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者：林詠茵

現代國家認同的形成，無法簡化為血緣、語言或地緣的自然延伸；它更多是歷史、文化、法律與共同記憶等多重元素，經由學校、媒體、家庭和公共儀式等渠道，逐步內化為市民的心理歸屬和情感聯繫。而當代愛國教育已不再是單一的政治灌輸或形式主義儀式，而是多元文化社會中，身份認同、社會凝聚、全球競爭力與個人發展的綜合體現。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的發展歷程，更是一個斷裂與重構、爭議與探索交織的時代考驗。

律政思專欄

香港特殊的歷史背景，令本地身份、國家認同與全球身份長期疊加甚至競爭。自九七回歸以來，愛國主義教育在港始終未能順利推進。香港教育政策長期對國家認同建構重視不足，內容策略搖擺不定，加之西方思潮與本地意識等多重因素交織，削弱了愛國主義教育的社會土壤。

自《香港國安法》實施起，圍繞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的討論愈發激烈，這不僅是教育政策的議題，更是身份認同、價值觀建構與政府治理的深層交鋒。隨着特區政府於2024年設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積極推動愛國主義教育，並配合全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在學校、社區、文化機構等多個層面落實相關工作，以及首個港澳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北京揭幕，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正邁入前所未有的新階段。

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的推進不僅僅是形式和內容的調整，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心理重構與文化價值重塑。其核心價值，在於培育願為共同體承擔義務的現代公民，然而，若推行過程過度政治化，或僅以單一價值灌輸，便容易引起市民疑慮，甚至被誤解為「洗腦」，反而損害市民信任，造成反彈與疏離。香港作為中西文化薈萃的國際都市，在推進愛國教育時，必須深入考慮如何在全球視野、本地身份與國家認同的交匯處，設計出切合本地實際情況的教育內容與目標。同時，香港也需要在「信任赤字」與「社會多元」中回應國家發展與社會對凝聚力的訴求，從而探索出一條真正契合自身的愛國教育路徑。

香港愛國教育的歷史縱深與現實困境

受港英時期特殊歷史條件影響，香港的教育長期淡化國家認同，側重公民中立、國際化及實用主義，逐步塑造了「去中國化」並強調個人發展的教育文化，致使社會對中國歷史、文化、現代國家發展缺乏深度認識和建設性思維。回歸後，儘管國家認同的討論開始進入課程，但由於本地教育長期以西方教育理念和價值觀為主導，加之本地主體意識逐步增強，愛國教育的推進仍然相對緩慢。

2012年「反國教事件」反映出市民對政策的信任不足，以及社會對國家認同的多元詮釋。隨着公民社會強烈反彈，相關政策最終撤回，「愛國教育」自此被部分群體標籤為「意識形態灌輸」或「洗腦」，引發公眾對相關議題的高度警惕。2019年社會運動再度凸顯出一代年輕人與國家情感疏離、價值觀分歧與社會共識斷裂的現實。愛國主義教育此時既是國家安全戰略的關鍵舉措，也成為了維護「一國兩制」長治久安的必要手段。

美國：「認知—情感—行動」複合教育模式

美國作為典型的憲政國家與移民社會，其愛國主義教育體現在價值觀體系與教育實踐方式的高度一體化，形成了一套以國家成就與歷史敘事為基礎，以危機意識為動力，以核心價值為指引，以未來責任為導向的「認知—情感—行動」的複合教育模式。

美國愛國主義教育強調形象塑造與國家敘事的互動。在教材和教學實踐中，美國特別重視自建國以來在經濟、科技、軍事、文化等多方面的突出成就。這種對國家「成功經驗」的突出敘述，塑造了學生對「美國優越性」的集體自豪感與信仰，使學生將個人價值與國家榮耀相連結，進而激發對國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通過歷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的敘述，強化國家共同體的意識，培養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歷史教育、國旗國歌儀式、紀念活動、荷里活電影等多元渠道，共同構築出鮮明的美國形象，將「美國精神」「美國夢」等國家敘事深植人心。

除了強調國家成就，美國也十分重視政治意識形態教育。它通過歷史、公民、經濟等多元課程，系統性培養對美國政治制度的認同，強調法治、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價值，並將「美國夢」、「資本主義優越性」、「公民權利與義務」等敘事貫穿始終。這種敘事並非偶然，而是長期國家治理與價值體系建構的結果。

美國學校和大學也普遍強化「危機感」與「競爭」的培養，教育學生認識到國家地位、利益和權威隨時面臨外部挑戰。這種憂患意識既源於美國歷史（如冷戰、反恐等），也面向未來全球競爭格局，意在培養學生時刻保持對國家發展的憂思與責任感。「9·11」事件後，整個社會強化了「一致對外」的國家意識，學校教育中更是強調新一代公民對國家安全、科技競爭與社會發展的責任。這種導向不僅體現在知識傳授，更要求學生將所學內化於行動，強調創新精神、科學素養與公民行動力的實踐，讓愛國主義成為個人成長與國家進步的動力來源。

美國愛國主義教育還將這些核心價值和國家敘事真正落實於多元且具體的社會實踐場域。學校定期組織學生參觀體驗美國全國性的愛國主義基地，如華盛頓的國家廣場、自由鐘、各州的戰爭紀念館、軍人墓園、總統故居、歷史遺址等，將「歷史的現場」轉化為身份認同的課堂。公共空間、童軍、各類公民社團、軍事夏令營、志愿活動等，都是愛國教育的重要載體。這些社會實踐不僅補充了課堂知識，更強化了學生的親身體驗與社會參與，使愛國主義成為生活化實踐，進一步鞏固了國民的國家認同和社會凝聚力。

新加坡：國家危機意識結合東方傳統價值

新加坡愛國主義教育特點體現於對國家危機意識與責任感的強化、東方傳統價值的現代應用，多元身份的整合、以及全方位的制度保障。作為一個多族群、多語言、多宗教的移民型國家，新加坡自建國以來始終面臨國家認同與社會凝聚力的雙重挑戰。面對國土狹小、資源有限、區域安全環境複雜等現實壓力，政府將危機意識教育置於國民教育的重要位置，着力培養青年一代對國家生存脆弱性的深刻認識，從而強化公民責任感，使個人命運與國家興衰緊密聯繫。

在課程設計上，學校德育課程自小學起，隨年級推進，從個人品德養成、家庭責任、學校歸屬感，到社會參與及國家服務，逐步培養學生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課堂學習之外，學生須參與升旗、唱國歌、誦讀誓詞、社區服務、志願活動、參觀歷史遺跡等多元實踐活動，將服務社會的理念內化於日常行為之中，使奉獻國家成為具體可操作的價值取向。此外，文化層面的價值引導亦不可忽視。新加坡特別強調東方儒家倫理的現代意義，將「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等核心價值融入德育課程與社會宣傳，打造以家庭、集體、社會與國家緊密結合的價值體系，從而在抵禦西方個人主義衝擊的同時，為多元社會提供穩定的道德基礎。

在此基礎上，新加坡政府還通過多元融合的政策設計，積極建構「新加坡人」的共同身份認同。愛國教育不僅着力於淡化原有族裔及原生文化的差異，更強調種族和諧、民族共融與宗教寬容作為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石，並通過法律保障與福利政策等措施，維護各民族、各宗教之間的平等與尊重。這一系列制度化的政策安排，持續鞏固國民的集體歸屬感與社會團結意識。

在實踐層面，新加坡的愛國主義教育展現出高度多樣性和全方位覆蓋、深入滲透的特點。除了將學校作為愛國教育的主陣地，政府同時高度重視家庭在愛國主義教育中的基礎作用，以「家庭是社會的核心」和「社會高於個人」作為核心信念，強調學校與家庭應形成協同育人的整體格局。此外，新加坡還充分利用社會和媒體資源，通過教育電視節目、社區實踐、跨學科活動、文化周等多元途徑，使愛國主義價值觀在學校、家庭、社區及整個社會環境中形成協同推進的合力，促進多元價值與國家認同的有機整合。

雖然美國與新加坡分屬不同政治體系，國家歷史、文化傳統與制度環境各異，但兩者的愛國主義教育展現出一定的共通性。這種共性體現在以下幾個關鍵層面：

第一，國家認同的多維建構與象徵轉化

無論是美國還是新加坡，愛國主義教育都不僅僅依賴單一的歷史敘事或狹義的政治灌輸，而是以歷史、文化、法律、象徵、儀式等多元維度，共同構築現代國家認同的心理與情感基礎。歷史教育與國家重大敘事為學生提供集體記憶的依託，法律與制度教學則賦予國民明確的權利義務意識，而國旗、國歌、誓詞、紀念日等公共象徵和儀式進一步將國家身份內化為個體的日常經驗。這種全方位、層層遞進的象徵轉化，使國家認同成為可體驗、可實踐、可共鳴的現代公民素養。

第二，多元包容與理性思辨的教育設計

兩國同時面對多元族群、多重身份的社會現實，因此在愛國主義教育中，特別注重設計包容性的內容與參與機制。愛國教育鼓勵不同族群、不同背景的學生參與討論與價值辯證，讓國家認同成為理性思辨、情感共鳴和個人選擇的結果，而非被動接受的單向灌輸。這種多元文化下的共融設計，使不同族群均能在國家敘事中找到情感與價值的共鳴點，從而增強國家認同的廣泛性與深度。此外，兩國的愛國教育普遍採用探究式教學，強調學生在深切思考、體驗與反思中，探討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國家和社會議題。

第三，核心價值與責任意識的強化

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層面，美國與新加坡均將危機意識與責任等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核心要素。學生不僅被要求理解國家發展的歷史脈絡、憲政體系和國家制度以及當今國際格局的變化與挑戰，更需在日常生活中踐行公民責任，將個人命運與國家興衰緊密聯繫。這種責任意識的培養，不僅提升了國民的凝聚力，亦為社會穩定與國家發展提供持久的內生動力。

第四，「從做中學」與公民實踐的高度結合

兩國均強調愛國主義教育必須突破課堂知識的局限，將公民意識、社會參與和自我實踐緊密結合。兩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均以行動為載體，讓學生在「從做中學」的過程中，將國家認同、社會責任與個人價值內化為具體行動。這種以「行動—反思—再行動」為主軸的實踐路徑，促進了知識、情感與行動三位一體的教育效果，防止愛國主義流於口號或形式主義。

香港需要怎樣的愛國主義教育？

香港的特殊歷史背景、社會結構和當下困境，要求我們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同時，提出適合香港的愛國教育新路徑。這一路徑的核心，在於強調建設性思維的培養——即不僅僅將愛國教育視為知識的灌輸或情感的喚起，更應引導學生以主動、理性且具備問題解決能力的態度，積極參與國家建設與社會事務，並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尊重和包容不同社會群體的需求與觀點，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共同發展。

具體而言，香港愛國教育應強調「憲法—基本法」體系下的法治、自由、包容等核心價值，同時融入中華文化、歷史記憶和社會責任等元素。此外，愛國教育不能流於口號或形式主義，更需以事實為基礎，幫助年輕一代理解中華民族的苦難與奮鬥歷程、現代國家建設的艱辛、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與挑戰，以及香港與國家休戚與共的現實格局。

歷史教育必須嚴謹，讓學生在多角度、多層次的學習中形成理性的國家認同。在課程設計、教材選擇及教學實踐方面，應給予多元聲音合理空間，避免形成二元對立。通過開放討論和建設性思維訓練，學生才能既懂得愛國，也能理性面對國家不足和社會爭議。值得強調的是，愛國教育的核心不僅是知識傳授，更在於情感培育。

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承載地，香港有責任讓學生在語言、民俗、文學、藝術、節慶等日常生活中，自然感受到中華文化的親切與自豪，從而增強文化自信。同時，鑒於香港社會的高度多元，愛國教育也應尊重學生的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與身份認同。進一步來說，愛國教育還需轉化為學生主動參與的社會實踐，落實到服務社會、關心香港、關心國家的具體行動中。例如，志願服務、社區參與、社會調查、歷史文化考察、國情研學、科技創新比賽等，都是培養責任感與使命感的有效途徑。

最後，香港長期形成的國際化優勢，不應在愛國教育中被排斥。事實上，愛國主義並非排他性的民族主義，而是以國家認同為根基，擁抱世界、尊重多元、開放包容。因此，香港更應致力於培養「國際化中國人」：既有家國情懷，又能以自信的姿態面對全球化競爭與合作。

總體而言，香港所需要的愛國教育，應是一種能夠在多元社會中激發共同價值與責任感的現代公民教育。這不僅止於培養學生「認同國家」或「遵守法律」，更在於引導青年在多元文化中找到自我定位，成為具有香港情懷、家國責任與世界胸懷的新一代現代公民。這種愛國教育，應跨越知識、情感與行動三個層次，通過學校、家庭、社區和社會的全方位協作，讓青年在理解歷史、體驗文化、參與社會、服務國家的過程中，「知、情、意、行」合一。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理性與情感的雙重滋養，知識傳授與行動實踐的有機結合，促使國家目標與個人理想相互契合。當愛國教育成為香港社會的共同事業與青年自主追求的價值，香港才能真正實現「人心回歸」，在「一國兩制」下走向共融、創新與繁榮的未來。

「律政思」是由法律專業人士主筆的法律評論專欄，旨在以專業視角，剖析國際、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法律發展、法治建設及相關社會議題，深化公眾的理解。作者林詠茵是香港教育大學國家安全與法律教育研究中心講師、香港大學法學博士。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的『何為』與『何去何從』」。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