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國際地緣政治的板塊正經歷着劇烈且不可逆轉的震盪，昔日冷戰後那種建立在外交辭令與表面共識之上的國際秩序已然崩塌。我們正身處一個霍布斯式（Hobbesian）的現實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實力與利益的赤裸交換取代了彬彬有禮的對話。西方陣營長期建構的那套關於規則秩序與普世價值的宏大修辭，在冷酷的地緣博弈現實衝擊下，正迅速喪失其解釋力與公信力。這種西方管治模式的深層危機，不僅僅是外交層面的失利，更是一場關於制度效能的全面崩潰。對於身處風眼中的香港而言，這是一記震耳欲聾的警鐘，提醒必須透過現象看清本質，反思何種憲制秩序方能保障這座城市的長治久安。

德拉吉報告的病危通知

這種危機感並非憑空臆測，而是有着確鑿的數據支持與來自西方內部的剖析。就在2024年9月9日，一份題為《歐洲競爭力的未來》的重量級報告正式發布，這份文件由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委託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親自操刀，被視為對歐洲經濟前景最權威的診斷書。德拉吉在報告（Draghi Report）中沒有選擇外交式的委婉，而是發出了近乎絕望的生存警告，直言歐洲若不進行根本性的結構改革，將面臨緩慢而痛苦的衰亡過程。這份長達400頁的文件猶如一份病危通知書，無情地揭開了歐洲大陸繁華表象下的沉痾，其所列舉的數據更令人觸目驚心。

報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歐洲在創新領域的斷層，指出歐洲長期以來未能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商業價值，尤其是在決定未來國運的高科技與人工智能領域更是全面落後。一個最具殺傷力的數據是，在過去50年裏，歐盟竟然沒有誕生過一家市值能突破1,000億歐元的創新公司，這與美國科技巨頭林立的局面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此外，零碳目標與工業競爭力之間的矛盾也令歐洲企業窒息，目前歐盟的能源成本是美國的二至三倍，高昂的營運成本正迫使製造業外遷，導致產業空心化。德拉吉更呼籲建立統一的國防工業戰略，以減少對外部勢力的安全依賴，間接承認了歐洲在戰略自主上的缺失。

交易主義遇上霸權崩裂

為了挽救這艘正在下沉的巨輪，德拉吉提出了一個規模堪比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的激進方案，建議歐盟每年需額外投資7,500至8,000億歐元，約佔歐盟生產總值的5%，並建議發行共同債務以資助這些關乎生死的項目。然而，這份本應是歐洲經濟救亡圖存的藍圖，甫一面世便撞上了西方體制內耗的鐵壁。德國等成員國迅速基於自身利益對共同債務表示反對，無視報告中關於簡化監管和改革投票機制的呼籲。這種面對生存危機仍舊陷入無休止爭論的局面，精準地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在決策效率上的致命缺陷。旨在強制共識、權力過度分散的管治機制，已令歐洲喪失了果斷行動的能力，空有昔日的榮光與排場，卻無力應對當下的挑戰。

與此同時，美國亦展現出另一種形式的管治崩壞。華盛頓的外交政策已徹底回歸到赤裸裸的交易主義，將神聖的主權視為可供談判的資產。從提議購買格陵蘭島的荒謬構想，到將北約視為收取保護費的生意而非共同防禦的承諾，均表明在霸權眼中，盟友不過是隨時可以犧牲的籌碼。這種將國家關係商品化的行徑，令依賴美國安全保護傘的小國及鬆散聯盟陷入了極度危險的境地。歐洲既在安全上依賴一位意興闌珊且需索無度的盟友，又在經濟上試圖與其最大的市場切割，這無疑是一條通往戰略自殺的死胡同。

從西方治理癱瘓中反思

在這樣一個傳統盟友關係瓦解、19世紀叢林法則回歸的動盪時代，香港若繼續盲目迷信西方那種日漸失效的制度模式，無異於緣木求魚。西方的亂象反證了香港回歸憲制秩序原點的必要性，特別是對「行政主導」體制的堅持。「行政主導」並非單純的政治口號或政策偏好，而是植根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法理必然，更是香港在風高浪急的國際環境中生存的唯一依託。在決策速度等同於國家安全的現代治國浪潮中，唯有權責分明、執行力強的管治架構，才能駕馭變局。

過去一段時間，在港及海外反華勢力刻意曲解《基本法》，將「三權分立」的概念武器化，試圖將香港的政治體制異化為一個互相掣肘、甚至互相敵對的角力場。這種對抗性的政治文化曾令立法機關淪為「拉布」和政治表演的舞台，導致大量關乎民生的政策議而不決，這段歷史教訓與歐洲當下的困局如出一轍。一個視阻撓行政為主要職能的立法機關，制衡的不是權力，而是社會的進步。在「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下，必須徹底摒棄這種內耗文化，確立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各司其職但目標一致的良性關係，共同維護國家主權與發展利益。

權責分明提升管治效能

特區行政長官既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也對香港特區負責，這憲制設計本身就要求行政長官必須擁有足夠的權力資源來主導政策制定與執行。唯有如此，香港才能高效地調動資源，主動對接國家的發展戰略。當前國家正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十五五規劃等宏大藍圖為香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香港能否發揮其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及貿易中心的獨特優勢，直接取決於行政機關能否在沒有政治干擾的情況下，果斷推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政策。行政機關必須獲充分授權，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而不應受制於那些令西方政府癱瘓的人為瓶頸。

任何政治制度的終極認受性，歸根結底源於其在環球不確定性中保障穩定、促進發展的能力。當西方國家退守「保護主義」，因內部紛爭而無暇他顧之際，香港必須擁抱其憲制責任，將維護國家安全視為經濟活力的基石。《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的完成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實施，標誌着香港那個易受外部顛覆勢力干擾的脆弱時代已經終結。隨着法律防火牆的建立，社會的焦點必須全面轉移至管治的執行力上，透過實實在在的施政成果來回應市民的訴求。

新秩序中確立香港優勢

全球權力重心正不可逆轉地向東方轉移，這是一個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大勢。香港承擔不起歐洲那種天真的幻想，誤以為軟實力和道德姿態可以替代硬經濟。為免淪為地緣政治的籌碼或大國博弈的犧牲品，香港必須透過鞏固行政權威提升管治能力。「行政主導」體制提供了應對外部衝擊所需的靈活性，無論是面對突如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金融市場的波動，還是針對性的敵意貿易措施，強有力的行政中樞都是化解危機的關鍵。

未來的競爭將是制度效能的競爭。通過將本地施政與國家復興的強大勢頭緊密對接，香港將確保自己不再是被動旁觀者，而是建立穩定繁榮的多極新秩序的積極參與者。那個模糊不清、左右逢源的時代已經結束，未來屬於那些將秩序、效率及對主權根基的忠誠，置於西方霸權日漸腐朽的教條之上的司法管轄區。香港必須在這轉折點上展現出足夠的戰略定力，以「行政主導」的高效管治，在變局中開創新局。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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