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電影」青年拍片的10種死法 「已講唔出口自己好鍾意拍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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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打開網站、走進戲院。看過電影,多少人會完整觀看片末的編、導、演職員名單?

4個行內年青電影人,從編劇到導演一條心,落泊中nothing to lose,要辦一個冇紅地氈冇星光燿燿、自嘲、圍爐、擁抱負能量的影展:「坎坷影展」。以為拍電影揮曬熱血青春,大學時「拼盡無悔」精神的尾巴兀自搖晃,殊不知入行幾年後,搞手自身最大的坎坷是,「講唔出口自己好鍾意拍嘢。」搞手之一的黃鐦(音:開)說。

說不出來,從畢業到入行幾年來,夢破碎的聲音是怎樣。

「Festival de Cannot坎坷影展」,「坎坷」源於康城的台灣譯名「坎城」;康城法文名Cannes變成「Cannot」。一個關於電影人「做唔到」的影展,不經意向首屆康城影展主席、發明電影的盧米埃兄弟開了個玩笑。

坎坷影展的大本營是黃鐦的廣告工作室。600呎空間,四台電腦仍有人忙着剪片、影碟櫃貼着「我要真普選」,擺滿數十隻邪典電影、色情漫畫。訪問途中,有入圍的短片導演到來受訪,訪問過搞手之後,輪到他們訪問導演。工作室外的走廊,是坎坷影展每段宣傳片的背景。

各種坎坷:片子長咗5分鐘被DQ、鬧學校也被DQ

黃鐦(阿鐦)、黃綺琳(Norris)、梅諾謙(阿謙)和呂榮棟(阿棟),入行5、6年後,想辦影展,睇睇其他同行拍片拍成點。廣告製作公司負責人阿鐦劈頭就說:「坎坷影展個名冇度過㗎,純粹係我之前拍過條片,要整道具證明角色參過咩影展,嗰時就將坎城惡搞做坎坷。冇大道理,冇光環,唔係推動業界制度改變,反而收片返嚟,我哋見到有唔少係幾出色,但就因為唔同原因,而失落其他影展。」

他們收到約100條參展影片。有大專畢業作品、獨立小本製作,中學生作品亦都有片交。標準是人棄我取,專收「失敗作」,「展示與成功有一段距離的短片作品」。還要導演交片時自述一段坎坷經歷。

位於觀塘的工作室,是坎坷影展的總部。訪問當日,他們被訪問,也要為入圍的短片導演拍片,自述坎坷經歷。(李澤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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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詞人、編劇Norris發現,有人因為作品片長比一些大影展要求超出5分鐘而慘遭「DQ」。有中學生拍片探討考試制度壓抑學生,拍完學校拒絕播出,亦拒絕蓋校印,令學生無法將短片送去其他影展。當講真話也會坎坷,她說:「唔少影展精英制,傾向表揚藝術成份高,完整度高嘅作品,想你講冠冕堂皇嘅嘢,青春、熱血、夢想等。但係失落嘅作品,都有付出過。」

審閱收來的短片、同時邀請導演或演員拍片自述經歷。一場互揭瘡疤的旅程,游學修話自己謝票時被職員誤當觀眾、岑珈其直頭話自己「我唔係演咗套戲,只係喺套戲度出現咗!」手機螢幕前的你在笑,他們也在苦笑,愈笑愈見疤痕。沒料到招致業內前輩批評「立心唔好」、「消費悲情」。他們幾個一於懶理。阿鐦反問:「點解唔係從佢哋嘅經歷中,發現呢行有好多進步空間?佢哋嘅坎坷係真實存在。好似中學生拍嗰條片,我自問中學生時代,唔會拍得比佢哋好。」

搞手真實坎坷:拍片拍到同人反面

做得坎坷影展搞手,他們4個入行以來的經歷,不輸給參展的一眾參展導演。搞手們正埋頭苦思說哪一段經歷好,梅諾謙身先士卒:「拍畢業作品拍到同人反面。因為大家都係學生,冇話邊個高邊個低。身為導演,我做嘅決定不時畀同學挑戰。佢地覺得大家出同樣錢、同樣辛苦,點解得你做導演可以落決定?」

這部畢業作品,當年還參加過鮮浪潮短片競賽,4萬元資助「拍衰咗一半」。但不參賽,學校本身不會資助學生拍攝。畢業之後,做過電視台助理編導,每日忙碌營役,沒有自己構思創作的空閒。一度麻木的意志,隨着自己企錯位,給導演發火往胸口轟來的一拳而醒來。

之後他辭職,做過4年中學校園電視台導師。離開了再回來,現在繼續做導演。他的畢業作品,至今可以在鮮浪潮網站找到。兩年助理編導加上4年中學教師的時間,29歲的他目標雖然有,怎樣前進卻是茫無頭緒。「就好似我知道自己要去西藏,但坐咩火車,邊度上車,邊度落車,我計劃唔到。」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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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暗示入行冇成就

除了稍為年輕、任電視台助理編導的阿棟外,Norris、阿謙、阿鐦快將「29+1」。Norris同樣參加過鮮浪潮,自編自導作品獲得最佳劇本。她記得獲獎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我覺得作為一個人,每年應該要交出一部短片。」

嘩,你人都不如啦。阿鐦指住Norris大笑。原來入行以後,她一直沒有新作品。幾年間她做過電視台編劇,和上司一起「圍度」劇本簡直瘋狂,不時早上10點開工,凌晨4點放工。月薪僅僅1萬5千元起跳。後來電視台不獲政府發牌,所有構思過的情節、人物永遠塵封倉底。唯有轉行當自由身工作。不過自由身工作保障低,有時接到「筍job」可賺多過2萬,有時就賦閒在家,等運到。

黃綺琳贏得鮮浪潮比賽時,曾許諾每年要交出一部短片。入行幾年,投放最大心血的是電視台編劇工作,卻因政府拒絕發牌,所有心血永遠埋葬倉底。(李澤彤攝)

自由身面對的難題更多。試過客人看成品途中,突然要她用CG抹走牆壁上的一小塊污漬;又要求她拍出像《變型金剛》的CG水準。最難忘那次,是有客人要她「做假數」,虛報10倍拍片成本,幾萬變幾十萬。「我唔肯,佢就恐嚇我。最後傾唔掂數,片我拍好咗,但係推咗Job。」

兜兜轉轉,她現時為另一家電視台當編劇。有次拍劇與某個經理人閒聊,報過自己歲數後,經理人有點驚訝地「喔?」了一下。「之後她話,你都做幾鍾意呢行啵。好似暗示我入行幾年都冇成就。廿到尾仲做緊助理編劇。」

最大坎坷:技巧進步 創意消磨

幾個年青電影人的坎坷經歷,其實連電影大師也有同感。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曾說:「Cinema is an unhappy art as it depends on money.」一個錢字,拍戲不再隨心,少了快樂,多了坎坷。阿鐦一直希望正式執導筒,靠廣告製作公司接生意,終於在去年用12萬拍出一部短片,動用10個連攝影師和燈光師在內的攝製隊,全部都用「友情價」幫忙。業界編導職員的薪金沒有嚴格標準,友情價幾多,正價也不大知道要畀幾多。視乎幾多錢開戲,限米煮飯。「連埋後期,我班crew的時薪應該低過麥當勞。」

「好多導演會話,依家呢個時代有手機就可以拍到電影。唔係囉,我想拍到我心目中嘅標準,但為咗達到目標,我要儲更多錢。一路接Job拍片,同時見到身邊同行嘅人陸續有自己新作,發現佢哋拍得真係好好,反而我呢?我好似一直都冇進步過。講唔出口自己鍾意拍片。」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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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ris當過幾年自由身,收入不穩是日常。有時候,辛苦賺到的錢一下子都用來開戲,當然捨不得。可能是家用,可能是生活費。當你決定開拍一部戲,包括你在內的十幾個職員,便要每天花9小時拍一組約2至3場戲,劇本假設90分鐘,5分鐘一場,一日一組,需要投放20日高度集中精神拍攝。

生存在電影圈而又想有作品推出,除了自己儲錢,只能看有沒有電影公司賞識。「有公司搵過我構思電影,講到明冇任何限制,預算任寫,只係想我寫出一個屬於自己風格嘅故事。我一路諗佢既要求,一路諗,我竟然諗唔到。」她唯有婉拒電影公司合作。對方問她「係咪已經冇晒自己嘢?」

當不需要考慮怎樣服侍人客,不被他人要求,自己反而沒有信心踏出純粹的一步。「好矛盾。」她說。「好似入行幾年嚟,技巧進步咗,學到點樣應付唔同人唔同要求,但同一時間,意志同創意被消磨。」

繼續坎坷下去?

坎坷電影人辦坎坷影展,影展如果還有下一屆,再下一屆,是否意味香港電影圈繼續「坎坷」?阿鐦一臉輕鬆:「我唔知以後會點。只係覺得搞影展一路上都會瀨嘢,但唔會知瀨咗咩嘢。可能下年冇香港電影睇呢,一入戲院全部都係《建國大業》。」

坎坷是,他們為了實踐更遠大的夢想,卻一直遠離。他們奮力一跳,怎樣降落卻不想知道,也無法知道。

坎坷是一種生存狀態。他們所經歷的,以及所回應的,不僅僅是電影圈內,而是跟社會當下的狀態扣連。(李澤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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