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等教育近年來在國際排名上捷報頻傳，五所大學穩居全球百強，教育與教育研究領域甚至包攬全球前三甲，超越了牛津、倫敦大學學院（UCL）等傳統名校。表面上看，香港高等教育風光無限，儼然已成為「國際教育樞紐」。然而，當我們從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角度審視，便會發現一個令人憂慮的現實：香港高等教育與本地產業需求嚴重脫節，培養的人才無法滿足關鍵行業需求，傳統優勢產業如建築、法律、會計等領域，正面臨「人才斷層危機」。

胡恩威專欄｜奇妙的揭發者

排名驅動發展畸形：
走不出「指標陷阱」

香港高等教育近年來的發展軌跡呈現出明顯的排名導向特徵，各大院校將大量資源投入能夠快速提升國際排名的領域，形成了一種「為排名而辦學」的畸形發展模式。這種模式雖然短期內提升了香港高校的國際能見度，卻嚴重偏離了高等教育服務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使命。

資源錯配導致奇怪現象

為了實現排名躍升，香港高校不惜重金在全球範圍內招募「高被引學者」，這些學者往往專長於能夠快速產出高影響力論文的領域。根據政府數據，香港政府在2025年至2028年這三年期內向大學提供的整體補助金中，約78%用於支援教學用途，而研究經費則高度集中在能夠提升排名的研究領域。這種資源配置導致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一方面，香港高校在「教職員論文引用率」方面表現突出，香港城市大學在這項指標甚至位居全球第二；另一方面，這些研究成果的產業轉化率卻極低，形成了學術與產業之間的「最後一公里鴻溝」。

香港科技大學的案例頗具代表性。該校在科學數據分析及人工智能學科排名全球第17位，吸引了包括5名哈佛學生在內的國際頂尖人才前來攻讀研究生。然而，這些高端人才畢業後大多選擇離開香港，或進入其他國際學術機構，而非留在香港參與本地產業發展。香港高校已成為全球學術人才的「中轉站」而非「培養基地」，這與建設「國際教育樞紐」的初衷背道而馳。

國際指標掩蓋深層問題

在追逐排名的過程中，香港高校普遍忽視了教學質量這一高等教育的核心職能。為了騰出更多資源投入研究，許多高校採取了「重研輕教」的策略：減少資深教授授課時數，增加臨時講師和研究生助教的比例；擴大班級規模，簡化課程評估流程，降低要求。雖然在國際排名上表現出色，但在實際人才培養方面卻未能建立起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香港高校在國際排名中的優異表現，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際化指標」的突出表現。根據剛剛出爐的2025-2026年度QS世界大學排名的數據，香港在「國際教職員比例」指標獲得98.8分，遠超全球平均的36.3分，有6所大學躋身全球前50名；在「國際學生比例」指標取得94.7分，也遠超全球平均的33.3分。這些數據表面上看令人振奮，但實際上掩蓋了深層次問題。

首先，香港的「國際學生」絕大多數來自內地，真正的多元化國際學生比例仍然偏低。其次，這些國際學生畢業後留港發展的比例極低——2021年，通過IANG簽證（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成為香港永居的人數只有3,449人，這意味着香港高校培養的國際人才很少真正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最後，過度追求國際化的代價是忽視了本地學生的培養質量，導致香港本土人才供應不足。

香港高等教育的排名驅動模式已經陷入了一個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為了維持和提升排名，不得不繼續加大論文式研究投入；研究投入增加導致教學資源進一步被擠佔；教學質量下降又使得培養出的人才難以滿足現實需求。若要打破這一循環，需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香港高等教育的定位與使命。

產業人才斷層嚴重：
適配性危機凸顯

香港傳統優勢產業正面臨嚴峻的人才危機，建築、法律、會計等專業領域出現明顯的人才斷層現象。這種斷層並非由於缺乏高等教育機構或學生數量不足，而是源於高等教育產出與產業需求之間的結構性錯配。當我們將目光從光鮮的國際排名轉向實際的人才供需關係時，香港高等教育的產業適配性危機便顯露無遺。

香港建築師學會近年多次警告，本地建築行業面臨嚴重人才短缺，特別是具備綜合項目管理能力和創新設計思維的中高級人才。類似情況也出現在法律界——香港律師會2024年的報告指出，本地培養的法律畢業生在實務能力上與行業期望存在明顯差距，許多律師事務所不得不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再培訓。會計行業的情況更為嚴峻，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香港辦事處的新入職員工中，超過40%來自內地或海外院校，反映出本地會計教育未能滿足行業需求。

傳統專業領域缺人才

這種人才斷層的根源在於香港高等教育的課程設置與教學內容方面嚴重滯後於社會發展。以建築教育為例，香港大學的建築學課程仍然延續着20年前的模式，忽視了建築信息模型(BIM)、可持續建築技術、智能建造等前沿領域的實踐訓練。在法律教育方面，香港高校的法學院熱衷於培養國際商法專家，卻忽視了本地法律實務、調解仲裁等迫切需要的專業領域。

香港高校在科研投入和產出方面表現優異——根據政府數據，研究資助局設有20多個研究基金和獎學金計劃，每年資助超過1,500個新研究項目。在2025-2026年度QS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院校在科研影響力指標上表現突出。然而，這些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率卻令人失望，未能有效推動香港產業升級。

科研成果轉化率低下

香港過度教育現象的研究顯示，不同行業的過度教育發生率與其對GDP貢獻比率之間存在顯着的U形關聯——即在增長較緩慢和較快速的行業中，過度教育發生率顯著較高。這一發現表明，香港高等教育並非簡單的「教育供應過量」問題，而更多是一個「教育需求」錯配問題。高校培養的人才類型與產業實際需求之間存在系統性偏差，導致一方面某些領域人才過剩，另一方面關鍵領域人才短缺。

以創新科技產業為例，儘管香港政府將創科作為重點發展領域，投入大量資源支持高校科研，但香港的創科產業發展仍然步履維艱。問題不在於缺乏科研成果，而在於缺乏能夠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商業價值的跨界人才（既懂技術又懂市場），既了解研發規律又熟悉產業需求的復合型人才。香港高校的培養模式過於專業化，缺乏跨學科、應用型的教育設計，難以產出這類產業急需的人才。

與產業發展完全脫節

香港高等教育與產業脫節的一個根本原因是產業精英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缺位。與內地深圳、杭州等城市相比，香港高校的課程設計、人才培養方案制定過程中，產業界的參與度和話語權嚴重不足。校董會、學術委員會等決策機構中，產業代表比例偏低；課程評審和學科評估也主要由學術同行主導，缺乏產業視角。

這種體制缺陷導致香港高校形成了一種自我參照內卷的發展模式——更多地關注如何滿足排名指標和學術同行的評價，而非響應產業實際需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本應為香港高等教育提供與產業深度融合的機遇，但實際情況卻令人失望。香港與大灣區的教育合作中，只停留在「建校舍」的物理資源整合層面，而且較多直接複製香港本校課程，與內地產業連結較弱，市場化營收佔比較低。這種流於表面的合作模式，無法真正解決香港高等教育與產業脫節的核心問題。

香港高等教育的產業適配性危機已經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實質性影響。當傳統優勢產業因人才斷層而萎縮，新興產業又因人才短缺而難以發展時，香港經濟的競爭力基礎正在被逐漸侵蝕。這一問題在房地產、金融等傳統支柱產業下滑的背景下顯得尤為緊迫。高等教育作為人才培養的主渠道，必須承擔起改革責任，重新校准發展方向，真正服務於香港產業發展的需要。

教育服務化陷阱：
學生消費者主義盛行

香港高等教育在產業化進程中逐漸滑向一種危險的服務化模式——將教育視為一種服務產品，將學生視為消費者，各大院校為爭奪「客戶」（學生）而各出奇謀，卻忽視了教育的本質使命。這種「學生消費者主義」的盛行，進一步加劇了高等教育與產業需求的脫節，導致人才培養質量的系統性下降。

在香港高等教育市場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扭曲的供求關係；院校為吸引更多學生（及其帶來的學費收入和政府資助），不得不迎合學生的短期偏好而非長期發展需要；學生作為「付費客戶」，傾向於選擇輕鬆、有趣、容易畢業的課程，而非那些挑戰性強但對職業發展至關重要的課程。

一個典型表現是香港高校普遍存在的「分數膨脹」現象。為了提升學生滿意度和保持招生競爭力，許多課程降低了學術標準，提高了分數分布。結果是畢業生平均成績逐年上升，實際能力卻停滯不前甚至下降。僱主調查顯示，近年來香港大學畢業生的批判性思維，問題解決能力和職業道德等方面均有明顯退步，這些恰恰是產業界最為看重的核心素質。

香港教育產業化的經濟收益也令人失望。儘管來港留學的非本地生佔比近三成，與澳洲相同且高於英國，但截至2022年，整體教育服務收益僅佔本地生產總值的1.3%，遠低於美國的5.2%、英國的6.0%及澳洲的4.7%。這表明香港的高等教育產業化模式效率低下，未能像其他教育樞紐那樣創造顯著的經濟價值。

教育商業化負面效應顯著

當教育被視為一種商業服務時，院校的決策邏輯不可避免地傾向於短期利益最大化而非長期價值創造。這種商業化思維表現在多個方面：熱門專業過度擴張（如商科、傳媒），冷門但對產業至關重要的專業（如工程、哲學文學 科技）逐漸萎縮；課程設計追求「賣點」而非深度；教學評估側重學生滿意度而非實際學習成效。

香港需要認識到，教育的本質不是服務，而是人力資本投資；不是滿足消費者的即時需求，而是培養未來社會所需的合格公民和專業人才。只有回歸這一本質，香港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支撐起產業發展的需要，避免在排名幻象和服務化陷阱中越陷越深。

面對排名幻象、產業脫節和服務化陷阱的多重挑戰，香港高等教育亟需一場根本性改革，重新校准發展方向，回歸教育本質。這種改革不是對國際化排名的全盤否定，而是要在保持國際競爭力的同時，更加註重高等教育對產業發展的實際貢獻，走出一條「中庸之道」——既重視學術聲譽，又關注產業需求；既保持國際視野，又扎根本地實際。

香港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建立一套更加平衡多元的評價體系，超越單一的排名導向。這套體系應當同時關注學術卓越性、產業相關性、教學質量和學生發展等多個維度，引導高校全方位發展。

必須建立平衡多元評價體系

具體而言，政府在對高校進行評估和資源分配時，應當降低國際排名指標的權重，增加以下方面的考量：畢業生就業質量（包括專業相關度、起薪水平、晉升速度等）；產學研合作項目的數量和質量；課程與產業需求的契合度；僱主滿意度調查結果等。同時，應當鼓勵高校發展特色領域，而非盲目追求全面的排名提升。例如，香港的建築工程、金融服務、法律仲裁等傳統優勢領域，應當成為相關學科重點發展的方向，而非一味追隨國際學術熱點。

香港高校需要實現「雙重超越」：一方面「超越排名思維，深耕特色與國家需求」；另一方面「超越地域局限，強化樞紐輻射功能」。只有當香港高校能夠在保持國際競爭力的同時，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才能真正實現其戰略價值。解決人才供需錯配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深化產業參與，構建高校與企業的共生生態。這種參與不應停留在表面的咨詢或捐贈層面，而應深入到課程設計、人才培養、科研合作等核心環節。

香港可以借鑒德國「雙元制」教育模式的經驗，在工程、應用科學等領域推行「校企雙導師」制度，讓學生同時接受學術教育和產業訓練。高校應當設立由產業精英組成的專業顧問委員會，直接參與課程評審和人才培養方案制定。同時，應當大幅增加實踐學分在學位要求中的比重，規定學生必須完成一定時間的產業實習或項目實踐才能畢業。

在科研方面，應當調整資助政策，鼓勵面向應用的研究。政府可以通過「配對基金」等方式，激勵企業投資高校科研；設立專門的成果轉化基金，支持有產業化潛力的研究項目；完善知識產權歸屬和利益分配機制，消除產學研合作的制度障礙。香港正在推行的「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和「產學研1+計劃」是積極嘗試，但需要進一步擴大規模和深度。

亟待徹底重塑教育價值鏈

香港高等教育需要徹底重塑其教育價值鏈，將職業發展置於核心位置。這意味着從招生選拔到課程設計，從教學方法到畢業要求，各個環節都應當以培養學生職業能力為導向。

在招生環節，應當適當考慮學生的職業潛質和興趣匹配度，而非僅僅依賴學術成績。在課程設計上，應當引入「反向設計」理念——首先確定畢業生應當具備的職業能力，然後據此設計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在教學過程中，應當廣泛採用案例教學、項目式學習、模擬實踐等主動學習方法，而非單一的講座式授課。

特別重要的是加強實習和實訓環節。讓學生在真實的環境中鍛鍊專業能力。同時，應當擴大校企聯合培養項目，如「三明治課程」（sandwich course），讓學生在學期間有更長時間的產業浸潤。

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孤立進行，需要與產業政策、人才政策、科技政策等形成協同效應。香港政府應當將高等教育發展納入整體產業規劃，形成系統性的支持框架。在資金投入方面，應當改變目前重研究輕教學的傾向。雖然2025-2028三年期教資會為教與學所設的教學發展及語文培訓補助金增至約9.2億元，較2022-2025的三年期增加1億元，但這一增幅仍顯不足。應當進一步增加對教學創新和職業發展的專項投入，支持高校改善教學質量和就業服務。

在人才政策方面，應當完善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就業的機制。目前通過IANG簽證成為香港永居的人數偏低（2021年僅有3,449人），反映出政策吸引力不足。應當為特定產業急需的專業人才提供更快捷的居留路徑，同時加強留學生與本地企業的對接服務。

勇敢改革才能回歸教育本質

在區域合作方面，應當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推動高等教育與產業的跨境融合。香港高校可以與內地企業共建「產業學院」，針對大灣區產業需求定制人才培養方案；發展「雙校區」模式，讓學生在港澳學習理論，在內地企業實踐；共同設立職業資格互認機制，促進人才流動。

香港高等教育正處於一個關鍵轉折點。繼續沿着排名驅動的老路走下去，只會加劇與產業需求的脫節，最終損害香港的長期競爭力；而勇敢改革，回歸教育本質，則有望使高等教育真正成為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戰略支點。

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高校資源和科研實力，這是不可多得的優勢。但這些優勢只有與產業發展緊密結合，才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和競爭力。正如香港教育大學李輝教授所言：「香港高等教育的真正高度，不僅在於全球排名，更在於其服務國家戰略的深度、推動關鍵突破的力度、以及引領國際合作的廣度。」

香港需要的高等教育，不是追求排名虛名的「論文工廠」，而是培養產業棟梁的「人才搖籃」；不是服務學生消費者的「教育超市」，而是支撐經濟發展的「創新引擎」。走出一條既保持國際水準又服務本地需求的中庸之道，香港高等教育才能實現其應有的戰略價值，為香港「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提供堅實的人才和智力支撐。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