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雜談】從數碼時代的實體書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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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常見有關「紙媒之死」的討論。一般觀察是,在數碼媒體年代,人們通過電腦和智能手機獲取資訊娛樂,印刷版報章雜誌的讀者人數和廣告收入銳減,裁員和倒閉的新聞或傳聞反覆出現,餘下的都在掙扎求存。不過若以字面意義理解,「紙媒」應該泛指任何以紙張為載體的傳播媒介。我們有理由說,至少到目前為止,「紙媒之死」有點言過其實,因為不是每種紙媒都面對着同樣程度的危機,實體書就是一個重要例子。

美國的Pew Research Center多年來追蹤美國人的閱讀習慣。在2011年,79%的美國成年人說自己在調查訪問前的一年內看過至少一本書,看過至少一本電子書的只有17%,至少看過一本實體書的則有71%。2012年,至少看過一本電子書的美國成年人上升至23%,至少看過一本實體書的比例則降至65%。不過,相關數字在往後幾年穩定下來,有少量上下浮動,但沒有持續地由實體書轉移向電子書的趨勢。Pew最近一次公布的是在去年3月至4月所得的數據:雖然至少看過一本電子書的比例升至28%,但至少看過一本實體書的比例仍維持在65%。

同時值得留意的是年齡差異。不要以為青年人一定只會追求新科技,Pew的數據顯示,在18至29歲的被訪者中,72%有在過去12個月看過實體書,30至49歲的被訪者中則只有65%有看過實體書,年紀再大一點的,看過實體書的比例更低。

以上的情況不只在美國發生。英國《衛報》報道,根據Nielsen Book Services的調查,由2014至2015年,實體書銷量在英國、美國、南非、紐西蘭、澳洲、愛爾蘭、巴西和意大利全線上升。實體書在2016年的表現則較不穩定,銷量只在英美及愛爾蘭上升,在其他五個國家均下降,但調查負責人指出,這情況跟電子書的發展沒有什麼關係,主因只是書籍市場本身的浮動性。

Nielsen Book Services同時指出,實體書銷售在英國上升,主因是年輕一代喜歡實體書多於電子書。回到2013年,專門關注青少年的研究機構Voxburner發表過一個報告,在16至24歲英國青少年中,62%喜歡實體書多於電子書。當被問及原因時,51%選擇實體書的青少年說「我喜歡拿着書本」,兩成說「我並不想被限制在一個設置之上」,一成說「我可以很容易地分享它」。

「我喜歡拿着書本」——英文問卷裏的原文是「I want to hold the product」——是個可圈可點的答案。也許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拿着書本」的方式。平時我們大抵不會注意到自己是如何讀書的。仔細想想,如果在辦公室的椅子上看書的話,我個人習慣應該是讓椅柄承托着兩手手肘,然後讓打開了的書斜放在大腿上,左手扶着書的左上角,拇指壓着書頁,右手也扶着書的右上角,當眼睛讀至右邊頁面中間的時候,右手自然地揭起一頁,預備翻頁的動作,翻頁時書頁發出聲音,手指劃過頁面。

看書這行為,不止眼睛在看,心裏在讀,同樣的是身體、物質載體,以及所身處的物理空間之間的聯繫。看實體書是一個由視覺、聽覺和觸覺結合而成的體驗。可能有人認為也有嗅覺的份兒,「書香」可不只是一個隱喻,書本的確有它獨特的氣味。對於這種體驗,應該是人人有不同喜好吧。我自己不太喜歡很光滑的紙質(例如彩色印刷的設計類書籍常用的那一種),較喜歡頁面帶點粗糙感的那一種,喜歡它帶來的觸感,喜歡頁面摩擦時沙沙作響。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閱讀電子書總有點「不像樣」,因為電子書帶來的視覺、聽覺和觸覺經驗不一樣。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教授德國和歐洲文學的Andrew Piper,幾年前於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Book was There:Reading in Electronic Times》,對電子閱讀就有非常有趣的反思。例如他指出,在閱讀實體書時,我們一頁一頁的翻,書本左右兩旁的厚度就變得不一樣。相比之下,「在數碼頁面後面的是什麼呢?是個深淵。無論頁數顯示着什麼,我們都無法通過感官來印證,我們不知道自己讀到哪裏。」他形容,數碼頁不是一道窗,而是一道不知通往何方的門。另外,閱讀電子書時,按鍵取代了翻頁,前者有一種間斷性和突然性,跟「以沉穩的節奏被緩慢翻動的頁面」形成強烈對比。

Piper並不討厭電子閱讀,他並不是想說明實體書有什麼本質上的優越性。而且,隨着科技的持續發展,電子閱讀的感官經驗也可以有所轉變。會否有一天,人們都習慣了或喜歡上電子閱讀體驗?可能性總是有的。但有趣的是,從上一節提到的英國研究看來,到目前為止,連非常年輕的小朋友,都仍然被實體書的感官體驗吸引。

85%受訪青年有用智能電話閱讀,圖為電子閱讀器。(網上圖片)

不過,正如電子書的技術可能隨着時間改變,從而改變電子閱讀,實體書閱讀在過去也有其歷史演變。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平裝革命(paperback revolution)。在所謂平裝革命之前,也有不少以紙張為書皮的書籍,但大量地出版印刷質素較高的平裝書,並以廉宜的價格發售,在英語世界,一般被追溯至1935年英國Penguin出版社的「創舉」。在美國,平裝革命則通常被追溯至1939年,Robert Fair de Graff推出Pocket Books。在亞洲,今天在日本各大小書店都可以看見的細小輕巧的「文庫本」,則始自1927年岩波書店的「岩波文庫」。

說回英國,在Penguin出版平裝書之前,新出版的硬皮書售價約7先令至12先令6便士,之後推出較便宜的袋裝版,售價則約2先令至2先令6便士。Penguin的平裝書,推出時售價一下子降至6便士,是之前那些「便宜袋裝版」五分之一。所以平裝革命的第一個最直接影響,就是令擁有和閱讀書籍變得更普遍。

熟悉傳播科技史的人都知道,每當一種影響深遠的新媒體出現時,往往同時引發烏托邦式和反烏托邦式的論調。互聯網開始普及時如是,社交媒體如是,80年前平裝革命亦如是。學者Ben Mercer在2011年於《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中發表的一篇文章,回顧了這段歷史。支持平裝書的人認為它可讓更多人參與閱讀,從而帶來知識民主化及貴族文化的消解,平裝書回應了現代社會中成年人持續接受教育的需要。批評平裝書的則認為它把書籍去神聖化(desacralized),使聖經和荷馬跟庸俗煽情的犯罪小說以同一包裝方式出現。其他的批評平裝書使書籍淪為商品、書店變成超級市場;也有人認為平裝書鼓勵了讀者非理性購買行為,讀者「今天偏好一類書,明天偏好另一類,這次被減價吸引,下次則被書的圖畫設計吸引,再下一次則是一時興起或被宣傳攻勢影響。簡言之,讀者開始失去選擇的標準。」

平裝革命對文學以至社會有各種各樣的影響,例如不少論者談過平裝革命和科幻小說的關係,而Mercer的文章其實是嘗試把平裝革命跟歐洲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聯繫起來。無論如何,從今天的眼光看,我們很難想像沒有平裝書,閱讀如何可以普及。當年一些批評者說的話或提出的憂慮,顯得有點誇張和不符現實。看重圖案和封面設計不等於忽視內容,也沒有人真的會將文學經典和通俗小說混為一談。但說到商品化,至少在香港,什麼類型和內容的書最有市場?之前Page One結業,中大同事黃偉豪教授寫了篇博文,提到有些書可以令人愈讀愈蠢,我倒不反對。

平裝革命引起我的興趣,主因其實不在商品化或民主化的問題。根據英國《獨立報》一篇文章,當年推動Penguin出版平裝書的Allen Lane,在一次探望Agatha Christie及其丈夫後,在艾克希特火車站等車時,望向書攤,發現完全沒有想閱讀的東西,於是決定要改變這個狀況。換句話說,平裝書的出現,跟現代社會中人們花愈來愈多的時間在各種旅程之上這一點有關。在美國,1939年《紐約時報》刊登的一則Pocket Books的廣告,是這樣寫的:

你永遠不再需要說:「我渴望有時間閱讀。」因為Pocket Books給你時間。你永遠不再需要在招待室內無聊地閒着,在火車或巴士上煩惱着,或木無表情地坐在餐廳中盯着餐桌。你擁有的書本就是「當你有時間」時閱讀的,那會把等待變得愜意。

作為流動載體一種的實體書,讓人們在公共空間中劃出私人領域,同時又能跟所身處的空間聯繫起來。(Getty Images)

隨身帶着一本書,坐車時「有時間」,就可以拿出來閱讀。而對我來說,年輕時,車上的時間常常是主動製造出來的。高中時代開始,我有「遊巴士河」的習慣。在那個沒有路訊通、沒有人講手提電話、沒有那麼多乘客的世界,如果你能夠習慣車子一直搖晃一直看書的話,巴士車廂倒是一個不錯的閱讀空間。地鐵閱讀的感覺差很遠,因為你不能偶爾抬頭望望窗外風光,而且一般來說途程時間太短。若是巴士的話,安排好路線,坐一程約一小時的車,到總站後下車走走,15分鐘後搭上另一輛車,約一小時到總站後又下車走走,這形成了一種恰到好處的閱讀節奏。

所以,書本其實也是一種流動媒體。文化研究大師Raymond Williams提出過一個叫mobile privatization的概念,用來形容現代社會中人們一方面有高度的流動性,另一方面身處很私人化的空間之中。在20世紀70年代,Raymond Williams用這個概念來分析電視的文化意義。近年不少學者借用這概念來談智能手機。憑着一個流動裝置,人們可以在公共空間中劃出一個流動的私人領域。但從歷史角度看,在智能手機之前,我們早已有Sony Walkman;在Sony Walkman之前,我們早已有書本。

流動媒體讓人們可以主動建構自己和所身處的環境之間的關係。打開一本書,人們可以暫時離開身處的空間,神往書中世界,但人們也可以通過閱讀跟身處的空間更緊密地聯繫起來。在旅行時通常會帶着幾本書,不是每次都會帶跟旅行地點有關係的書,只是在經驗上,在倫敦的巴士上看日本小說,和在大阪京都一帶的鐵路上看日本小說,感覺上真是有分別的。

閱讀可以是很個人的行為。很多時候,翻開了書本,等於告訴身旁的人不要打擾自己。但閱讀也有它的社交性質,我在高中時「發現了」日本推理小說,但大學畢業後就再沒有閱讀。10年前左右,一些機緣之下讀了東野圭吾的《預知夢》,後來又因友人介紹讀了《嫌疑犯X之獻身》,那時日劇《神探伽俐略》還未在香港播放。過程中,發現太太也喜歡東野圭吾,她對我以前買下的放在家裏的松本清張作品,也讀得興味盎然,於是我又重拾對日本大眾文學的興趣。在往後的時間,因朋友介紹而看的小說不少,介紹別人看的小說也不少。我們都在跟別人的交往中擴闊自己的閱讀範圍。

Piper在《Book was There》裏面說,「閱讀是擁有深層次非社交性元素的社交方法」(Reading is a technique of socialization with a deeply asocial element)。大學時代第一次談戀愛,嘗試多點認識和了解對方,就涉及討論大家喜歡看什麼書。她喜愛金庸和高陽,我則常看《三國演義》,後來她開始讀《三國演義》,我借了她的三冊《胡雪巖》。她說過,曾幻想在一個周末,二人並排坐着,一起閱讀,過一個寧靜無為的下午。到多年後分手之前,我們都沒有真正的這樣做,最接近的一次,是大學畢業後,在她家裏,進了商界的她為了考金融分析師資格而温習相關課本,讀研究院的我則閱讀哈伯馬斯的《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也的確過了一個下午,只是大家閱讀的東西都太不像樣,這個下午應該不是曾經想像的那回事。

天馬苑商場裏的一間琴行,成為一個社區中心,開放大眾,漂書櫃是這個社區中心最早設立的項目。(黃寶瑩攝)

如果只是交流閱讀經驗和資訊,以及一起閱讀,電子書和實體書可能分別不大。但Piper指出,實體書和電子書的分別,在於它們可以如何被分享。Piper在他的書中用了一章來談分享,他指出,分享和擁有其實並不是對立的。真正的分享包含了捨棄和犧牲,正是因為我先擁有一本書,到我把書送給別人時,我失去了這本書,這分享才有獨特的意義。如果是借給別人,失去只是暫時性的,但對方會有好好保管書本,閱讀後歸還的義務,而還書的必要,也確保了下一次的交往互動。

相比之下,電子文本的「問題」是太容易被複製了,而複製和分享是兩回事:「大家同時可以存取一個檔案,消除了個人在過程中的投入,而這種投入是使分享成為可能的條件。」所以,Piper認為,電子閱讀發展下去,不應該是一味的使所有人可以隨時隨地接觸到所有文本,也要留意稀有性(scarcity)可以如何被創造出來。

這是一篇雜談,談不上有什麼結論。若真的要總結的話,以上討論的,是書籍在悠長的歷史過程中如何演化成和嵌入到各種各樣個人的和群體的文化實踐之中,如果實體書難以被取代,那是因為這些文化實踐的消融和轉化,就算發生,都需要很長時間。

若真的要談跟書籍相關的文化實踐,上文也許只是皮毛。多說一個例子為文章作結。前一兩年,馬傑偉教授預備退休,其中做的一件事,就是將自己辦公室內大部分書籍送出來,研究生喜孜孜的去尋寶。陳韜文教授也做了同樣的事。這種送書行動,大有潛質成為學者退休的禮儀。退休的以送書明志,同時在校園內進行了最後一次大規模知識傳承的工作,拿書的人得到的既是一本免費的書,更重要的是從老師那裏來的一份禮物,一份紀念品。而退休者縱使離開了校園,也因書籍轉移到學生手中,自己在校園的不同角落留下了痕迹。

我當時沒有主動去漂書,免得跟研究生爭奪資源。後來漂書潮過後,偶然在學院研究中心的書櫃中,發現Todd Gitlin的經典著作《Inside Prime Time》竟然沒有被拿走,不知道原本是Eric的抑或是Dr. Chan的。這本書現在橫放於我的辦公室書架上。

如果兩位老師只是有一大堆電子書,那就太沒意思了。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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