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偽證者.影評】捍衛歷史真相 肩負道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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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沒有死過人」、「七警沒有傷過曾健超」,當你義正詞嚴指摘這些言論歪曲事實時,卻反遭誣告,你能不感到荒謬乎?若你看過《消失的檔案》,大抵不難明白,部分左派如何刻意淡化「六七暴動」,甚至企圖篡改史實。但是指鹿為馬之事,在西方國家中也屢見不鮮。

觀看最近上映的《時代偽證者》(Denial),絕對能教天天面對是非黑白完全顛倒的香港人,有着深厚共鳴。

《時代偽證者》劇照

本片取材真實事件,並以研究大屠殺的美籍猶太裔歷史學者狄波拉.戴伯爾(麗素慧絲飾)所著的《History on Trial:My Day in Court with a Holocaust Denier》一書為根據。其內容講述戴伯爾和企鵝出版社,被專門研究納粹與希特拉的歷史作家大衛艾榮(提摩西史波飾)控告誹謗。原因是他不滿戴伯爾在其1993年出版的著作《Denying the Holocaust: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中將他評為「極右派」與「大屠殺否定者」(Holocaust denier),使他多番被出版社婉拒,蒙受經濟與聲譽損失。一向不願跟那些否定者泥漿摔角說理的戴伯爾,遂決定遠赴英倫與艾榮對簿公堂。可是,英美兩地對文字誹謗(Libel)有不同控辯程序。在英國,辯方必須提呈證明自身無罪的證據;美國則恰好相反。在英國提出訴訟固然是艾榮的詭計,既請戴伯爾入甕,同時令他得到更多在媒體曝光的機會。同時,基於艾榮選擇自辯,為免他借案件伺機宣揚納粹言論,戴伯爾的律師團隊要求她上庭時保持緘默,且不能讓大屠殺倖存者出庭作供。因律師團隊決定以「真實抗辯」,更要找出證據證明戴伯爾的言論是大體屬實(substantially true),故此,她和律師團隊不止是為求自保辯護,他們還須找出大屠殺如實存在過的證據。

單就電影故事選材層面來說,我委實很難明白為何有本地影評人稱此片「小題大做」,批評大屠殺在西方社會經常受重視,而此片卻未有高舉言論自由云云。這無疑是對一部誠意可嘉之作十分不公允的說法。我明白,可能絕大部分人會理所當然地認為大屠殺是不容爭議的事實;但這齣電影在在告訴/誡觀眾,一段離我們不怎麼遠的歷史如此脆弱,如此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改寫。尤其在這個保守勢力愈趨頑固的年頭,《時》片不僅要捍衛歷史真相,還肩負起一種道德責任。借用梁文道在《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一文裏的一句話:「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梁談的雖是「六四」,卻完全適用於《時》片。無論是本片的製作班底,還是現實中的戴伯爾和律師團隊都堅守着道德底線——既是對大眾的警世提示,也讓下一代對歷史傳承有更確切了解。

當然,光靠一份誠意也不一定成就出一部佳作,我們還須深入探討戲中不同細節,方能理解戲中更豐富、複雜的層次和意義。單就英文片名Denial已是語帶多關——表面上是像艾榮這類大屠殺否定者的行為;也是戴伯爾與律師團隊對艾榮的言論的抵抗;更細緻的一點,一如導演麥克積遜所言,Denial一詞也指涉着戴伯爾的自我克制(Self-denial)。

先談談戲中較為顯著的層次,也就是「言論自由vs歷史真實」這個惹人爭論的命題。為本片操刀劇本的David Hare替《History on Trial》寫序時,便明言:「即使你有權利發表納粹反猶言論,我同時亦有權利戳破你的謊言。」是以,若說電影限制了言論自由,無疑是自打嘴巴,因為控辯雙方都有行使他們的言論自由,而且是雙方各自的批評和指控都是在公平的基礎下進行。明乎此,電影的重點不僅要說明艾榮濫用言論自由;更可貴的,是電影突顯了一種因不忿而作出批評、質問和控訴的民主精神和態度。

沒錯,任何人都有言論自由,但決不代表每個言論都是對等的。有事實根據的言論總比臆測、推想更可取。正如David Hare所說,為令否定者們都無法質疑本片,他決定所有法庭戲份均一字不改,圖以真實說服大眾。但更教我佩服的,就是在忠於真實的前提下,到底創作者要在原素材下了多少工夫,才能抓緊整個戲劇的重心呢?不難想像,若將每場法庭戲巨細無遺地拍下,定必冗長納悶。但是電影很巧妙地將重心多次落在戴伯爾的代言人——大律師理察蘭頓(湯韋堅遜飾)身上,並含蓄地透過他每次出庭的變化營造戲劇效果。由起初略帶戰戰兢兢的心情到最後一次在庭上疾言厲聲質問艾榮,每句話不但切中要害(如他著作的德文翻譯斷章取義),也使原本真實的對白能重新演繹,為電影注入一種有節有理的說服力。最後,蘭頓不恥與艾榮握手,甚至不跟他有眼神交流——這臨近尾聲的輕巧一筆,卻讓我們能完全認同,蘭頓是一個擁有錚錚風骨的好人。

至於戴伯爾(甚至整個律師團體)的自我克制,亦很透徹地展現戲中的另一重要命題「理智vs情感」。表面上電影很着意表現司法機制只視成敗得失,充滿計算和考慮的一面,如律師們可決定誰出庭作供,甚至無視受害者的傷痛。然而,艾榮的邏輯就是要譁眾取寵,只要對方拿不出納粹在奧斯威辛以毒氣室殺害猶太人的證據,整場大屠殺的真確性便如骨牌倒下。要對應艾榮這招轉移視線的伎倆,團隊再三叮囑戴伯爾別被情緒沖昏頭腦,強調慎言之重要。從這點看來,那份自我克制要我們及戲中眾多人物,從一場個人榮辱、利益之爭解放出來,並把這宗訴訟視為眾人之事。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年僅23歲的法律助理。她剛畢業便要跟進人生首宗官司。在結案陳詞前的一個晚上,她的男友在抱怨,說猶太人不斷舊調重彈令人煩厭。戴伯爾的那份重擔,甚至千千萬萬猶太倖存者的遭遇,彷彿壓到她的頭上。誠如戲中所說,整個律師團隊所作的一切,就是戴伯爾把良心交託給他們。

值得一提,本片投資公司之一Participant Media,曾投資《騙地謊言》(Promised Land)、《焦點追擊》(Spotlight)及快將上映的《流亡詩人聶魯達》(Neruda)。該公司更以「創作啟發社會改變的娛樂作品」為大原則,實在是現今荷里活難得的製作投資公司。是以,我觀看《時》片無不想到《焦點追擊》,兩片均重申彰顯公義必須要有耐性,以及專業的重要性——記者和律師均是為人發聲的職業,而且能助人抵抗不公的強權。

《時代偽證者》巧妙將重心多次落在大律師理察蘭頓身上,並含蓄地透過他每次出庭的變化營造戲劇效果。

電影的另一優點是沒有把這些伸張正義律師刻意描繪為英雄。於此,David Hare亦談到荷里活電影不時歌頌個人,往往忽略了事情的真實性。這傳統可追溯至占士史釗域、亨利方達參演的部分經典電影,而近一點則有蘇德堡的《伊人當自強》(Erin Brockovich)。說到這裏,電影可說是毫無保留地肯定了個人要在適當時作一點屈服、協調,發揮以大局為重的互信精神。一再重申,個人英雄主義還是不如一場漂亮的集體勝利。

最後我想強調,電影並非小題大做的最大原因,是它很成功地與大部分「反戰電影」區別起來。《時》片毋須血肉橫飛的戰事、屠殺畫面,已言簡意賅地表露戰爭的遺禍和創傷。舉兩個例:一,是奧斯威辛隨行領導的波蘭教授,脫下冷帽再戴上猶太小帽子基帕(Kipa),與戴伯爾同哀悼罹難逝者的一刻。這小巧動作舉重若輕地連結着個人與民族身份、歷史記憶與戰爭創傷的關係;二,是蘭頓再三質問到艾榮,有關毒氣室門上的小窗口——那時,電影給予那些靜默的照片一記特寫,後再對那個小窗口再剪近一點,其後,好像有無數的冤魂從銀幕處奔往安坐席上的我們,像是要纏繞着我們,又像是向我們呼救。就那麼的一刻,我們猶如在毒氣室外,眼睜睜看着他們一個一個猶太人被屠殺。即使戴伯爾贏了場官司,電影的最後一個鏡頭,仍是回到奧斯威辛的集中營遺址,而攝影機則徐徐推移向一片黑壓壓的瓦礫。上述這一切,我認為比很多戰爭場面,都更有力賦予觀眾想像的空間,讓我們去思考戰爭與自身、當下的關係。

寫着寫着,我又再想到《消失的檔案》所談的六七,想到現今香港政治氛圍跟《時》片講述的是何其相似的命運。但看畢《時》片,或許我們都應像戴伯爾和她的律師團隊一樣,切勿因「言論自由」而姑息養奸。記憶若不守護,有朝一日便會灰飛煙滅,甚至徹頭徹尾地變成一段面目全非的歷史。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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