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輿論場:強調李文亮「非反體制者」多此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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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將近一個半月,中國國家監委關於「吹哨人」李文亮醫生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調查通報發佈,主要包含了四項內容:

重新講述了一遍李文亮轉發、發佈有關微信信息的背景和過程;

為武漢警方行為定性:武漢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對李文亮醫生出具訓誡書不當,執法程序不規範」;

詳細公布了李文亮醫生的發病、治療、搶救以及撫卹、善後等情況;

建議湖北省武漢市監察機關對此事進行監督糾正,督促公安機關撤銷訓誡書並追究有關人員責任,及時向社會公布處理結果。

這份通報對於李文亮醫生的家人來說或許已經達到了「平反」的目的,但很多中國網友卻認為這份通報是典型的「高舉輕放」,「背鍋甩鍋」等質疑之聲「噓聲四起」。

尤其是在調查組的「建議」下,武漢市公安局迅速「決定撤銷訓誡書,並就此錯誤向當事人家屬鄭重道歉」後,很多網友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對受到行政處分的兩名涉事民警的同情:「不要為難基層民警,他們只是執行命令,而且也只是恰好在那個區域。」

一個半月前還在為李文亮醫生吶喊的同一撥人,居然又開始為曾對李文亮訓誡談話的兩位民警叫屈。有評論者所說「自我催眠來得是不是過快了」看似是對網友的批評,但其後半句則更像是對這種略顯魔幻的場景的解釋:「權大位高的不敢問責,官小位卑的捨不得責怪。」

中國官方對李文亮事件的調查通報引發了輿論的不滿情緒。(Reuters)

包括不少國際媒體在內,很多人的疑問在於,既然通報中所說武漢市公安局是「按照武漢市關於不明原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安排……依據傳染病防治、治安管理等法律法規,以及市衛健委的情況通報」,對在網上出現的轉發、發佈SARS等傳染病信息情況進行的調查處置,那麼當時對李文亮醫生進行訓誡談話究竟「不當」在何處?出現問題的只是在派出所期間「執法程序不規範」嗎?除了李文亮之外,同期被訓誡的「其他七個醫生呢」?

「只是『撤銷』訓誡書,不徹底推翻當時的訓誡,也不宣布抓幾個高官嗎?另外,對武漢抗疫的初期表現也沒有個定論嗎?」這看上去不是網友「想要的結果」,甚至有人調侃「調查組說會一查到底,現在只是處理了民警,我覺得還不夠到底,應該把打印訓誡書的打印機砸爛,把李醫生簽字的筆折斷,不然不足以平民憤!」

類似的疑問,或許在官方同時發佈的「國家監委調查組負責人答記者問」中找到一些答案:「對調查中發現的有關單位和人員應對疫情反應遲緩、防控不嚴、履職不力等情況,將由有關方面進一步深入開展調查,嚴肅追責問責。」

2月8日,北京通惠河畔,民眾在積雪上留下「送別李文亮」的文字依舊清晰。(中新社)

在中國官媒沒有更多表態、集體轉發通稿的情況下,只有《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發文觸及這一問題,稱「對新冠疫情在SARS過去17年後重新在這個國家暴發的教訓總結肯定要繼續下去,而且會通過相關的追責體現出來」,「讓我們的防疫體系更加強大、靈敏並且有效,也讓整個國家舉一反三,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涉李文亮調查組畫上的不是句號。」

胡錫進的文字中還特意提到「李文亮病亡時出現了輿情海嘯,他被貼上一些標籤,負載了當時社會的各種情緒」,而那些附加在李文亮事件上的「額外意義」,「哪些屬於李文亮事件自帶的,哪些屬於應當剝離的,都需要認真甄別」。

這些內容對應的是「國家監委調查組負責人答記者問」的結尾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敵對勢力為了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給李文亮醫生貼上了對抗體制的『英雄』『覺醒者』等標籤。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李文亮是共產黨員,不是所謂的『反體制人物』。那些別有用心的勢力想煽風點火、蠱惑人心、挑動社會情緒,註定不會得逞。」

2月7日,一位市民駐足靜立。在李文亮生前工作過的武漢中心醫院後湖院區門診樓門口,擺放著他的黑白打印照片和祭奠鮮花。(中新社)

在一些評論者看來,既然已經將李文亮定性為「新時代最可愛的人」,專門提及「敵對勢力」就顯得有些「多此一舉」。對於很多西方媒體來說,點名「別有用心的勢力」並不會讓他們停止炒作「中國民眾要求言論自由的呼聲」,甚至正好有了新的靶子;對於大部分中國民眾來說,他們確實注重李文亮事件的「附加意義」,但主流的意見並不是要將矛頭上升到「推翻體制」的層面,只是希望在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上能有所改進,不再讓李文亮、艾芬等堅持說實話的人遭遇本不應該遇到的壓力。

從李文亮醫生去世到前不久網友發佈各種語言的「發哨文」,中國大陸的輿論情緒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至暗時刻」。客觀地說,這些負面的情緒與近兩個月來因為抗疫而採取的「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封閉式管理有很大關係,但更應該看到的是,這些情緒背後反映出的是「一種有着明確自治內涵、民主意藴與現代治理規範性的善治期待」。

這種自下而上的訴求本質上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的基本原則是契合的。但問題恰如一位北京的法律學者所說,「人民對美好治理的追求與不平衡、不充分的治理習慣之間存在無法迴避的摩擦張力」,尤其在輿論宣傳工作上,距離「有效」還存在一定的距離。

現代化治理所需要的「新制度、新官僚、新知識與新社會秩序」,不會動輒就將責任或歸因指向「敵對勢力」。需要調整的治理方向並不是「網絡維穩力量的無節制投入及網絡規章的過密化規制」,而是「檢討如何與人民相處,如何使網絡成為信息共享與民主協商的善治平台」。

中國民眾對於李文亮的認知,更多是「吹哨人」,而非所謂的「覺醒者」。時不時將「別有用心的勢力」拿出來批駁,顯示出對政治現代化的理解依然處在「特殊主義的自我侷限」,而沒有做到「普遍主義的自信成長與兼容成熟」。

李文亮留下的微博,幾乎每一條下都有六位數的評論,其中絕大部分是在李文亮去世之後出現的。在大量的樸實的留言背後,人們把他看作「英雄」,也同樣將他看作一個普通人。同樣的,輿論對於官方通報的不滿情緒並非想要「搞事情」,而煞有介事的將「敵對勢力」拿出來說事,反而可能會坐實網友的猜想:李文亮已永遠停更的微博,會成為這個民族的「哭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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