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冷戰與香港電影】精通小寶神功的香港電影人
冷戰對香港電影所產生的影響，或許可用這樣一個淺易的道理來說明：沒有冷戰便沒有邵氏，沒有邵氏便沒有TVB（無綫電視），沒有TVB便沒有新浪潮電影，沒有新浪潮電影便沒有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的風光。
很大程度上，冷戰是意識形態之爭。冷戰期間的亞洲，國民黨與共產黨隔海對峙，而當時處於兩大陣營間、有英國殖民地特殊身分的香港，自然成為兩黨的「思想戰場」。早前曾介紹著作《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該書從新亞書院創校史切入，研究冷戰背景下香港教育組織如何在國、共兩黨角力之下生存。教育決定意識形態，對政權發展頗有影響，但其實除了教育，電影也是冷戰期間的政治暗鬥角力場。
這次介紹的《冷戰與香港電影》，從冷戰期間收漁人之利、蓬勃發展的香港電影業切入，討論當時國、共兩黨如何通過電影這個文化工業進行暗戰。本書由香港電影資料館出版，收錄了不同範疇學者的研究作品，透過歷史、社會、文化等方面討論香港電影與冷戰的關係。電影是香港文化的重要一環。可以說，冷戰之中的香港電影史，是從世界視野重寫香港歷史的一個重要進路。
從電檢制度看港英政府對華立場
本書所收錄的文章，都有不同研究角度，例如有的文章從影評入手，探討影評裏的政治──左派電影人以評論推廣左翼電影，右派影評人則為香港引進西方現代電影思潮。也有文章從港英政府設立的電檢制度，分析當時殖民地政府的電影政治審查政策，從而梳理港英政府的對華立場。
1950年代初期，港英政府忌諱共產思想在港滲透，是以港府嚴格審查來自中國大陸、傳揚共產思想的電影，且會禁止電影之中出現政黨領導人、政治集會、國旗等元素──不論是中國抑或台灣的政治符號（國歌、國旗），在港一律被禁。需要補充的是，即使是西方電影，只要題材與反殖有關，也會被禁。
不過，自1960、1970年代起，殖民地政府開始改變態度。當時港英政府發現，左派電影在港影響力其實有限，加上1967年發生左派暴動之後，港英政府不想進一步刺激左派，於是殖民地政府的策略，從打壓中國大陸電影，轉而禁播有機會「惹怒中國」的電影，例如刻劃中國文化大革命黑暗面的電影、荷里活製作以反共為題的電影，都被禁播。
電影界的國共對峙：「長鳳新」對「自由總會」
當時香港有3間主要的左派電影公司，分別是長城、鳳凰與新聯，通常被合稱為「長鳳新」。這些電影公司在香港扮演中共面向世界的窗口角色。左派電影人盧敦曾說：
解放後，中國被全世界帝國包圍，唯一缺口就是香港，所以要在香港搞電影，用這個渠道將要說的話說出來。
至於台灣，為了爭取香港電影界與電影人支持國民黨政權，以及對中國進行「反統戰」工作，台灣成立了被稱為「自由總會」的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假若香港製作的電影要到台灣上映，或片商要到台灣拍電影，不只是片商，就連導演、編劇、演員，甚至攝影師等所有有份製作電影的人，都必須先加入自由總會，否則電影將不能通過審查。
自由總會為對中國進行「反統戰」，不斷策反左翼影人投身右翼陣營，且亦非常支持香港影業，不過條件是，總會會要求香港電影人明確反共。由於1960年代起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香港電影無法進入中國，電影人因而需要看重台灣市場。假如有藝人到中國參演，但又同時希望保住到台灣發展的機會，他們必須向自由總會遞交悔過書，以表明北上並非自願、重申其「反共愛國」立場。
既非左、亦非右的中間派電影人
正如上文所言，「沒有冷戰便沒有邵氏，沒有邵氏就......」邵逸夫自然是香港電影界的其中一位靈魂人物。邵逸夫創立的邵氏電影公司，是自由總會的成員，但不能簡單將之歸類為右翼電影公司，原因是當年邵氏與左翼勢力也有緊密連繫與合作。
上文提及的「長鳳新」中的長城電影，有不少作品賣給邵氏發行，因為邵氏除台港電影製作外，它在南洋亦擁有眾多電影院線，令邵氏與左派電影公司之間能有互利關係：左派電影公司提供固定片源；院線令左派電影公司得以面向世界。
此外，邵逸夫本人，其實也是最早與中共建立關係的香港電影界人物。19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後，無綫電視首次在中國拍攝《歡樂今宵》特輯，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曾言，無綫電視有派副總經理接觸新華社宣傳部，邀請該部部長參觀無綫電視台，也因此，新華社曾多次協助邵逸夫訪問中國。不過，對於無綫與中共的關係，台灣方面並無太大反應。事實上，影人從左派投向右派，或從右靠左，再重回右派，其實只需要一紙悔過書以表明「反共愛國」立場，故此當時曾有台灣評論人批評：
加入自由總會的，雖左派也變成右派，而加入了自由總會的右派，也可以隨時變了左派，這個會真的名副其實自由。
小寶神功傳人：邵逸夫與李光耀
近代香港電影史，實際上是香港社會發展的縮影。一方面，港英政府的電檢政策，符合了其一貫殖民地管治方針──禁止任何有機會引發叛亂和影響香港意識形態的電影，目的是為保香港中立立場、防止香港捲入國共政治爭鬥，同時藉令香港變得「去歷史化、非政治化及商業化」、「遏止被殖民者的歷史覺醒和政治參與」。
另一方面，可以說，邵逸夫是當年香港成功故事的一個縮影。在政治敏感的冷戰期間，邵逸夫仍能如金庸筆下的韋小寶，在左右之間的夾縫游刃，建構自己的王國、遊戲乃至香港的國際軟實力。論及韋小寶與香港故事的關係，沈旭暉曾在今年受訪時說：
香港的問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不是一個人可以改變的——這就是《鹿鼎記》最後的道理：武俠世界搞了那麼久，什麼武林高手，搞了一大輪也改變不到世界，只有一個韋小寶，不學無術，卻時時在複雜的勢力中得以遊走，武功再高的人也未必有他的能耐。其實韋小寶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套制度。如果把這個制度放在當今的社會，很好，不然就算選一個東方不敗做特首也無法治理香港。
令人感慨的是，當下很多港人眼中的成功管治楷模新加坡，一路走來，其實也是靠小寶神功。沈旭暉在另一篇文章寫道：
正如韋小寶在每個勢力內部都有結拜兄弟一類支持，李光耀也很刻意結交不同陣營的貴人，在美英兩岸之間遊走之餘，更有意料之外的強援以色列。當時李光耀留意到以色列軍隊在中東戰爭戰績輝煌，就邀請以色列軍人喬裝成墨西哥人，秘密培訓新加坡軍隊，並以台灣為訓練基地，而瞞過對以色列敵意甚深的眾多伊斯蘭鄰國，和韋小寶借助明朝公主、神龍教高手等保護在清軍的自己，如出一轍。李光耀一手促成兩岸汪辜會談，韋小寶也成為中俄兩國共同信任的中間人，這些不但是難以複製的社會資本，更是獨一無二的軟實力。
現在很多人認為，星港在分道揚鑣，差異之一，大概就是時移勢易，香港的小寶神功正在消散。
抽離一點看，其實冷戰時期，美蘇的敵我關係也不如一般人想像中強烈。研究世界體系的學者Immanuel Wallerstein在文集《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的導論說：
對東歐來說，蘇聯實際上是附屬於美國的帝國主義力量。
抱持二分對立世界觀，對閱讀世情終究幫助不大。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