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是外國人的犯罪行為擾亂了日本嗎?——看清真相與盲點

撰文:思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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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哲研究所|柴思原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自己並不排外,因為她自認在針對的是「不守規矩」的外國人。高市表示:「部分外國人的違法行為和違規現象,已引發國民的不安與不公平感」,負責「與外國人有序共生社會推進」的內閣府特命大臣小野田紀美亦直言要打造「讓做壞事的外國人無法待在日本的環境」。日本國內反移民的聲音日熾,可若我們仔細解讀官方數據,那些「外國人犯罪論」究竟多大程度上可以站得住腳呢?

數據的真相

日本的犯罪總量在21世紀初達到峰值後,在過去20年裏主要呈下降趨勢。新冠疫情期間,更是進一步下降,疫情結束後則是連年回升。日本警察廳的統計顯示,2024年全國共記錄刑法犯罪案件737,679起,較2023年增加34,328起,增幅為4.9%。犯罪總量已恢復至疫情前水準的98.5%,但仍遠不及峰值。犯罪類型以竊盜為主,全年共發生501,507起,同比上升3.7%。詐騙案件增幅更為顯著,上升24.6%至57,324起,其中又以「特殊詐騙」為首,指犯罪分子冒充親屬、熟人或政府官員誘騙受害者交付錢財,透過電話或網際網路實施。

2024年涉及外國人的刑事案件為21,794起,同比增加20.5%,但這一規模僅為2005年近4.8萬起峰值的一半。同年,在日被逮捕的外國人數為12,170人,同比上升5.5%。而隨着犯罪總量回升,公眾對社會治安的擔憂近年亦有所加劇。日本警察廳2024年10月對全國5,000名15歲及以上男女進行的調查顯示,76.6%的受訪者認為過去10年治安狀況有所惡化,較上一年上升4.8%。

標籤的誤導

在解讀外國人犯罪數據時,有四點細節尤其值得注意。第一,無論日本人還是外國人,犯罪數量在疫情後均呈上升趨勢,而非外國人犯罪單獨增加;竊盜和詐騙亦是外國人犯罪中最為常見的類型,而搶劫、殺人等嚴重暴力犯罪則極為罕見。

第二,「外國人」並不等同於「外國居民」。2024年外國人犯罪數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來自短期訪客,而非長期居住者,而且該數據並不包括永住者。此外,2023年適用《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等特別法的案件中,逾八成被逮捕對象為外國非居民,主要涉及非法入境、逾期滯留等移民管理違法行為。這類違法行為不同於《刑法》項下的犯罪,不能簡單等同於治安惡化。

規訓與偏見

第三,執法方式差異很可能影響統計結果。研究反映,外貌差異、對法律不熟悉以及語言與文化障礙,使外國人更容易受到警方盤查。東京律師協會於2022年1至2月間對外籍居民及具有外籍血統人士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2,094名受訪者中,62.9%表示過去五年曾被警方盤問。其中85.4%認為警方在接近他們時明顯基於外貌判斷其「外國血統」,76.9%認為被盤查的唯一原因正是其「外國人或具有外國血統」的身分。按族裔來看,拉丁美洲裔被盤問的比例最高,達84%;其次為非洲裔,佔83%;中東裔位居其後,佔76%。2024年1月,東京三名外籍居民就多次被警方無正當理由盤查而提起涉嫌種族歧視的訴訟。

第四,日本正面臨司法通譯資源不足的問題。根據《每日新聞》報道,全國警方在訊問外國籍嫌疑人和受害者時聘用外部翻譯的案件,於2023財年約為6.61萬起,較10年前成長約1.7倍。並且,截至2024年4月,全國各都道府縣警察已配備約4,200名內部翻譯人員。然而,根據《朝日新聞》2026年1月的報道,法院通譯人數與9年前相比反而減少約15%。專家分析指出,這是因相關工作負擔沉重,且報酬與專業要求嚴重不匹配,容易導致誤判。例如2024年3月,三重縣一名菲律賓籍女性因涉毒指控被起訴,但法院認定關鍵證據存在翻譯錯誤,最終判其無罪。

矛盾的激化

從重罪案件來看,日本仍是全球最安全的國家之一。綁架、殺人等重罪的發生率遠低於多數工業化國家,外國人實施此類犯罪的情況亦極為罕見。根據「世界監獄簡報」的數據,日本的監禁率為每10萬人33人,而美國則高達542人。將日本的問題簡單歸結為「外國人(犯罪)問題」,反而可能分散日本社會對更深層挑戰的關注,包括人口持續減少、勞動力短缺以及外國人的社會融入。

日本對外國勞動力的依賴正不斷加深。厚生勞動省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0月,在日外籍勞動者約230萬人,同比增加12.4%,創歷史新高。僱用至少一名外籍員工的企業數增至約34萬家,同比成長7.3%。日本國際協力機構估算,為實現經濟成長目標,日本到2040年將需要約688萬名外籍勞動者。

天秤已失衡

另一邊廂,高市自2025年10月就任以來逐步收緊移民政策,涵蓋簽證逾期、健保與年金欠繳、土地購置及違規民宿等議題,並提出更嚴格的在日年限與日語能力要求。日本政府有必要在國民當下的反移民情緒與國家長遠發展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但高市等人炒作外國人犯罪問題,未將外國遊客、居民與永住者加以區分,對外國人犯罪與違規行為加以泛化,刺激公眾反移民情緒,而這種情緒又反過來成為政府採取更強硬政策的依據,可能打破上述平衡。

2025年11月公布的《朝日新聞》電話調查顯示,在是否應接收更多訪日者與移民的問題上,56%主張減少,支持增加者僅為26%。同年12月,《讀賣新聞》與早稻田大學的聯合調查亦顯示,59%的受訪者反對接收外國勞工,68%認為外國居民數量增加將惡化社會治安——平衡已然破裂。

回歸真問題

日本所面臨的移民問題並非日本獨有。若撇除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需求,僅從人才政策角度出發,政府不僅應避免以籠統標籤概括複雜問題,亦應區分《刑法》犯罪與移民管理違法行為——後者並不等同於治安惡化。在解讀外國人犯罪數據時,有必要將其置於整體與歷史框架中加以審視。

高市政府不應忽略外國人犯罪在犯罪總量中所佔的有限比例,以及新增案件更多涉及短期遊客而非長期居民的現實,應從補充司法通譯資源、擴大語言支持與推動外國人社會融入等角度施政,方能更有效維護公共安全、司法與執法的公正,並緩解人口老化與勞動力短缺所帶來的長期經濟壓力。

作者柴思原是「思哲研究所」特約撰稿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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