈離開,亦有人想方設法只為獲得外國國籍,求個心安,如編劇文隽計劃周詳,為的是讓懷孕妻子在加拿大生產安居,原因很簡單,就是害怕九七之後縈繞香港高空不退散的高壓政治氣候。

然而,導演舒琪繼續透過人物採訪向觀眾、向自己發問:為了及早逃避尚未發生的「人禍」而選擇移民海外,真的有助於解決自我內心的困境嗎?國籍、身份不安定的游移比起肉體受到的折磨更令香港人和中國人感到焦慮與困惑,南美出生的華裔劇作家甘卓麟的一番話恰好道出重點:

「很多中國人要直到他們被放逐到外國去,才覺察到自己是中國人,就跟當頭棒喝似的。」

詩人多多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定居英國倫敦。同樣是九月,但英倫的初秋並不受多多待見,不過是「遍地落葉,一個非常悲涼的季節」;傷痕累累的北京城在多多心目中卻依然是那個天氣涼爽,最適合進行藝術創作的好地方。面對全然不同的語言環境與文化價值觀,即便在國內已然全盤西化的詩人,還是會被當作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來看待。慘遭心愛的祖國放逐,失去同胞的關懷與支持,鏡頭前的多多充滿焦慮,淒涼而孤獨,坦承自己已變成與其他逃亡海外的華人無異,一個「沒有根」的人,將被迫獨自面對這個世界。

南美出生的華裔劇作家甘卓麟的一番話恰好道出重點:「很多中國人要直到他們被放逐到外國去,才覺察到自己是中國人,就跟當頭棒喝似的。」(《沒有太陽的日子》紀錄片劇照)

《悲情城市》(A City of Sadness,侯孝賢,1989)結局,辛樹芬在飾演聾啞照相師的梁朝偉被國民黨政府抓走後,對別人說出令人扼腕落淚的一句話:

「當初也有打算逃亡,但是再逃,最後也無處可逃。」

侯孝賢用這句話作為女主角對自己命運的無奈與接受,擺脫不了的故土與身分,同時也成為無數中國人千百年來的宿命。舒琪在跟隨《悲情城市》劇組參加威尼斯影展的間隙抽空訪問侯孝賢,身為台灣人的侯導直言從大陸的學生運動之中感受到激情與力量,因為不管如何變化,中國都是他賴以創作和生存的根源。侯導更認為遠赴威尼斯奪魁比不上獲得金馬獎的肯定那麼興奮,亦呼應了甘卓麟對於中國人身分認同的觀點。

民主意識的覺醒?

六四事件無疑是一場沉重打擊中國民主與自由之路的浩劫,但對於選擇留守故土的香港人來說,我認為某程度上反而令他們的民主意識有所醒覺。導演張堅庭經歷北上之旅,透過與當地司機的短時間接觸認識到身為電影工作者的道德與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將歷史的真相一字不假告訴全世界;知名女演員葉德嫻由對民主一無所知到主動從書本學習了解何謂民主與自由,何謂人權;左派報紙《新晚報》的退休編輯楊莉君後悔自己在職期間(文化大革命)實施的統戰政策,輾轉難眠。這種思想行為上的轉變實源於九七香港回歸中國的期限臨近,如果中國徹底喪失實施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香港的民主進程也必然要遭殃。冥冥之中,有一條無形的繩子將地處偏遠南方的香港與首都北京緊密相連,所以,當京城學生舉起「V」字勝利手勢,背對攝影機鏡頭,單槍匹馬與成排軍隊對峙,口中高喊:「自由!自由!」,香港導演會如感同身受般落下男兒淚,向來只談風月的女藝人會去思考怎樣才能令中國人步向民主。

但是,舒琪在此時卻又給我們潑了一壺冷水。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5 時,北京學生們特意為運動而構建的民主女神雕像,被來勢洶洶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以「對國家尊嚴與民族形象的污辱與踐踏」為由推倒。香港的一群藝術家與學生願意幫忙重建女神像,打算在 6 月 18 日重新竪立。然而,藝術家黃仁逵卻一針見血地指出被學生的如火熱情掩蓋的真相:在最開始,學生群體確實很想為六四做點事情,甚至可以無條件,不眠不休地付出,但他們只是想心安理得而已,並非很有計劃地去完成一件事。學生們的衝勁背後缺乏必要的訓練,缺乏詳細的分析,而且他們覺得,只要有所付出,似乎就能與如火如荼的北京民運產生呼應。但現實中的民主爭取需要穩扎穩打,絕非一步登天所能辦到,天真地認為單靠熱情就能徹底解決問題更是荒謬至極。

看到這裏,我在心底不禁驚呼一聲,近年香港的民主運動(尤其雨傘運動)難道不就是這樣嗎?原來舒琪早在多年前便已向老一輩的觀眾揭露如斯殘酷的事實。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問題直到現在依然懸而未決,不論以何種方式爭取民主,香港人總喜歡在初嚐甜頭後打卡發臉書,不斷表彰所謂的階段性勝利,以博取大量關注與留言,這種井底之蛙的狹隘視野令他們只滿足於一時的虛榮與高潮,毫不理會行動最終的成功與否。黃仁逵一語成讖,提早為香港預告了之後二十年的民主運動形勢。

忘記也是一種暴行

因為中國政府的從中阻撓,沒能成功重塑民主女神像,雕像最後也被摧毀。舒琪苦惱地詰問那些曾為六四揮灑汗水與熱情的學生,民主人士以及銀幕前的觀眾,若時間能沖淡記憶,現在究竟還會有多少人記得這段歷史造成的傷痕呢?回歸前夕,當港英政府響應中國政府的號召,堅決鎮壓一切反中國的活動,又有多少香港人會記得皇家警察所犯下的血淋淋的暴行?

「忘記也是一種暴行,當我們忘記,也就是參與了這次屠殺行為。」(《沒有太陽的日子》紀錄片劇照)

「忘記也是一種暴行,當我們忘記,也就是參與了這次屠殺行為。」

照亮藍天的夕陽垂垂落下,無盡的黑夜來臨,沉默的香港人依舊選擇沉默,仿佛六四只是歷史洪流中的一粒渺小的塵土。舞者羅曼菲的單人舞有三段穿插於片中,悲涼淒愴的氣氛既成為六四悲劇式結局的註腳,亦是舒琪留給香港的一曲民主「輓歌」。

影片最後,伴隨崔健的《出走》,柴玲的吶喊,以及新聞報導等畫外音,鏡頭走過密密麻麻的鋼筋建築工地,映入眼簾的是大商場興建中的香港上環,舒琪於結尾處留下了等待後人解決的「懸念」,但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依然沒有答案。後六四,後九七,甚至來到如今的後雨傘時代,香港人身處的政治環境越來越嚴峻,香港前路一片迷茫,儘管恨鐵不成鋼,但我始終不願放棄希望,還是用崔健的歌詞來作結吧:

「我沒別的說,我沒別的做。我攥着手只管向前走,我張着口只管大聲吼……」
(本文為投稿,稿件可電郵至iwanttovoice@hk01.com;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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