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史上，「留學」是單向流動，由東向西。中華學子寒窗苦讀，一有機會便背起行囊負笈西方大學，因為那裏有更好的老師、更尖端的知識、更美好的將來。 但今天歷史變了。東升西降不可逆轉背後的動力，是中國大學的科技創新不但迎頭趕上，更在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等前沿學科，實現超前，而這個超前還不斷加速。於是歷史開啟了新章：全球學生欲踞時代尖端，需考慮「由西向東」的留學。

楊志剛專欄｜揚言自得

中國現代史上「留學西方」給人憧憬的高度，不是西方大學本身的聲望能夠解釋，更重要的原因是留學生本身的光輝。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因革命而被斬首的女革命家、「秋風秋雨愁煞人」的秋瑾，是留學生。以紙船寄母親的冰心，是留學生。「你是人間的四月天」、設計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才女林徽因，是留學生；「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狂追林徽因而不果的詩人情聖徐志摩，是留學生。以《阿Q正傳》和《狂人日記》成為現代中國文學奠基者的魯迅，是留學生。寫《荷塘月色》和《背影》而列入百年語文教材的朱自清，是留學生。《黃河大合唱》的作曲家冼星海，是留學生。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錢學森等科學家，是留學生。因為他們，窮兵黷武的美國才不斷重複「不想和中國開戰」。周恩來、鄧小平，是留學生。是這些留學生的偉大，不是西方大學的優秀，使「留學西方」成為中華學子的無限嚮往。

偉大的留學生還有很多，如中國有史以來大學校長第一人蔡元培。他是晚清進士，出洋留學後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奠基者。而在香港，八大院校的歷任校長幾乎都是留學生。但他們是近代的留學生，與早一輩留學生不同。早一輩的偉人為「留學生」這個稱號添上神聖的光環。近代的留學生，帶着「留學生」的光環回來，出任本港大學要職，是這項高貴稱號的獲益者，不是貢獻者。

香港從地理歷史和政治上屬東，文化和思想上融會東西，學術上偏西。這些條件使本港大學有能力成為西方學生東來留學的集體嚮往。但我們拋出全費獎學金去西方招生，依然不成氣候。

不要說吸引西方學生，連對本地學生的培育也成疑。本港學生考入本港大學時是世界一流，畢業後是世界三流。這有數據支持：全球最權威的國際學能測驗「PISA」試中，本港中學生的成績長期高踞前列。但他們大學畢業後卻只成為「保持社會現狀」的三流力量。殖民地時期高等教育的成效，至今未變。

反觀西方大學，香港的三流學生，入讀美國的二流大學，畢業後成為一流的學者，這些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浸會大學前校長錢大康教授讀中學時，主要科目幾乎「滿堂紅」，入讀本港大學的機會是零，於是遠走高飛，卻在美國飛出了成績，成為第一代人工智能「視像識別」的科學家，曾任職美國太空總署，並獲美國列根總統頒發「青年科學家獎」，是貨真價實的一流學者。我在此「揭發」錢校長的「紅底」，並非挖他之短，而是他自己在公開演講中以他的「紅底」履歷來激勵學生。

中美博弈，美國對中國學者和留學生的不斷打壓，非一時之舉，而是會持續的大趨勢。本港大學第一時間表示：歡迎哈佛學生來就讀。這是「香港仔」式的小聰明，值得點讚。但大學更需要的是以大智慧作出改革。對學生來說，最重要的是課程配置改革。

東升西降大趨勢的「東升」，是因為早在1978年「改革開放」時鄧小平便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條路線至今不改。今天國家提出的「新質生產力」是其延續。國內大學每年培育出來約一千萬畢業生中，達52%是理工科畢業生。他們以科技興國，波瀾壯闊。

「西降」是因為美國大學最吃香、最多學生修讀的是商學院和金融。同一職級的教授，商學院尤其是金融系教授的薪酬，遠高於理工科的教授。商學院的排頭場面身光頸靚，學生趨之若鶩。於是今天美國大學「第一生產力」畢業生佔比已下降到約25%。百分比不及中國一半，絕對數字不及中國六分之一。東升西降還能逆轉？

理工科產生了電子工業、生物科技產業、信息和互聯網時代、數字產業、人工智能產業。金融商學和特朗普歡迎中國學生去修讀的莎士比亞，產生了什麼產業？數十年下來，美國金融霸權的「優勢」，掏空了美國「第一生產力」的人才鍊。

香港高等教育偏西，學科配置和美國差不多，八大院校學士畢業生只有28%是理工科。而「非產業類」的學科，卻陣容鼎盛， 例如1.5%本科畢業生是社會工作系，2%是新聞傳播系，這些數字遠超國際平均與及本地需求。

社工系和新聞系學生都是志存高遠，明知畢業後薪酬遠低於工商管理和金融系畢的同學，但他們依然一片熱忱，淡薄名利，值得敬佩。但香港也需務實：社工提供兜底保障，不會帶領群體脫貧，是保持現狀的力量。脫貧靠的是生產、創富、創造機會。中國使八億人脫貧，靠的不是培訓社工大軍，而是靠「第一產生產力」畢業生的建設和創造。國內大學社工系畢業生的佔比，不及香港的八分之一。

當然，就算把香港院校社工學位佔比增加一倍，招生也會滿額，因為一流學生面對三流的學科配置，冇得揀，這是學科配置制度下的「被迫選擇」。如果適度削減社工學額，改為新質生產力科目如「人工智能教育」或「智能影像藝術」，學生定必蜂擁報讀。這兩門新興學科，並非我「隨口噏」出來的，而是國內大學今年官式公布的新增學科。 內地高校每年新增數十門新學科，刪減過時的學科，緊貼時代尖端，創造機會，燃點青年壯志。反觀香港，回歸已久，但高校的學科配置依然凍結在殖民地時代模式，配合當時「維持現狀」的管治需要。教育局和教資會以及八大院校，從未曾以新時代的全局眼光作出系統性的全面檢討。

原因有二：教育局和教資會明知改革定必會有反彈，故此以「院校自主」為藉口，以「不作為」來避雷。大學決策層同樣不敢改革課程配置，以免社工和新聞系和莎士比亞等老師和學生聯手衝擊校長室。

大學真的難以改革？香港公開大學原本就是「函授」課程的學院。2010年代中期，該大學財政困難、招生困難，教學困頓，人才錢財教材皆困，遑論什麼學術研究貢獻。於是披荊斬棘，改革創新，數年之間革新課程、設研究院、擴建校舍、拓展生源，不但轉虧為盈，更能夠破天荒給全校教職員發放「年終花紅」，是全港大學史無前例的「創舉」。在師生一心、銳意革新下，數年間「遙距大學」成功轉型為綜合型大學，然後修改法例，正名為「都會大學」。今天都會大學是實打實的全日制綜合型應用科學大學。八大院校的每名本科生每年獲政府資助約20萬元，都會大學只有少數學生稍獲資助，但畢業生質素直追八大院校。如此成績，誰說大學難以改革？這位香港高等院校改革者，是黃玉山校長。

香港高等教育正身處歷史的十字街頭。進行改革，便可以高踞「東升」的尖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安於現狀，便會淪為「西降」的的尾巴、辜負本港的一流學生。八大校長，是選擇躺平在歷史的十字街頭，還是承傳早一輩「留學生」的偉大，在歷史的十字街頭，認定方向，然後披荊斬棘前進？

作者楊志剛，是香港浸會大學前協理副校長、中文大學前專業應用教授。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