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一場反分裂與對抗的拉鋸戰 西藏六十年改變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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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達賴喇嘛逃離中國第六十個年頭,同時也是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周年,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上周三(3月27日)發布了白皮書,重點呈現出西藏的變化與成就。《香港01》記者日前採訪了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教授許建英,由他來還原1959年達賴喇嘛逃離前後的一些歷史細節,並分析一旦達賴喇嘛去世,將會帶來什麼影響。

許:許建英 01:《香港01》記者

撰文:孫飛

01:新疆與西藏都是受外界高度關注的中國邊疆地區。相較於新疆近年話題新聞眾多,西藏顯得比較沉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差,你如何看西藏目前的狀態?

許:從20世紀末開始,中國邊疆問題明顯增多,到2008、2009年達到高峰。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是新的邊疆危機的體現。西藏在2008年出現「三一四事件」,是因為治理沒有完全到位,出現了放鬆的情況和疏漏的地方,比如寺廟被長期疏忽。

就西藏而言,寺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場所。歷史上的西藏,在達賴喇嘛時期是政教合一的,所以寺廟不僅僅是信徒的聚居地,還是政治活動場所。但由於中央政府和西藏政府長期對寺廟治理很放鬆,寺廟成為境內外分裂勢力勾結進行分裂活動的場所。幾年前的僧人自焚就是這些人長時間組織策劃的結果。

前黨委書記陳全國主政西藏後,對寺廟抓得非常緊,措施也得當,所以情況就好多了。

許建英指,寺廟不僅僅是信徒的聚居地,還是政治活動場所。圖為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的喇嘛在辯經。(視覺中國)

01:陳全國具體是怎麼治理的?

許:比如向寺廟派遣駐寺工作組。之前寺廟由於宗教原因,似乎成為法外之地,工作組這種治理舉措將寺廟重新納入國法之內。

另外,近十幾年,西藏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進步,發展速度非常快,要知道西藏的資源、環境及人才都不是很好。西藏去年的生產總值突破1,400億元(人民幣,下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4.2萬元。舉國援藏的政策也加強了內地各省市和西藏藏族人民之間的理解,比如上海就有長期的援藏項目,大大加強了上海與西藏之間的相互了解,感情加深很多。

除了上述抓重點寺廟治理、經濟的發展以及舉國援藏模式外,西藏自治區政府還在很多治理細節上摸索出了一套辦法,引進了一些科技手段,進行網路化管理的現代管理措施。總之,西藏的穩定是綜合因素起作用的結果。

01:可以說,2008年是中國治理西藏由鬆到緊的轉捩點。

許:對,而且從結果來看,從混亂到治理的效果還是非常不錯的。

01:那麼,達賴喇嘛在這一期間的角色是怎樣的?

許:達賴喇嘛及流亡藏人長期生活在印度,一直對西藏產生着影響。這種影響有兩個,其一,達賴喇嘛本身在西藏人心目中仍然有宗教層面的影響力;其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達賴喇嘛利用外部勢力的資助,搞一些分裂活動。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當時中國政策大幅度放鬆,外部敵對勢力便滲透進來,向西藏傳遞了錯誤觀念和分裂幻想,這種影響也是不能忽視的。

但如今隨着西藏的快速發展,我個人認為,達賴喇嘛面對這樣的現實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他很難找到地方批評中國政府,畢竟中國在很多方面是做得不錯的。

許建英指,達賴喇嘛及流亡藏人長期生活在印度,一直對西藏產生着影響。(路透社/資料圖片)

01:歷史問題會不會成為中國政府治藏的一個把柄?對於六十年前發生的事情,如今各有各有的說法。

許:關於1959年西藏叛亂事件,作為達賴喇嘛本人,他肯定有着自己一套說辭和解釋,但很多是難以站得住腳的。首先,這個事件本身的責任在達賴喇嘛,事件本質是他發動了叛亂,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1950年10月昌都戰役後,達賴喇嘛政權認同走和平道路,次年與中央政府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通稱《十七條協議》)。

01:有說法稱,當時簽訂這項協議的西藏談判代表沒有得到達賴喇嘛的授權。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許:1951年5月23日雙方簽訂了協議,1954年達賴喇嘛和班禪還一起去過北京,這就說明達賴喇嘛是認可這項協議的。可見,簽這項協議的代表阿沛.阿旺晉美是經達賴喇嘛本人同意和認可的。

另外,從協議本身看,最主要是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同時,協議強調根據中央政治協商會議的意見,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確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西藏自然也應該走民族區域自治道路。這些都在協議中寫明,說明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必須的,並且達賴喇嘛也是認同的。

達賴喇嘛之後總說是西藏由於施行改革,違背了《十七條協議》,所以他才反叛。但事實是,民主改革得到達賴喇嘛同意,況且在改革進程方面,中央政府也與達賴喇嘛有過商量。毛澤東對達賴喇嘛說過,西藏的改革可以慢慢來,中央採取的是「慎重穩進」的政策。對於西藏的民主改革,毛澤東並不着急,他在1956年曾說,西藏改革可以再往後推遲六年,就是所謂「六年不改」政策;一切聽達賴喇嘛和班禪的意見,視乎實際情況來決定是否要改。

1955年,中國已經成立了四個自治區,西藏當時僅僅成立了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事實上,在中國的其他藏區,比如甘肅、青海、雲南、四川等地,已開始進行了民主改革,西藏本地則沒有開始。可是,達賴喇嘛及西藏貴族勢力反對任何改革,之後西藏地區還成立了所謂「四水六崗」衛教軍,實際上就是武裝部隊,對抗中央。對此達賴喇嘛本人也是知情的,還授予了他們禮物。

於是在1959年3月17日,西藏暴動,拉薩本地的叛亂很快便被鎮壓,其他邊遠地區一直持續到1962年。這說明達賴喇嘛對這次暴動的動員還是非常廣泛的,並不是像達賴喇嘛說的那樣沒有準備,更不是因為西藏民主改革了,達賴喇嘛才叛亂的。相反,是達賴喇嘛及其貴族集團從內心層面不願意放棄特權和地位。

許建英指,陳全國主政西藏後,對寺廟抓得非常緊,措施也得當。(資料圖片)

01:中共也在不斷釋放和解的信號,但無濟於事。到底有釋放過明顯的和解信號嗎?癥結在哪?是達賴喇嘛自身的執念、互相的不信任,還是六十年前的歷史是解不開的結?

許:達賴喇嘛本身是一名政治人物,因此,他的政治幻想很多,分裂和獨立的思想太深,一直沒有放棄。他並沒有想過如今是否應該回到西藏,幫助當地人民更好地生活和發展。

當然,他也在某些場合說過希望到中國內地的一些佛教場所去參觀,但說歸說,那都是一些特定場合說的話,可以理解,但是他的核心主張並未放棄。因為他不僅僅是宗教人物,而且更是政治人物,在這個重大原則上,必須要有清晰的政治立場。

01:達賴喇嘛已經將近84歲,很多人都比較關心他的身後之事。達賴喇嘛某一天去世後,可能會出現怎樣的變化?

許:就達賴喇嘛轉世本身,要尊重和了解傳統的話,就會知道並非是達賴喇嘛一個人說了算的,而是需要根據制度傳統來進行。在我個人看來,達賴喇嘛長期脫離祖國,對當地的影響必然是愈來愈小的,我認為中央政府可以將此事看淡。

當然,我想政府也應該有預案考慮。不過,西藏早已不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將達賴喇嘛地位看得太過重要,甚至崇高,並不符合實際情況和歷史發展趨勢。

達賴喇嘛長期受西方世界關注。他早前在印度北部山城達蘭薩拉接受美國《時代》(TIME)雜誌專訪,就達賴喇嘛制度的延續做出評論。(資料圖片)

01:相較於達賴喇嘛溫和的中間路線,由年輕一代組成的西藏青年大會(下稱藏青會)持有更為激進的藏獨路線。達賴喇嘛一旦出現變故,流亡藏人群體會不會有更激進的表現?

許:流亡藏人間形成了不同的派別和群體,年輕的一代、老的一代,西方的一派、印度的一派等等。

由於西方勢力的支持,流亡藏人一定會是西藏地區穩定的隱患。當然,達賴喇嘛去世後會對他們造成多大影響,這是一個未解的問題。所謂的流亡政府和藏人可能會給中國帶來一些麻煩,但我們毋須擔心,需要有自信,只要把西藏工作做好,就不用擔心這些麻煩。甚至可以說,這些流亡藏人如果製造了麻煩,其實是給我們提供對其治理的機會,提供深化西藏治理的機會。

而且,如果「藏青會」走暴力的道路,那它更是和國際大勢相違背,註定要失敗。

01:這些流亡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尤其是生活在族群底層的藏人,他們的生存狀態是怎樣的?媒體對他們的報道比較少,外界也鮮有了解。

許:這個我並沒有更深的調研和了解,但據報道,印度等地的藏人生活並不理想。此外,前幾年在國外調研期間,我曾遇到一名流亡藏人,生活艱辛,問他為什麼不回祖國看看。他表示其實也很想回去,但心裏總有包袱無法放下,我覺得挺遺憾的。所以,達賴喇嘛不應該把自己的包袱再傳導給年輕人,而應該指導年輕人回到祖國。

我覺得流亡政府也應該反思,在這麼多所謂國際關注和支援下,它給流亡藏人帶來了什麼?另外,西方不停地曝光達賴喇嘛,塑造成現在這樣,讓他下不了神壇。其實流亡藏人數量並不多,如果西方真的同情,為什麼不支持其生活改善呢?我覺得西方這樣利用達賴喇嘛集團的政治現實,其實是挺冷酷的。

上文刊載自第156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日)《一場反分裂與對抗的拉鋸戰 西藏六十年改變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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