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專欄｜奇妙的揭發者

清晨的香港街頭，九龍巴士1A緩緩駛入熙熙攘攘的市區站台。車門打開，上班族魚貫而入，一位母親一手抱嬰，一手艱難地在擁擠車廂中摸索着座椅旁的安全帶扣。拉出—纏繞—扣緊，這套在小轎車裏只需三秒的動作，在巴士狹窄的空間裏竟花費了她近半分鐘。而下一站，僅僅五百米後，她又必須解開這剛繫好的束縛，擠過人群下車。這一幕，自2026年1月25日香港強制巴士乘客佩戴安全帶新例生效以來，已在全港巴士上無數次上演。

新規規定，若座位配有安全帶則必須佩戴，違者最高可被罰款5,000元及監禁三個月。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記者會上回應質疑時，強調安全數據，稱佩戴安全帶可降低七成重傷風險與四成死亡風險。不過，政府高官和議員有沒有經常坐巴士和試戴安全帶呢？一項旨在保護生命的政策，為何甫一實施便陷入「安全帶之亂」的輿論漩渦？當安全帶從保護裝置異化為日常困擾，我們或許需要重新審視，真正的道路安全，究竟繫於一條帶子，還是更根本的治理邏輯。

亂象叢生：一紙法規與千萬人的日常

新規實施首日，有記者在14條巴士線觀察發現，235名乘客中僅91人佩戴了安全帶，佩戴率不足四成。社交媒體上，市民的抱怨紛至沓來：安全帶卡死失靈、帶身藏污納垢甚至爬出蟑螂、設計對兒童不友好可能勒頸、短途客剛扣上就要解開。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許多市民為規避麻煩，寧願站立也不願就坐。然而，根據過去十年數據，巴士意外中重傷和死亡的乘客，企位者分別佔近六成和七成。一項安全政策，竟可能因執行不便而將乘客推向風險更高的選擇，這無疑構成了首個悖論。

更深層的矛盾在於政策邏輯本身。立法緣起於2018年大埔公路巴士翻側致19死66傷的慘劇，但2018年的《香港專營巴士服務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並未建議「一刀切」立法。報告明確提醒，任何強制安全裝置決策都需基於嚴謹的成本效益分析，且所檢視的海外司法管轄區中，無一強制市區巴士或設有企位的巴士安裝安全帶。香港的新規，在追求安全的名義下，反而與國際通行的分層次安全標準漸行漸遠。

道路的雙重性：高速公路與市區脈絡

香港的道路網絡本身，就隱含着一個被政策忽視的二分法。正如市民憑多年乘車經驗所感知的：高速公路上的長途巴士線，佩戴安全帶確有必要；但市區內每隔數百米停靠的短途線，頻繁繫解不僅不便，甚至可能因延誤下車而引發新的安全風險。

以港島城巴26號與九巴1A為例，這類路線穿行於鬧市，站距短、車速低，與行駛在新界快速公路的跨境巴士面臨的風險譜系截然不同。然而，新規卻將兩類場景等同視之，用統一的「有帶必扣」覆蓋了道路的多樣性。

這種「一刀切」思維，在治理中並不鮮見。它將複雜的社會現實簡化為可管理的單一指標，用行政便利取代了因地制宜的精細考量。當政策制定者坐在辦公室審視地圖上的路線圖時，他們看到的是線條與節點；而每日搭乘26A巴士穿梭於街巷的市民，體驗的是每一次起步、停靠與擁擠中身體的微妙平衡。兩者的落差，恰是政策脫離實際的生動寫照。

被遺忘的核心：司機、車輛與速度控制

回顧香港多年來的嚴重巴士事故，超速、司機疲勞駕駛、車輛急轉彎等往往是比乘客是否繫安全帶更直接的原因。2003年，立法會就已關注巴士安全問題，運輸署當時要求巴士公司全面檢討的六項重點中，包括「防止巴士超速的方法」和「使用其他監測裝置的可能」。

20多年過去，技術進步為這些核心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可能。政府自2018年起撥款五億元資助專營巴士加裝安全設備，截至2024年底，約5,300輛巴士已配置電子穩定控制系統及車速限制減速器，超過2,200輛巴士安裝了先進駕駛輔助及司機狀態監測系統。這些裝置能自動調整油門剎車防止翻側、監測司機危險行為併發出警報，是從源頭預防事故的主動安全措施。

然而，公眾視線與政策焦點卻更多被「安全帶」這一被動防護裝置吸引。這構成第二個悖論：我們花費巨資加固「最後一道防線」，卻對前沿陣地的鞏固語焉不詳。當記者追問執法細節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的回應是「情理法兼備」；當市民困惑於何時該扣、何時可免時，得到的答案是「視具體情況」。這種模糊性，將安全責任悄然轉嫁給了最末端的乘客，而非系統設計者與管理方。

懸浮的決策：當治理失去「地氣」

一項政策的合理性，不僅在於其意圖的良善，更在於它是否紮根於所治理的社會肌理。有議員承認，審議法例時「焦點在第二樣嘢」，甚至討論過的士司機位前可放多少部手機，反而對安全帶設計細節「比較少去討論」。整個附例審議過程，僅在一天內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會議便「光速通過」，期間未舉行任何公聽會。

這種決策過程的「懸浮」，與內地官員常強調的「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形成微妙反差。當立法者與主事官員因公務繁忙而鮮少親身擠巴士體驗，他們如何能感知到安全帶卡扣的鬆緊度、車廂擁擠時繫帶的不便、長者操作的困難？

政策制定猶如醫生開方，需先精準號脈，再對症下藥。若僅憑統計數據（如安全帶降低傷亡率）就開出「萬靈丹」，而忽視本地巴士高載客量、多企位、短途為主的特殊脈象，結果難免「藥不對症」。有議員如今建議半年後檢討，考慮短途線改用腰繫式安全帶，這雖是補救，卻更凸顯前期調研的缺失。

繫上的與解開的一條安全帶，在香港的街頭，已超越了其物理功能，成為觀察城市治理的透鏡。它繫上的是對生命安全的鄭重承諾，卻也可能解開政策與民眾信任之間的紐帶。當市民在顛簸車廂中與那根帶子搏鬥時，他們困惑的或許不僅是「怎麼扣」，更是「為什麼」。

真正的道路安全，是一個系統工程。它需要分門別類的風險評估——區分高速公路與市區線路；需要溯本求源的預防——投資司機培訓、車輛主動安全技術、智能限速裝置；更需要接地氣的政策制定——讓決策者回到巴士車廂，體驗那十分鐘車程中繫帶、解帶的真實節奏。

當制定政策的人們，放下手中的數據報表，真正坐一次1A巴士，在擁擠與顛簸中伸手去夠那個可能已有些油膩的安全帶扣時，他們會對「安全」與「便利」的權衡，產生不一樣的體悟。城市的治理，終究不是為了繫上更多的帶子，而是為了讓市民在流動中，感受到更多的從容與保障。而這，需要的是雙腳沾地的踏實，而非懸浮於數據之上的良善意圖。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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