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衡量經濟體量和軍事規模的時代即將過去。新的時代會有全新的環境和完全不同的格局、秩序。而這種格局和秩序無法用「東升西降」來概括。在後霸權穩定的「脫序」時代，「巧實力」才能決定世界秩序新的走向。

前蘇聯解體以來，一直有國家在主動供給全球公共產品。而這種供給是自發的符合霸權國家的利益的。基於「霸權穩定論」的邏輯，拿美國這個幾十年來的「一超」舉例，通過全球布局投射軍力以提供諸如「自由貿易」這樣的全球公共產品雖然會讓很多國家「搭便車」，但美方自身的獲益遠高於其他國家，因而無論是從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待，這樣做都是劃得來且很值得。但一旦有其他國家能享受同樣等級的紅利，卻不願一起提供同一級別的全球公共產品時，霸權國就會退縮，就會不再願意單獨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甚至完全隱匿，不願再對外部投入資源。美國的MAGA派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形成、壯大，也為特朗普的當選推波助瀾的。

在霸權國不再願意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而其他國家或重要經濟體又同樣看不到自己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能帶來紅利時，各國的決策者便會對先前的體系和制度產生疑慮，甚至開始加入逆全球化的大潮。這種無序或者「脫序」的狀態並不意味着較強國家已經衰落，或者追趕中的崛起國已經全面超越。它可能僅僅是相對關係的變化，甚至僅僅是感觀和認知的演變。

而在比較已有變量變得困難重重的同時，變量本身也開始變得更為多元化。隨着新的技術與科學發現在爆炸式地增長，經濟、武器、互聯、溝通、健康等多重領域正在迅速叠代，甚至顛覆舊秩序。這導致某一新變量的迅速變化可能會完全抵消傳統變量諸如軍事規模、經濟體量上的優勢。比如經濟金融層面，加密貨幣等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現可能會徹底改變經濟和貨幣規律——當一些國家還在算明面上的GDP的時候，可以被用來兌現價值但未被計入的爆炸式增長的加密貨幣可能已經讓某些實體在財富和生產總值方面完全超越明面上的大國。武器方面，一些國家還在造航母並擴大武器數量和規模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烏克蘭、以色列等國家在戰爭中以無人機突襲的方式，非對稱地迅速改變局部的力量對比。而且，未來在相關方面的突破可能遠遠不止無人機這一個領域，對人工智能、生物科學、新型能源和算力等的結合與運用，可能會讓一些國家的行動出其不意，一戰及全勝，且無需背負使用原子彈等武器後帶來的道德代價。這當然也包括在萬物互聯的時代，對整個互聯網的操控。也就是說，「單向型國家」也存在突然超越乃至擊潰在多個領域非常有建樹的「全面型國家」的可能性。

信息擴散的方式和形態同樣會對未來國家實力的此消彼長產生影響。比如，特朗普在壟斷美國右翼信息渠道時，還可以統治新聞周期，讓一些醜聞對他刀槍不入，照樣贏得重要的選舉。但像愛潑斯坦案這樣的案件，卻可能刺破特朗普的信息壟斷，直接讓他基本盤的選民質疑特朗普究竟是試圖顛覆「深層政府」的人，還是「深層政府」的一部分。在新冠疫情的幾年，我們也已經看到，小小的一個病毒便可以讓全世界停擺，而停擺狀態下，不同國家的處理方式，體系的韌性與適應性，又直接推動了一些國家實力的此消彼長，甚至改變了全球格局。

在後霸權穩定時代，尤其是在新的霸權還未脫穎而出力壓群雄之時，比拼的可能已經不僅僅是軍事和經濟這樣的傳統硬實力，而是同時需要考量誰能更靈活、開放、有韌性、能創新、且適應性強的巧實力。這種實力的培養可能需要既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又能對風險有足夠的認識。具有巧實力的國家需要能夠很好地激活個體、資本及各類要素稟賦及資源的能動性，管得最嚴、抓得最死的國家反倒將很難在這樣的動態博弈中佔得先機。

只有在經歷這一「脫序」期之後，假如某個國家在多個重要指標上都逐漸處於絕對主導地位，才可能形成新的「一超多強」的局面，這個國家才有可能回到「霸權穩定」的邏輯，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同時，借各個領域的主導地位來調控其自身與其他追趕國家之間的差距，在繼續收割紅利的同時，以更穩固的方式避免或減緩權勢轉移的再次到來——畢竟在這一輪除了軍事規模和經濟力量外已經有了成倍的其他支撐指標，來幫助維護新的霸權地位和系統穩定了。

本文作者孫太一是美國克里斯多夫紐波特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