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思專欄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於1996年發表鉅著《文明的衝突》，其主題理論是「未來國際衝突的主要根源是不同文明之間的對立」。該書在全球政界引起廣泛討論。那年是香港回歸前夕，論政氣氛熱烈，我記得香港政界包括當時尚未出任特首的董建華先生亦有討論「文明衝突論」。今天，「文明的衝突是否無法避免」這場辯論還在繼續，而一星期前，「全球文明對話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舉行，140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出席。全球多名領導的發言和習近平主席賀信的內容，給我帶來新的啟發：不同文明之間會爆發衝突，還是會互鑑互融，這不應該是一場學術討論或政治辯論，而是一場人類對自己命運和選擇的探討。

政治學的理論，不同自然科學的定論。牛頓的萬有引力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物理定論，人類無法違反。但政治學的理論，雖然有助我們剖析全球政局，但這些理論並不決定人類的命運。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間，會衝突還是能交融，這主導權牢牢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而正因為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論」，我們更加應該努力將文明衝突，化解為文明互融。亨廷頓提出衝突論的時代，是冷戰結束後世界秩序重組的年代。今天，則是人類置身於重新思考如何在多極世界和平共處的十字路口。在這個資訊高速流通、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疊的年代，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匯愈發頻繁；但隨着社交媒體和傳播媒介透過演算法而選擇性地灌輸讀者偏好的內容，使不同國界和不同文化之間的誤解和偏見不斷加深。這正是為何「全球文明對話」成為當代國際議程的重要議題。

習近平主席在7月11日全球文明對話會議發表的賀詞中表示：「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人類站在新的十字路口，迫切需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阻隔，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

而香港作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正是「超越文明阻隔，超越文明衝突」活生生的體現。香港雖然並無出席這場「全球文明對話」部長級會議，但在推動全球文明對話中，香港百多年來卻從沒缺席。因為香港是「文明互融」的最佳演繹者、最佳示範人。

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之地，是文明互融的成功案例。香港在1842年至1997年間受英國管治，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在此碰撞。然而，香港並未因此陷入文化衝突，而是形成了獨特的「中西合璧」身份。

全球沒有地方好像香港這樣多元：佛誕是我們公眾假期，大家一同慶祝；聖誕同樣是我們公眾假期，大家普天同慶。清明和重陽是公眾假期，讓我們祭祖和掃墓；復活節同樣是公眾假期；讓信徒慶祝耶穌復活。元旦我們放假，農曆新年我們又放假，大家多麼開心。香港多元化程度之高，實屬世界獨一無二。

我們這個不到800萬人的社會，有來自100多個國家的企業與人才，既有中式宗祠、觀音寺、道教仙館、佛教寶殿、也有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回教教堂。更重要的，是香港不單是多元文明的「共存」，而且是共存之後進一步的互鑒共融。

在香港所有生活領域，包括港人的衣食住行、唱歌跳舞，文化藝術，都展現出香港人如何將不同文明轉化為創新，把差異變成優勢。這不是「文化中立地帶」，而是文化交流的熔爐。

我們既是漢字社會，但同時廣泛使用英文，然後發展成為中英文同為官方語言；我們有中英雙語法治系統、東西合璧的教育架構、中西醫並行的醫療體系。我有不少同事這頭去中醫診所「把一個平安脈，執兩副藥固本培元湯」；然後轉頭就去西醫診所打一支流感預防針，拿一劑退燒止痛藥。港人中西醫並用，百毒不侵；中西文化共融，繁花盛放。

故此整個香港就是文明共融、文化互鑑的體現。這是我們獨特優勢，讓我們在全球文明對話中發揮關鍵作用。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可以說好中國故事，拆解外界對中國文化、制度的誤解；同時，作為「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也可以用我們獨特身份與制度優勢，成為西方與中國文明的對話橋樑。

參與在北京全球文明對話的140多個國家的政府部長和代表，於會上發表了《北京宣言》。這份宣言公布：「我們呼籲加大各國人民往來，拓展教育⋯⋯智庫、媒體、青年、旅遊、體育、藝術等各領域交流合作，推動地方間友好交往，增進民生相通，深化理解互信。」

香港作為全球文明對話的示範者，以及團結香港基金作為香港領先的智庫，我們自當與特區政府以及不同持份者攜手並肩，做好這項任務。這不單是歷史給予香港的任務，更是未來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要更主動走出去，不但「說好中國故事」，更要傳播好「文明互融」的聲音，讓全球看到一個社會可以既根植中國文明，又與世界接軌；既慶祝佛誕，又慶祝聖誕。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讓香港成全球文明對話的舞台。

作者陳智思是團結香港基金主席。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