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Kahneman的慢想

「任何跟他合作過的人都會說大約這樣的事：你晚上進睡，想到那天跟Danny重要的工作做得很好。然後在正常的時間起床，咬一口早餐，打開電郵。驚訝地看到Danny發來了一連串的電郵，最早一封大約在凌晨兩時半。起初的標題是些憂慮（比如『我認為這行不通』），後來愈來愈糟糕（『我們想到哪裏去了？』），最後清晨五點左右的是不安（『這根本不行』）和絕望（『這只是垃圾』）。」

《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Jason Zweig口中的Danny，就是心理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內曼（Daniel Kahneman）。在《快思慢想》的鳴謝中，卡內曼說：「我首先要感謝Jason Zweig，他驅使我寫這本書，並耐心地嘗試與我合作，直到我們都清楚我無法合作。」最終在2011年，他獨自出版了《快思慢想》，而且很快就成為了暢銷書。

「難以置信。《紐約時報》的人搞錯了，把我本書登上了暢銷榜」。這是卡內曼一開始的說法。過了幾星期，《快思慢想》仍然名列榜上，他又說：「因為《紐約時報》的人搞錯了，把我本書登上暢銷榜，他們唯有把它繼續留在榜上。」這是謙遜之詞，抑或是研究思維模式的他對大眾判斷偏差的經驗之談？不論如何，很多人對心理學或者經濟學沒有研究，但都曾經拜讀過這本書。《快思慢想》亦令卡內曼很可能是近二、三十年來最廣為人認識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卡內曼1934年生於一個法國巴黎猶太人家庭，也就是納粹德國佔領之時他六歲。不過這個年紀足以令他留下記憶，包括晚上走在街頭曾經被黨衛隊截查，也包括父親一度被抓去，六個星期後回來之時已經是骨瘦如柴。

二戰後卡內曼一家搬到耶路撒冷居住，見證了以色列立國。兩年服兵役期間，有心理學學位的他負責改革軍隊的挑選機制，減少面試官的主觀判斷，加入了不少客觀問題。根據他所說，這套機制此後幾十年一直沿用，幾乎沒有改動。

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取得心理學博士後，卡內曼回到希伯來大學任教。「1969年，我在希伯來大學心理學系授課時，邀請了一位同事來作嘉賓。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當時被視為決策研究——其實是所有他從事的領域——的新星，所以我知道我們會有很好的一課。」自此，卡內曼與這位性格和看法大相逕庭的心理學家緊密合作，對直覺、判斷、預測、決策等一一研究。這亦是為什麼特沃斯基的名字不只見於《快思慢想》的前言，更貫穿在整本書四百多頁之中。

正如許多同代的以色列人一樣，卡內曼經歷了多場戰爭。1967年六日戰爭前後，他協助了以色列空軍訓練戰鬥機機師。當時的軍官相信責罵比起讚賞更有效令機師改善表現，但卡內曼很快便發現這只是錯覺。事實是，一時表現欠佳的機師接下來較大機會回復平均水準，一時表現出色的機師亦會回到平常表現，這跟挨罵會進步、讚賞會「讚壞」無關。《快思慢想》中「回歸到平均值」就是這個意思。

1973年贖罪日戰爭，以色列雖然反敗為勝，卻付出沉重代價。卡內曼相信如果一早交還西奈半島，埃及便不會對以色列發動進攻。然而，不多的以色列人有這樣的感覺。卡內曼和特沃斯基認為這又是心理作祟，我們通常會對於做了不想做的事情而後悔，卻較少對沒有做應該做的事情有感。

為了作為英國人的太太，卡內曼在1978年移居北美生活，特沃斯基亦一同離開以色列，吸引了美國名校爭相招手。最終成功「搶人才」的是史丹福大學，惟卡內曼就只能落戶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卡內曼和特沃斯基這種瑜亮關係，直接影響到二人日漸疏遠。甚至乎後來卡內曼雖然回到柏克萊加州大學，但在1993年還是選擇到東岸的普林斯頓大學任教，而沒有跟特沃斯基一樣留在加州。

三年後特沃斯基確診癌症，只餘下幾個月生命，卡內曼頓時與他冰釋前嫌，還合作編輯了最後要出版的書。在2002年獲得桂冠時，特沃斯基雖然已經身故而無緣分享，但卡內曼亦在諾貝爾獎的網頁放上了對他的悼詞，《快思慢想》更是對他的致敬。

年齡沒有阻礙卡內曼的步伐。2021年，他已經87歲，而且還是新冠疫情期間，卡內曼與法國的商學教授Olivier Sibony和美國的法學教授Cass Sunstein完成了《噪音》一書。在他撰寫的「客觀無知」一章，卡內曼指出當決策者面對的事情很複雜時，由於不確定性太大，更傾向於以直覺來做決定，卻又忽略了這種主觀的直覺並不可靠。「當你相信你的直覺，只是因為內心的感覺而非任何你真正所知的事，你就是在否認自己客觀的無知。」

今星期三（3月27日）逝世、終年90歲的卡內曼，畢生的研究不只挑戰着經濟學的理性假設，更是挑戰着我們的每一個直覺和自信。無怪乎他的影響力早已不只在心理學或者經濟學層面，對國際關係、社會科學以至普羅大眾都有參考價值。《快思慢想》出版十多年，仍然能夠一直在香港公共圖書館英文外借非小說類的前十名之內，不是沒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