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太一專欄

在韓國釜山慶州舉行的中美元首會晤，不只是一次外交事件，更像是對中美關係未來走向的一次「壓力測試」。這場會晤揭示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以「G2」為中心、以「戰略對稱」為底色的時代。中美兩國在長期博弈後，逐漸形成了一種既競爭又依存、既對抗又克制的關係模式。在這個新平衡中，沒有哪一方能輕易取勝，但也沒有哪一方敢輕易破局。

白宮內部的分歧：
重商主義與安全邏輯

此次會晤的一個核心特徵，是特朗普與華盛頓內部對華「鷹派」之間的微妙較量。鷹派以「國家安全」為最高優先級，強調防範中國技術崛起與軍事現代化；而特朗普的思維方式則仍然是典型的「重商主義」——只要美國能賣出更多商品、縮小貿易逆差，那就是「美國優先」的成功。

會後特朗普的表態極具代表性：他向媒體表示中國將擴大進口美國大豆等農產品，也提及中國企業將與英偉達直接談判購買高端芯片，並稱這是「好事」。在鷹派看來，這無異於幫助中國科技騰飛；但對特朗普而言，能「賣出去」比「防進去」更重要。他也希望美國能向中國出售更多能源產品。這種態度讓美國對華鷹派頗為不安，但也體現出特朗普的政治邏輯：貿易赤字才是真正的敵人，國家安全問題則可以通過交易化的方式進行管理。

這種分歧反映出華盛頓內部的兩種戰略心態：鷹派主張長期壓制、戰略脫鉤，而特朗普更關注短期收益與個人政治得分。兩種邏輯的碰撞，使得此次中美會晤不僅是兩國元首的交鋒，也是一場美國內部路線之爭的延伸。

值得注意的是，會晤並未涉及台灣問題。此前華盛頓對華鷹派一度擔心特朗普可能在台灣議題上作出重大讓步，不排除他會從「不支持台獨」轉為「反對台獨」，甚至推動一項「大交易」（Grand Bargain）。最終他選擇暫時回避——這既是出於政治謹慎，也可能是華盛頓鷹派施壓的結果。特朗普知道，這個議題一旦觸碰，就會引發諸多爭議和來自美國內部的不滿；而「暫時擱置」或許是他此刻最務實的選擇。

G2時代的來臨：
從對抗到被迫共生

在會晤前夕，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寫道：「G2的會談馬上就要開始了！」這句看似隨意的話，恰好揭示了他的世界觀——世界的中心不在G7，也不在聯合國，而在中美兩極。其他國家，無論是歐盟、日本還是印度，都只是外圍配角。

這種「G2思維」貫穿了特朗普的整個外交布局。經過幾年博弈，中美關係已進入一種「被迫共生」的階段。雙方都清楚，徹底脫鉤的代價遠高於維持有限競爭的成本。芯片與稀土、關稅與匯率、港口費用與農產品採購——這些看似針鋒相對的措施，其實構成了一種「以攻為守」的平衡機制。彼此試探、彼此克制，在不斷的壓力與回旋中維繫着一個脆弱但穩定的平衡，相關舉措共同構成了一個臨時的「降溫框架」。它不是和解，但至少築起了護欄，讓關係不再自由落體。

這種「戰略對稱」並非偶然，而是兩國力量結構變化的結果。美國發現單邊施壓已難奏效，中國也意識到繼續正面對抗會傷及自身。於是，一種新的默契正在形成：通過平衡手段相互牽制，通過制度性溝通防止誤判。它更像一種「行為約束」——以競爭的形式維持穩定，以克制的姿態延長博弈。

元首外交的作用：
穩定是最大公約數

慶州會晤的最大意義，也許不在於具體成果，而在於機制本身的恢復。中美高層溝通渠道重新啟動，顯示雙方仍然承認「元首外交」的壓艙石作用。這種模式的要義在於：領導人設定方向，官僚系統負責執行，關鍵決策再由元首拍板。只要政治信號足夠明確，談判團隊便能找到落地方案。當前雙方恢復對話，正說明中美都意識到必須建立某種「穩定機制」，而非再陷入「出牌—報復—協商—撤牌」的循環。

未來的挑戰在於，如何讓這種互動常態化、制度化。無論是通過定期元首通話，還是建立部長級對話平台，關鍵都在於讓風險可預見、政策有延續。只有這樣，中美才能在競爭中形成穩定共存的關係——在保持警惕的同時維持合作，在政治分歧之外尋找經濟共贏的空間。

短期內，這種脆弱平衡可能維持到下次領導人會晤。但長期而言，決定中美關係走向的，不是誰更強，而是誰更能在不完全信任中保持克制。穩定——本身也許正是雙方在這個「G2時代」所能共同追求的最大公約數。

作者孫太一是美國克里斯多夫紐波特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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