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法國香港兩地警權——一個攝影記者的觀察

文：龍子軒（法國攝影記者）

在法國，示威是很普遍的，甚至是著名的特色之一。為此，群眾控制術也成了法國警察的專業強項，法文稱為「savoir-faire」的這些技能，甚至出口到其他國家，為突尼西亞和巴林等國提供訓練。在巴黎，催淚彈、震爆彈或警察以警棍打示威者，都是相當普遍的畫面。身為一名攝影師，遇到這種場合，一般上只要表明你的媒體身份（例如佩戴肩章），就能在氣氛未見緊繃時相當自由地拍攝。然而當警民對峙的氣壓上升，那時每個人就只能自保了。雖然媒體從業員在執行公務時被警察抓走的機會極低，但是如果你拒絕離開警方的清場範圍，被襲擊也不是不尋常之事。我們可以說，法國警察雖然相當有效率，但是絕不是站在對群眾控制溫和的一方。攝影師若果要報道示威活動，一般需要自備頭盔以防被雙方丟擲的東西擊中、需要戴護目鏡以防止催淚彈和胡椒劑、一個急救箱、而且必須能夠隨時快速地跑離現場。

然而在香港佔領運動中，情況就很不一樣了。媒體從業員可以站在全副武裝的警員咫尺近距離拍攝，或直接站在警方與示威者之間。絕大部分時間沒有物體飛過我們的頭，而人們的蘋果手機和自拍棒更會攙雜其中，與媒體做相同的事。當驅散開始，媒體會被警方在清場前頗禮貌地要求離開（當然也未必總是如此，這要視乎個別警員的疲累度），這不代表警方從未對我們動粗，但我認為總體而言，香港警方還是禮貌的。我的立場是，身為攝影師，我應該得以拍攝現場所發生的一切，所以我緊守行動現場。但是如果警方要清場而我站在中央，那麼除非他刻意跑來襲擊我，否則在過程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並不認同媒體在衝突發生時站在警民之間，然後當他們被擊中時卻抗議投訴。當然，這個準則並不能放諸四海皆準。有時當你走到一位已經非常疲累又令人討厭的警員面前，朝他的臉拍照，你就會知道不管之後發生什麼事，那人都有可能刻意忘記你的記者身份，這在法國和香港都會發生。

2014年10月14日發生的事正是如此。當晚警方嘗試清理龍和道，曾健超因朝警方潑水而被截停，再被毆打。我記得當晚氣氛非常緊繃。早上，警方已拆除了金鐘道所有示威者架設的障礙物和鐵馬，震怒的示威者移到龍和道聚集。當警方決定武力清場，我正在政府大樓旁拍攝。他們得到的清場指令很明確，且決意要完成，閃光信號燈拿得很高，盾牌擋在身前，彷彿箭已在弦。我身邊有個人抗議，表明自己是媒體，結果被一位怒氣沖天的警員推回人群，並噴射胡椒劑。那晚，人人熱血沸騰，警方毫無鬆懈之意。警方重奪街道的清場工作很有效率，但最後卻發生襲擊示威者的事件。一位示威者以清水潑向下面的警員，警方對這舉動反應看起來未免過激。

我記得在我報道 2014 年香港佔領運動的過程中，絕大部分我接觸過的參與者或支持者，都是因為 9 月 28 日的「催淚彈日」。那天，數以千計的示威者帶着極大憤怒湧入金鐘街道，而高度緊繃的警方因錯估局勢，企圖以催淚彈擊退示威者，卻不得要領。那天場面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大樓周圍都是濃煙，圍困在內的示威者不斷咳嗽、哭泣、看似毫無抵禦能力。政府的反擊不僅是策略失敗，最後更變成公關災難。對我來說，這個在法國示威場景中常見的發展，到了香港卻得到完全不同的反應，甚至成為引爆示威者加入大規模抗命行動的號召。警方使用催淚彈，並不是香港市民所熟悉的場景。在這以前，這座城市對催淚彈的記憶仍停留在2005年南韓農民在香港的反世貿遊行，遭警方驅趕的時候。我對此感到不可思議。我能明白警方使用不成比例的催淚彈來對付市民，必定激起群憤，但我也在其他地方見識過更嚴重的警力，卻未惹來如此大的公眾抗議。我們該如何解釋，這樣一個在法國非常普遍的場景，卻在這裏激起如此巨大的反彈？或許，我們可以從歷史和社會科學中說起。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將「國家」定義為：在領土內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實體。其中，警察就是最能展現此定義的單位之一，當他們維持與控制公共秩序時，尤其如是。當國家面對示威，警方就被賦予職責鎮壓和控制示威者，避免暴力升級。這至少是歐洲的情況。另一位德國思想家諾博特．伊利亞斯（Norbert Elias）則認為，文明的進程是社會的道德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下，朝向自我抑制的轉變。他稱之為「道德綏靖」（Pacifying of morals），社會為了維持穩定，對勇武暴力的容忍度愈見減少，暴力有時更被視為軟弱的象徵，人們被期待在公眾場合控制自己的情緒。而今，這個「道德綏靖」也影響了國家機器的運作，基於兩個主因：其一、國家是由人民組成（而這些人都與我們同代）；其二、國家很在意公共輿論（當然各個國家有程度上的不同）。這就把我們帶到另一個重點：隨着當代社會對暴力的觀念轉變，國家必須尋找更容易被接受的方法，來加強對公共秩序的控制。各種策略和武器於是相繼進化，真子彈被塑膠圓球、催淚彈或震爆彈等取代，其設計只會令示威者失去活動能力，而不會將他們殺死。

至於警察是否如公共輿論般認為太過分或太殘暴，不同文化與國家之間的看法各異。若以法國和香港為例，我在法國覺得很平常的事（催淚彈和胡椒劑），在香港竟成了令衝突升級的重要原因。我不是要說雨傘運動中警方使用的暴力程度是合適的；只是想說不同的社會對暴力的容忍度都不同。

回看香港示威照片，我發現另一不同之處是鎮暴裝備。在法國這個警民衝突相對激烈的地方，會有專門負責人群控制的小組。這些鎮暴警察從頭盔、手腳護墊到盾牌，全身裝甲，經常被戲稱為「鐵甲威龍」（Robocop）。他們的裝備充足，香港示威者以傘鬥警的策略根本不會奏效。他們若要對付你，你唯有先散開，跑到遠一點的地方再重新集結。除非他們把你層層圍住，令你無法散開—若是如此，你能做的只有在等待他們放你出去之前，在裏頭閃躲襲擊。在香港，可能由於示威衝突並不常見，警方看起來欠缺準備。一直要到運動後期，也許是第三周起，我才開始看到警方戴頭盔執行任務，而他們的手腳仍未完全被保護。

對我而言，香港示威者的暴力程度是低的，因此問題並不大。況且，示威者的策略經常會與警方的成正比，因此警方若全副武裝，勢必引起衝突升級，反之亦言。因為人們會問：如果對手都毫不在乎，為何還要秉持非暴力原則？我還記得另一個令我感到震驚的畫面。那是 10 月 3 日的旺角。當時藍絲和黃絲陣營的示威者正相互對峙，警方則站在一旁觀戰。較早之前，我還看到一個示威者離開時，他的頭和恤衫都因被打而沾了血漬。當時也是鎮暴部隊開始介入銅鑼灣和旺角營區清場的時段，現場氣氛劍拔弩張。在那一刻，我見到一個警察隻身站在一位佩戴藍絲帶的人身邊，被一群黃絲帶人團團圍着。那位警員正嘗試要帶那位明顯站錯地方的示威者離開現場，對身邊的挑釁不作任何回應。

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兩方都充滿質疑與怨恨的時刻，卻沒有人對那名警員動手，連碰也不碰。我的驚訝也許令你感到奇怪，但在我報道過的所有海外示威裏（例如法國），你不會看到一個警員在示威群中落單。他被憤怒的暴徒動以私刑的風險實在太高了。但這名香港警察就是站在那裏，一個人在彌敦道的人群中，盡他所能了解狀況，嘗試安然走出重圍。這事看似微不足道，卻舉足輕重。一個地方的國民若不喜歡警察、甚至厭惡、以至於要危害他們，這不會是好事。那是一個國家與人民信任破產的地方。在很多國家，人們不愛警察或他們的「同黨」，自有其正當的理由—貪污、濫權、毆打，這些例子都會造成信任破產。但是在法國，你不會再見到警察落單。無數關於警察濫權的醜聞，以及他們免於受罰的印象，已讓人們不再信任那套制服。如今警察經常結伴出入，以便在碰上「不愉快的納稅人」時能夠相互支援。許多反警察的標語都出現在示威中，而普通市民被警察截查時也經常會伴隨不安。人民對警方和國家的反抗，非常強烈。

我希望在曾健超的審訊以後，香港不會也變成這樣。

【編按：作者為法國攝影記者，作品見於《費加羅報》、《世界報》、《衛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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